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含义及解读

新常态含义及解读
一、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重要论述。

习近平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
二、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场合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作出了全面阐述。

习近平：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

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我在去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三、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点和趋势性变化。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

会议指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

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解读
1、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

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

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

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

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

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

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

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

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

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

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

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

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

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

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

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

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

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

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

在过去的10年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

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

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

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

今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的国家。

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

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

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

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

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

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

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2、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要求经济工作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

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换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

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

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

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

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

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

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是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

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

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发展、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

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

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真正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

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与调整。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高阶段。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是坚守底线的基本着力点。

国之大计在于民。

在新常态下守住底线，关键是坚持民生为本，做好兜住底线、改善机制和完善社会治理3篇大文章。

就业是民生之本。

在我国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解、结构矛盾较为突出的背景下，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就业总体稳定。

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按照“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

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

更多面向特定人群和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力争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