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历史上的贵族精神

谈谈中国历史上的“贵族”与“贵族精神”

刚才在开心网上看到一个转帖：《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文中说到：“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爆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文中还说到：“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那么在历史上，中国的贵族又具备了何种精神呢？窃以为，中国真正的贵族精神跟西方并无大不同。且允许我利用零星掌握的一点浅薄知识，梳理一下中国贵族及其精神的发展历程吧。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贵族，可起自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当时不但有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个部落亦有其独立的首领。随着现实的需要和文明的开化，这些首领们（包括从中脱颖而出的共主）渐渐被赋予了与其权利匹配的责任。这可能就是中国贵族阶层最初的形态。

从夏禹开始，中国贵族阶层的形态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在夏禹之前，天下共主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所谓的“禅让”制代代相传。“禅让”的实质是民主推选也好，权力争夺也罢，经过几千年来神化与粉饰，现在已很难简单地说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当时共主的产生至少有一个开放的竞争机制，有实力的部落首领们多少有些争取的机会。因此在夏禹之前，天下共主和部落首领之见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也就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夏禹将共主的地位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废“禅让”制而立“世袭”制。从此天下共主和部落首领之间的差别被拉大了，中国的贵族阶层分裂成两个等级。共主的地位被单一的部落或家族所垄断，形成了后来的“王”，世袭制度为子孙后代的继位排除了一切外姓竞争者，而缺乏充分竞争洗礼的继位者们也很难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始终保持高贵的品格和出众的能力。其他的部落首领们则在常态下失去了竞争为王的机会，除非王的腐败、矛盾的尖锐和实力的消长全部达到打破平衡的临界点，从而爆发激烈的“革命”。

中国最早的革命，可能就是“汤武革命”了。商汤灭夏、周武灭商，两次革命的直接结果都是，王权从这一族手里落到了那一族手里。除此之外，两次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也很有可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由于现存有关夏的记载很少，所以很难讲商汤在制度革新方面究竟有多少建树。而通过比较商、周两代的差异，可以得知中国“封建”制度最终形态的确立，便发生在周武革命之后。从夏禹到商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王权的世袭巩固了中央的统治地位，使之有别于尧舜时代松散的部落联合。“诸侯”的概念也渐渐取代了“部落”。在夏、商时期，诸侯国主要从自上古时代便存在的部落发展而来，而非来自中央的分封。诸侯们更多地处在自生自灭的环境中，而非凭王的意志和需要来废立。而周武革命之后的大封诸侯，则从根本上打破了从前的封建格局。西周初年所分封的各路诸侯中，除了一部分源自上古的诸侯国以及受降的商朝后裔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周氏的血亲、功臣和亲信。周朝将后一类人分封在从中原腹地到东部沿海的最为重要的战略地带上，用于巩固中央的统治。周武携革命的余威，争取到按照自己的战略需要废立诸侯的权力，他的所有后继者们，也注定要为这更大的权力而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二等级的贵族——诸侯们，由于享受了中央有目的的分封，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需要时刻准备为本族的存亡而奋战；而同时，他们也受制于为中央战略需要服务的使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自主兼并发展。当封建社会的结构趋于稳定的同时，成文的封建礼法也就应运而生了。无论《周礼》是否为周公一人一世所作，它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封建贵族们的地位过于稳定，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自然的残酷竞争来磨练自己品格的时候，成文的礼法便成为了保持贵族精神的最后一块法宝。顺便提一下，从西

周开始，贵族之间的等级差异更加明确，自王以下，还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

虽然有封建礼法的约束，高尚的贵族精神还是在西周之后的几百年中渐渐褪色了。一切礼法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礼法本身却无法永远挽留住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周的贵族精神似乎是在中央的层面上率先崩坏的。君王昏聩、王室争权再加上引狼入室，使得西周如同人类历史上其它所有超前的伟大文明一样毁于一旦。而西周比其他早熟文明幸运的是，它虽然在物质上被摧毁了，却在文化上以某种程度延续下去。中华文明始于三皇五帝的文化血统，多次面临灭顶之灾而终于能够延续至今，西周自然也不例外。于是贵族精神也在东周列国，特别是中原及东方各国之中勉强保留下来。常言道“春秋无义战”，这其实是以西周的高标准来说的。比起战国乃至此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争战，春秋时代的战争恐怕都仁义的多。东周列国对西周礼法的这种逐渐弱化的继承，一方面使得华夏民族能够继续站在较高的文明起点上前进，不至于突然坠入黑暗无序的深渊；另一方面在保守的旧势力、旧文化内部打开了缺口，为中华文明向下一个社会制度过渡提供了条件。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到帝国制度的根本转型。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来看，这都是一次罕见的成功的“软着陆”。在这一时代，贵族精神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值得注意的趋势：一是诸侯们对西周礼法的逐渐抛弃，二是贵族精神在民间的开枝散叶。诸侯们迫于“国际”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劣，不得不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已换取自身的存活。对这一过程起到强大推动作用的是较后加入中华大家庭的两个偏远国家：秦和楚。这两个国家受中原文化熏陶时间较短，跟中原各国的交流也较少，因此不太遵守封建礼法的传统，这一点反而成就了它们对外战争和对内改革的先天优势。而中原和东方各国由于封建传统较为牢固，在兼并小国时难免要顾及一下昔日的情谊。而且它们很难通过制度改革来彻底解决统治集团的效率问题，最多不过通过家臣发动政变来暂时缓解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中原和东方各国在战国争霸中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大量落魄贵族在沦落到民间的同时，也将文化技术和贵族精神带到了民间，孔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孔子以前，文化被贵族阶级所独占，文化和贵族精神的关系就像刀背和刀刃一样不可分离。而孔子创建私学，在普及文化的同时也普及了贵族精神。从此，中国历史上像孔子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平民贵族从来都不曾灭绝过。然而，并非所有的孔子门生都同时继承了他文化和精神两方面的遗产。中国历史上从此更加不缺那些徒有文化，但没有贵族精神的人，他们将自己的学问，一股脑儿用在阴谋权术的事业中。

秦国作为变法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终于鲸吞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有着成百上千年历史的封建诸侯们几乎全部灭亡，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已经到此为止了。此后封建势力虽然几经反复，但都成不了气候。封建势力最迅猛、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反扑来自于西楚霸王项羽。他领导的反秦武装推翻了仅仅传了二世的秦帝国，并按照老办法分封诸侯。项羽分封的诸侯中既有六国的遗老，也有在反秦战争中崛起的新贵。然而项羽的封建复辟失败的更快。乡里无赖出身的刘邦最终赢得了天下。项羽本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作为中国自神话时代延续而来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最后一个代表，在乌江边用自刎对封建贵族精神作了最后的阐释。取而代之的刘邦在建立大汉帝国的同时，吸取了秦始皇和楚霸王的教训，一方面部分恢复封建制度，分封一批王侯以换取政治上的平衡；另一方面以武力讨伐配合制度改革，逐渐削弱、分化王侯的势力。终于没过几代，中国的封建势力便在汉朝的慢性窒息法之下彻底灭亡了。西汉以后的贵族只具备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政治上的特权，因此也谈部上什么荣誉和责任，终于渐渐地同地主混为一谈了。告别了封建社会的封建贵族精神，就好像上了岸的鱼，要么继续半死不活地扑腾几下，要么学会借助其它东西继续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