共产国际、鲍罗廷与北伐时期的土地革命

共产国际、鲍罗廷与北伐时期的土地革命
安徽大学1983级张礼德
一、国民革命与土地革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从广东北伐，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主力部队，将革命势力从两广推进到长江流域，控制了半个中国。

在“军事胜利之后，最急需最重要的就是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解决民众问题的政治工作了”⑴。

在殖民地经济状况之下，农民在人口中始终是占最大多数，因此帝国主义宰割殖民地的对象也便在这广大的农民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停滞在小农及手工业的农村经济的国家，才有销售市场、吸收原料、投放资本的可能，换言之，才有剥削的可能。

不过，现在的农民，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痛苦，二不能再忍耐了，已经自动的（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始的或有组织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

换言之，便是农民已经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的战线了，并且在实际政治上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革命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二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曾说：“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⑵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打到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所形成的畸形封建制度，而此畸形封建制度的对象，在广大农民群众身上，即是其基础在剥削农民的上面，“因此不推翻封建制度则已，否则非使此基础下的农民奋起革命不可。

”⑶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

农民必须起来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特色。

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途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广东、江西、两湖地区的农民纷纷起来支持北伐军，有的农民直接参加作战。

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为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实际上是当时北伐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⑷而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农民运动的最后目标，尤其是贫农，他们奋起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即求现实土地的取得。

早在1926年初，提出和解决土地问题就被提到了首位。

农村中发生所谓“平均佃权”的口号及富农与贫农的冲突，这都是以表现土地问题的急迫。

“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完成国民革命，非使农民参加不可，也就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

⑸能够保障农民的继续参加革命，同时在推翻封建制度这一件工作中也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是根本的办法，因为地主制度存在一天，封建政治随时有复兴的机会。

至于政府财政问题的解决，农业生产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士兵生活的改良，等北伐战争中一切重要问题都必须在农民领有土地以后，才有解决的希望。

因为没有土地问题的解决，地主控制着土地所有权，农民一年到头的生产品不能全部归为己有，因而农民对于农业无心改进，政府收入也就无从增加，因此工商业也就没有发展的途地。

土地问题因而成了国民革命第一个重要问题。

究竟怎样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曾说过：“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扫除帝国主义。

现在北伐已成为现实，这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然的阶段。

……当前的任务是执行这样的政策，即在大军所到之处采取措施，发动农民，把农民吸引到我们方面来。

这样，农民问题就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伐军应当在行军途中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要开始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强调指出，在解决土地问题之际，必定会困难重重，使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尖锐化。

“打到军阀，这是一个任务，但是，要着手改变土地关系和租税制度，这就更是一个不可比拟的艰巨的任务了。

”为了顺利完成北伐，鲍罗廷认为必须做到：“制订政治和经济的纲领；通过清党加强国民党的左翼；发展军队内的左派力量；制订土地纲领，加强农民工作，直至进行土地革命。

”⑹经过革命军队去推动农民。

中国的革命
军队——国民革命军是这样一个力量：它第一次迁入到新的省份，第一次与最蜂涌的农民群众接近，农民对于新的政权，对于国民党及一般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靠革命的军队的品行和它对于农民和地主以它对于农民帮助的程度为转移的。

如果中国革命军队带来了很多的怀疑分子，这些分子将会变坏军队的面目。

由此可以知道农民眼中军队的政治面貌和它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多么重要。

因此，必须“经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

”⑺1924年以来，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的运动发展不到两年，便急转直下的到了政权的斗争，到了争土地的斗争。

1927年一年，尤其可以说是全国普遍的农民暴动的一年，虽然他们还是互相隔离，还是此起彼落的发动，还不能集中联合起来，因此也没有能取得大范围的胜利。

但是农民群众在斗争中已经不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已经有一个可以依靠及可以领导他们的坚固而忠实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他们的倾向与要求也已日渐明朗起来：废除苛捐杂税，打到土豪劣绅，并且要求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之建立，要求彻底肃清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改变旧的土地关系。

“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万分的紧迫”⑻
土地革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势力的扫除，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遭到严重的打击。

而要根本扫除中国的封建势力，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厉害，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革命取得胜利愈有把握。

所以土地革命实是中国革命的中枢。

”⑼在“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就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为解决土地问题同蒋介石战斗了。

二、国共两党对土地革命的态度
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

左派邓演达等人始终信奉新三民主义，认为北伐的目标是打到封建军阀，而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军是农村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及城市里的工人、手工业者。

邓演达曾特别强调：“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工们。

”在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中，首先强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和你们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解决了，才算是农民问题解决了。

”“土地问题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实为革命生死问题。

”赞成或反对农民解放是衡量革命的朋友、国民党忠实党员和机会主义者、反动派的尺度。

⑽这种观点在国民党内是难能可贵的，就在共产党内，达到这种认识高度的人，也为数不多。

至于国民党的右派领袖们，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取得北伐的胜利，开始只得表面上赞成农民土地革命，以获得广大的农民的支持。

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对农民宣言，其中说到：最近各地农民起来的形势，至为迅猛，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短期间内，有极大的发展。

长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以北伐军的进展，农民必定迅速的起来，成为拥护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除参入战争扶助革命军胜利外，就是打到军阀、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

“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

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

本党具有最大之决心，将领导此种斗争，使得最后的胜利”。

⑾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最多不过实行“乡村自治”，不愿进行土地革命。

由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也开始热烈讨论这个问题。

将领们被农民运动搞得心神不定，他们作为土地占有者，本能地觉察到农民运动的矛头所向”。

⑿因而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

“四·一二”政变，特别是“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一步一步地向右转，连续发出布告、训令，严厉指责和一再制止农民运动的“幼稚”、“过火”行为，强调越轨之行动必加以制裁，并颁发保护土豪劣绅的法令。

因而使土豪劣绅得以卷土重来，利用政府命令向农民报复，他们勾结土匪，屠杀农民，使第一次大革命在这种恐怖气氛中陷于失败。

国民党因其背弃人民而走向反动，那么共产党对土地革命采取了什么态度呢？首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政党，当然要为工农谋福利。

自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员已经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运动。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到1927年初，已经以湖南为中心发展到全国广大地区，农民协会的组织已遍及十七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八百万人。

而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则是土地问题。

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的论断。

1927年2—3月，毛泽东同志针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机会主义散布的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了”的谣言，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农民情况，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明显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认为“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⒀他还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所谓“过分”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土地革命中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还积极主张解决土地问题，他说：要挽救革命的危机，非有一支生力军不可，而“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

⒁共产党内还有蔡和森、彭湃等人对土地革命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进行了勇敢的探索。

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不想在全部日常工作中使革命深入下去，他害怕群众不下于国民党害怕群众”。

⒂在1927年5月告工农书中，批评湖南农民左倾，完全否定他们的行动，以此向国民党表白自己，力求维持即将破裂的国共合作。

当土豪劣绅起来攻击土地革命和武汉政府下令限制农运时，陈独秀等人被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和反动派的叫喊所吓倒，不敢依靠农民，却幻想依靠国民党及其武汉政府给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并与国民党一起组织了土地委员会，把农民的土地要求，限制在国民党政府所允许的范围里进行，就势必压制农民的斗争。

并对土地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置之不理。

后来陈独秀竟以停止土地革命来寻求国共合作，相信国民党政府超过了相信群众，而陈独秀等人眼中的国民党左派及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已明显向右转，正积极寻找借口，准备叛变革命了。

虽然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曾明确指出：“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力量，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

指出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但会后因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未按此正确的决议执行。

以致在大革命的最紧要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中国共产党竟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三、鲍罗廷与土地革命之关系
鲍罗廷是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聘请派到中国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地位很高，有权指
挥苏联驻中国的军事、政治顾问人员。

他不受苏联大使的领导，也不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指挥，直接从斯大林、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接受任务。

从国民党看，鲍罗廷不但是政治、军事顾问，而且是党的顾问；国民党的许多重大决策，他都参与决定。

鲍罗廷对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也起了指导作用。

由于他的权力很大，影响也很大。

1926年以前，鲍罗廷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他参加对国民党的改组，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国民党章程，帮助创建了黄埔军校，支持广东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他还特别强调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

1926年初，还在准备北伐时，鲍罗廷就把北伐过程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给苏共布布洛夫访华使团的一份报告中说：“北伐军所到之处要采取措施，促进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要解决，至少也要开始动手解决社会问题。

要特别注意解决土地问题”。

他认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扫除帝国主义”，而改变土地关系和租税制度，则是比打倒军阀更为艰巨的任务。

“将会遇到整个阶级的反抗”。

在他看来，解决土地问题不是打倒军阀后的未来目标，而是要在北伐过程中立即动手解决的问题。

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发展农民运动以支持中国工人斗争的基本思想，鲍罗廷主张实行急进的土地分配政策。

1926年9月，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演说。

认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还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是很好的，但要解决土地问题。

⒃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与鲍罗廷的重视是有很大关系的。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1927年1月5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四大上，鲍罗廷指出：农民的解放、工人生活的改良、对反对土地革命的反革命势力要采取强硬手段，这是国民党当前所要实行的三件大事。

1月11日，他又在《办理党报方法》报告中指出：“有人说农民一切痛苦的解除要等我们攻到北京、统一全国后，这完全是无意识的话，……革命势力的发展和人民压迫的减少成正比例，农民痛苦的解除程度就是反革命势力进展的程度”。

⒄可是，他在强调土地革命重要性的同时，却贬低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说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就“要打破专靠军队的武力去革命的思想”。

⒅其实是要求共产党顺从国民党，依靠国民党的势力去解决农民问题，表现了他的右倾思想。

“四一二”政变后，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国民党中央开始反对农民运动了。

鲍罗廷审时度势，认为：“自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而因为反动派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要使我们不容易向他们进攻。

……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

⒆其具体主张是：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政策；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地主豪绅让步；驱使“将军”们去北伐——而不是东征——联冯倒蒋。

这时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已经取消了原先答应立即以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一切诺言，只限于发表空洞的言论。

中共“五大”虽然决定开展土地革命，但在鲍罗廷的影响下，仍是竭力强调同武汉国民党、武汉政府团结一致。

而武汉国民党、武汉政府的首脑汪精卫、唐生智是表面上拥护革命而内心反对土地革命的。

因此五大会后，鲍罗廷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生争论，带着推动土地革命的任务来中国的罗易主张应该深入两湖的土地革命，“通过土地革命”以动员民主力量，并“在农村中由农民夺取政权”，“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⒇为了深入土地革命，不惜抛弃武汉国民党和政府；而鲍罗廷则一反原来支持土地革命的主张，认为应照顾军官们的情绪，在土地问题上向国民党让步，首先进行第二次北伐，等打到北京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即所谓“先扩大，后深入”，他担心因土地革命会导致统一战线破裂。

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中，延误了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制订应付时势的正确政策。

1927年5月12日和21日，反动军阀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给武汉政府造成了很大
威胁。

从此，武汉地区的整个形势，其中包括土地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鲍罗廷的思想更为消极，主张取消土地革命。

他认为：武汉国民党是好的，反动将领的叛变，镇压革命等，“一切都是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同国民党继续合作是中心问题，“假若现在我们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

“农民运动只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反对农民夺取土豪劣绅的土地，认为“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并要求中共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在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的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21）当此紧急之时，鲍罗廷“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

（22）对于马日事变，他别出心裁，组织了一个查办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

鲍罗廷查办农运过火原则上是错误的，他不想用武力去对付反革命，企图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简直荒唐。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八大向中共发来了著名的五月指示，提出了一系列应付时局的措施，要点有四：第一，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第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

“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

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第三、“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

动员两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第四、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

（23）这些措施虽然缺乏具体的内容，但总的是正确的，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土地革命道路。

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

“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

（24）可鲍罗廷拒绝执行指示，认为“荒诞可笑”。

在他看来：“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起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什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

因此他主张“不要提土地革命，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

（25）而只加重取缔工农运动之过火。

鲍罗廷一味要向武汉国民政府让步，压制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迷信民族资产阶级，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使无产阶级不能取得革命领导权。

他认为：“在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可是我们的主观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

（26）这完全是为了文饰他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

到了七月初，鲍罗廷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新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织政治局兼常委，常委又大调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要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

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其实是共产国际斥责机会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央的训令来了许久，鲍秘不发表，在党内造成一种混乱局面。

在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前夜，我党没有坚定的领导核心制订正确地应付措施。

这是鲍罗廷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他早将国际训令发表，何致7月1日武昌中央扩大会议犹在那里贯彻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的破产政策；假使早将国际训令在中央扩大会议时发表，我们能于7月1日决定一与假左派决裂的方针；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共产党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而革命势力集中武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