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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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加 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由此对中 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历史契机。1918年，李 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 胜利》诸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 专号”，刊发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 争学说和经济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迅速转向马克思主 义。他于1920年发表《谈政治》一文，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谈论阶级压迫问题。
（二）东西方文化之争 从1915年开始，直至1927年，学术界出现了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 及领域最广的东西方文化论争。 从中心论题的变化看，这场大论争可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创 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论战集中在东 西方文化的异同、优劣上。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 材料，编纂了《海国图 志》，广泛介绍世界各 国（重点是英国）的历 史地理、科学技术（尤 其是军事技术），提出 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一对近代中国和日本 影响深远的口号。
（四）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 史”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 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始作俑者是魏源。 鸦片战争的刺激，促成他研究清代军事史， 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写成《圣武 记》。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中 叶的用兵情形，试图以清初以来的武功激励 国人。
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有识之士格外 注重教育的作用，“学校者，人才所由出。 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 非强于人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吐故纳 新，成为中国文化史一大奇观。
书院改制与新式学堂的设立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线。 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中，传统书院的课程设置如注解、 史论、诗赋、杂著等科，完全是习弄八股的陈旧范 式，亟待更张。
七、文化论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了所 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 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 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 发难。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
这场论争时间虽短，却影响久远。此后，资 产阶级学者多以胡适的言论作为批评马克思 主义的利箭，而马克思主义者沿着李大钊的 方向，继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 国迅速传播。
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科学与民主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精神旨趣完全一致， 两者都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将中国文化 的发展历程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与 民主也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从第2卷开始更名为《新青年》。1916年迁至 北京出版。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新文化运 动的开始。
近代新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 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 单位移，而是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 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道咸 间的经世实学起了植物嫁接的砧木作用。 换一种说法，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中国 “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
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 模式
于是，诸如上海格致书院（1874）、正蒙书院 （1878）等讲求中西实学的新式书院脱颖而出。与 此同时，洋务派着手兴办新式学堂，造就专门人才， 以解决传统教育与近代化事业严重脱节所导致的实 际困难。
百度文库
近代报刊的发行及出版机构的建立，是近代 文化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近代外国商办报刊中，最著名者为《申 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停 刊，出版长达77年，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久的 报纸。
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相继设立江南制造所、 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数十家兵工或民用企业， 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中体西用的概念说得最为清晰，把中体西 用的内涵阐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张之洞。 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书中写道：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 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 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另一位身体力行科学精神的学术大师是王国 维。他以近代西方实证科学方法“证史”， 充分利用新发掘的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敦 煌文书等，将它们与古器物、古文献资料相 互印证，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殷周制度论》等史学名著。王国维 的“二重证据法”，开创了现代史学研究的 新天地。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孙中山对中国文化 的最宝贵贡献，是 他提出的三民主义 的民主革命纲领， 即民族主义、民权 主义、民生主义。
五、五四狂飙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3000余爱国学生在天安门 前集会游行，要求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学生们要求罢免交通总长 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的职务， 举行总罢课，并火烧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的爱国 举动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抗议。6月，北洋政 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章、陆的职务，拒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 正当东西方文化论战进入高潮之际，1923年春，又 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向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 生观》的演说，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 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 自身而已”。此论一出，北大地质学教授丁文江立 即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 驳 。
中体西用
当然，中体西用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它仍狭隘，仍 有“华夷”等级秩序、文化中心主义等传统心理定 势的沉淀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中体西用论回避了现实生活中激烈、 冲突的一面，从而徘徊、停留在一种经验论的理论 水平上：缺乏思辨理性的深刻、彻底，缺乏更为强 大的冲击力量，缺乏昂然深沉的超越欲求。这就不 难理解，在维新人士那里，中体西用论被嘲讽为 “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严复语）。客观而论，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中体西用论构成 了其中的一个阶梯。
中国文化史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经世实学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精神。
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 王朝更迭、社会动荡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 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以匡济天下为己任， 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力倡经世实学，以 故“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 刚之气的清初学术的灵魂。
废除科举制
在近代教育改革中，科举制的废除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它直接促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 形成。在科举制由变通直至废除的过程中， 中国近代新学制也逐渐确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上谕：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 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知识分子的形成
知识分子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终 结。这一历史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 替之际。确切地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废止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年份。 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考试，仍然出于清末士 大夫的主张和推动，这是“士”的传统的最 后一次“断裂”。但这次“断裂”超过了传 统架构所能承受的限度，“士”终于变成了 现代知识分子 。
在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的是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于 1897 年、1912 年创设于上海。成立之初，两社均以 教科书为立足点。后来逐渐形成独特的出版风格： 商务以出版西方学术名著、外文工具书见长，中华 则以印行古籍和中文工具书饮誉学界。 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文化事业 得到发展的标志。
19 世纪 60 年代伊始，中国出现了一股模仿西 方工业化模式，以“自强”、“求富”为目 标的军事——实业一体化浪潮。这股浪潮是 由一批具有近代眼光的洋务派大吏掀起的， 史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学术界 称之为洋务运动。
1861年，曾国藩 在安庆设立内军械 所，解开了洋务运 动的序幕。
（三）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 实”以谋御外 经世派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则 是为了应付“外患”。在研究边疆史地的同 时，经世派还将视线投向外部世界。
《四洲志》是由林则 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 界地理著作，简要叙 述了世界四大洲（亚 洲、欧洲、非洲、美 洲）30多个国家的地 理、历史和政治状况， 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 对完整、比较系统的 世界地理志书。
康有为另有一部奇书，凝聚着他对人类前途的 终极关怀。这就是《大同书》。
书中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是康有为心中人类未来“大 同”世界的美妙蓝图。《大 同书》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他 所设计的未来世界的真正主 人，是打破了所有束缚人性 的枷锁，去国、去种、去家、 去产，完全自由的个体生命。
维新派中的另一员健将，是被梁启超誉为晚 清思想界“慧星”的谭嗣同。谭氏的思想激 越程度超过康、梁，他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 定态度和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言辞在当 时都是罕见的。
《新学伪经考》断言东汉以来的所谓古文经 学，均系刘歆伪造。此论一出，千百年来被 奉为圣典的经书经学顷刻贱如秕糠。当时占 据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也受到毁 灭性的打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 将这部专著称之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从维新变法的政治动机出发， 推演《春秋公羊传》的“三统”、“三世” 之说，将两者揉合在一起，声称“据乱世” 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 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 代。三世循环渐进，乃人类进化之公理。 《孔子改制考》对当时思想界的冲击，梁启 超比喻为“火山大爆发”、“大地震”。
“中国西学第一者”
在政治观方面，严复在 《原强》中提出“以自 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的深刻命题。在方法论 方面，作为近代自然科 学出身的中国第一代学 者，严复鼓吹以实验和 实用为其价值特征的科 学方法论。
严复一生最重要的文化工作，是译介近代科 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它运用到社会历 史领域。一部《天演论》，鼓舞了无数仁人 志士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不息。 鲁迅、毛泽东、胡适等影响中国历史的文化 巨匠，都袒陈在他们年青的时候深受《天演 论》的启发 。
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进入第二阶段，以讨论东西 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从机械、片面地罗列东 西方文化异同，转为深入分析两者的本质区别，探 讨两者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920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相继发表，把论战推向第三阶段。
各方争辩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以及这种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 的民主堡垒，而且是科学精 神的摇篮。1917年，杰出的 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出任 北京大学校长，强调“对于 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 容并包主义”，开创了北京 大学一代科学学风。
实证科学
实证的科学方法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 胡适将科学方法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并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认 为“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 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 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四、从“维新”到“革命”
戊戌变法虽如慧星般短暂，其思想启蒙的意 义却深刻而长久。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耀 眼的思想家，他们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严复…… 作为维新派的旗手，康有为的思想集中体现 在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1898年刊 行的《孔子改制考》、1901年前后定稿的 《大同书》中。
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内蕴包括：
（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
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开风气之先的 人物。《说储》一文，提出废八股、开言路、 汰冗员等建策。他尖锐批评清王朝“百为废 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
（二）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 等“大政” 漕运、盐法、河工在明清时期被称之为“三 大政”，清中叶后，随着吏治日趋腐败，这 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弊端百出，已经 到了不改革无以运转的地步。最早提出“三 大政”综合治理的是包世臣 。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 专号”，刊发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 争学说和经济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迅速转向马克思主 义。他于1920年发表《谈政治》一文，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谈论阶级压迫问题。
（二）东西方文化之争 从1915年开始，直至1927年，学术界出现了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 及领域最广的东西方文化论争。 从中心论题的变化看，这场大论争可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创 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论战集中在东 西方文化的异同、优劣上。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 材料，编纂了《海国图 志》，广泛介绍世界各 国（重点是英国）的历 史地理、科学技术（尤 其是军事技术），提出 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一对近代中国和日本 影响深远的口号。
（四）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 史”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 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始作俑者是魏源。 鸦片战争的刺激，促成他研究清代军事史， 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写成《圣武 记》。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中 叶的用兵情形，试图以清初以来的武功激励 国人。
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有识之士格外 注重教育的作用，“学校者，人才所由出。 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 非强于人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吐故纳 新，成为中国文化史一大奇观。
书院改制与新式学堂的设立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线。 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中，传统书院的课程设置如注解、 史论、诗赋、杂著等科，完全是习弄八股的陈旧范 式，亟待更张。
七、文化论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了所 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 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 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 发难。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
这场论争时间虽短，却影响久远。此后，资 产阶级学者多以胡适的言论作为批评马克思 主义的利箭，而马克思主义者沿着李大钊的 方向，继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 国迅速传播。
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科学与民主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精神旨趣完全一致， 两者都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将中国文化 的发展历程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与 民主也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从第2卷开始更名为《新青年》。1916年迁至 北京出版。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新文化运 动的开始。
近代新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 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 单位移，而是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 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道咸 间的经世实学起了植物嫁接的砧木作用。 换一种说法，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中国 “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
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 模式
于是，诸如上海格致书院（1874）、正蒙书院 （1878）等讲求中西实学的新式书院脱颖而出。与 此同时，洋务派着手兴办新式学堂，造就专门人才， 以解决传统教育与近代化事业严重脱节所导致的实 际困难。
百度文库
近代报刊的发行及出版机构的建立，是近代 文化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近代外国商办报刊中，最著名者为《申 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停 刊，出版长达77年，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久的 报纸。
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相继设立江南制造所、 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数十家兵工或民用企业， 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中体西用的概念说得最为清晰，把中体西 用的内涵阐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张之洞。 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书中写道：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 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 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另一位身体力行科学精神的学术大师是王国 维。他以近代西方实证科学方法“证史”， 充分利用新发掘的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敦 煌文书等，将它们与古器物、古文献资料相 互印证，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殷周制度论》等史学名著。王国维 的“二重证据法”，开创了现代史学研究的 新天地。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孙中山对中国文化 的最宝贵贡献，是 他提出的三民主义 的民主革命纲领， 即民族主义、民权 主义、民生主义。
五、五四狂飙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3000余爱国学生在天安门 前集会游行，要求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学生们要求罢免交通总长 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的职务， 举行总罢课，并火烧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的爱国 举动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抗议。6月，北洋政 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章、陆的职务，拒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 正当东西方文化论战进入高潮之际，1923年春，又 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向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 生观》的演说，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 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 自身而已”。此论一出，北大地质学教授丁文江立 即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 驳 。
中体西用
当然，中体西用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它仍狭隘，仍 有“华夷”等级秩序、文化中心主义等传统心理定 势的沉淀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中体西用论回避了现实生活中激烈、 冲突的一面，从而徘徊、停留在一种经验论的理论 水平上：缺乏思辨理性的深刻、彻底，缺乏更为强 大的冲击力量，缺乏昂然深沉的超越欲求。这就不 难理解，在维新人士那里，中体西用论被嘲讽为 “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严复语）。客观而论，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中体西用论构成 了其中的一个阶梯。
中国文化史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经世实学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精神。
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 王朝更迭、社会动荡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 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以匡济天下为己任， 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力倡经世实学，以 故“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 刚之气的清初学术的灵魂。
废除科举制
在近代教育改革中，科举制的废除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它直接促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 形成。在科举制由变通直至废除的过程中， 中国近代新学制也逐渐确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上谕：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 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知识分子的形成
知识分子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终 结。这一历史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 替之际。确切地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废止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年份。 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考试，仍然出于清末士 大夫的主张和推动，这是“士”的传统的最 后一次“断裂”。但这次“断裂”超过了传 统架构所能承受的限度，“士”终于变成了 现代知识分子 。
在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的是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于 1897 年、1912 年创设于上海。成立之初，两社均以 教科书为立足点。后来逐渐形成独特的出版风格： 商务以出版西方学术名著、外文工具书见长，中华 则以印行古籍和中文工具书饮誉学界。 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文化事业 得到发展的标志。
19 世纪 60 年代伊始，中国出现了一股模仿西 方工业化模式，以“自强”、“求富”为目 标的军事——实业一体化浪潮。这股浪潮是 由一批具有近代眼光的洋务派大吏掀起的， 史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学术界 称之为洋务运动。
1861年，曾国藩 在安庆设立内军械 所，解开了洋务运 动的序幕。
（三）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 实”以谋御外 经世派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则 是为了应付“外患”。在研究边疆史地的同 时，经世派还将视线投向外部世界。
《四洲志》是由林则 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 界地理著作，简要叙 述了世界四大洲（亚 洲、欧洲、非洲、美 洲）30多个国家的地 理、历史和政治状况， 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 对完整、比较系统的 世界地理志书。
康有为另有一部奇书，凝聚着他对人类前途的 终极关怀。这就是《大同书》。
书中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是康有为心中人类未来“大 同”世界的美妙蓝图。《大 同书》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他 所设计的未来世界的真正主 人，是打破了所有束缚人性 的枷锁，去国、去种、去家、 去产，完全自由的个体生命。
维新派中的另一员健将，是被梁启超誉为晚 清思想界“慧星”的谭嗣同。谭氏的思想激 越程度超过康、梁，他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 定态度和对于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言辞在当 时都是罕见的。
《新学伪经考》断言东汉以来的所谓古文经 学，均系刘歆伪造。此论一出，千百年来被 奉为圣典的经书经学顷刻贱如秕糠。当时占 据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也受到毁 灭性的打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 将这部专著称之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从维新变法的政治动机出发， 推演《春秋公羊传》的“三统”、“三世” 之说，将两者揉合在一起，声称“据乱世” 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 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 代。三世循环渐进，乃人类进化之公理。 《孔子改制考》对当时思想界的冲击，梁启 超比喻为“火山大爆发”、“大地震”。
“中国西学第一者”
在政治观方面，严复在 《原强》中提出“以自 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的深刻命题。在方法论 方面，作为近代自然科 学出身的中国第一代学 者，严复鼓吹以实验和 实用为其价值特征的科 学方法论。
严复一生最重要的文化工作，是译介近代科 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它运用到社会历 史领域。一部《天演论》，鼓舞了无数仁人 志士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不息。 鲁迅、毛泽东、胡适等影响中国历史的文化 巨匠，都袒陈在他们年青的时候深受《天演 论》的启发 。
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进入第二阶段，以讨论东西 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从机械、片面地罗列东 西方文化异同，转为深入分析两者的本质区别，探 讨两者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920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相继发表，把论战推向第三阶段。
各方争辩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以及这种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 的民主堡垒，而且是科学精 神的摇篮。1917年，杰出的 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出任 北京大学校长，强调“对于 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 容并包主义”，开创了北京 大学一代科学学风。
实证科学
实证的科学方法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 胡适将科学方法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并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认 为“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 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 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四、从“维新”到“革命”
戊戌变法虽如慧星般短暂，其思想启蒙的意 义却深刻而长久。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耀 眼的思想家，他们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严复…… 作为维新派的旗手，康有为的思想集中体现 在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1898年刊 行的《孔子改制考》、1901年前后定稿的 《大同书》中。
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内蕴包括：
（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
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开风气之先的 人物。《说储》一文，提出废八股、开言路、 汰冗员等建策。他尖锐批评清王朝“百为废 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
（二）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 等“大政” 漕运、盐法、河工在明清时期被称之为“三 大政”，清中叶后，随着吏治日趋腐败，这 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弊端百出，已经 到了不改革无以运转的地步。最早提出“三 大政”综合治理的是包世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