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

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
一、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
山西票号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山西省。

同任何金融业一样,中国票号业也扎根于繁荣兴盛的贸易和商业环境,在其发展中山西商人(晋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称雄商界达500年之久。

但直到明代政府设立边镇,山西商人才利用其地理优势扩展了商业。

起初他们的足迹集中在北部中国省份,如宁夏、内蒙古和辽东等地。

明代中期以来,山西商人越来越具有冒险精神和雄厚的资本。

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展,很快占据了内陆省份的市场。

除了经营其山西的特色商品,如盐、煤铁、丝绸、纸张和棉花等外,他们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典当业和账局(一种小规模的仅供地方性的兑换和储存的机构)。

与其它省份商帮相比较,山西商人就其规模和市场份额来讲占据首位。

他们以多种才能、诚信著称,重视血缘关系,彼此互相帮靠,因而被统称为山西商人或晋商。

譬如孔祥熙就是来自于山西太谷县。

他曾这样评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

数百年前就开设了票号,是金融管理的天才……”
山西商人经商活动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因此他们需要长途运输货物和赚取的利润以及各分支机构的资金流通,以保证商务的顺利运营。

由此,产生了需要金融系统支撑的需求。

凭借这一系统,山西商人才可以借款扩充其资本,汇兑银两到总号和分号。

手工运输成千上万银两的传统方法非常艰苦、耗时且不安全。

那时由钱庄提供的金融服务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在其它城市没有分支机构,以满足汇兑的需求。

尽管有些金融机构也发行票据和货币凭证,但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满足山西商人在货币汇兑方面的需求。

他们也没有分支机构,进行城市之间的资金调运。

这些因素促使山西商人考虑为自己提供必要的汇兑和资金流转渠道,以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

开始时是北京的山西商人请求同乡帮助把钱汇回山西。

起初这种“好处”只是针对亲戚和朋友,也不收取汇费。

后来,这种服务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很快发展成为可以盈利的商机。

1823年左右,专门从事汇兑、存款、借款的私家票号开始出现于山西、北京。

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是由平遥县大堡村的西裕成颜料庄设立的。

山西票号开始时是独家经营,不愿传授经验,也不向竞争者提供培训。

但日升昌的这种垄断地位没有维持多久,高层经理因为在经营决策上的分歧和利益冲突离开了日升昌,设立了第二家和以后一系列的票号。

到1851年,已经共有11家票号,每一家都在全国23个城市设立了他们的分号。

所有的票号都由山西人经营,其总部集中于山西的平遥祁县和太谷。

19世纪中叶时,中国所有的资金调运都是由票号来完成的,传统的大批银两异地运输手段已经过时。

经过30年发展,山西票号进入了中国20多个商贸城市,使主要城镇间的资金年调运十分便利,有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与邻国的海外贸易,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的繁荣。

二、山西票号的衰落分析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金融组织，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就，然而百年时间之后衰落，它的衰败令人扼腕叹息。

山西票号的命运和同时期的国家政权一样，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只有对山西票号的金融活动和它在这段时期所面临的各种国内外的社会因素详细加以考察才能深刻地解释出山西票衰落的真正原因。

1、战争和动乱对票号的生存和发展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战争和动乱严重制约了山西票号的发展壮大，甚至几乎置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山西票号）于死地。

内战和鸦片战争带来社会动荡和金融危机,使许多商人走向破产。

那个时候,大多数票号由于大量放款而又承担无限责任,处于严重赤字。

商人不能归还借款,票号不能保证官员存款的安全,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撑业务运转,最终没有能度过危机。

2、山西票号的体制内原因
山西票号实行的是“财东出资，大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

山西票号多将其总号驻地选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处，负有绝对经营权的大掌柜也只能居于山西。

东家与大掌柜长期居于山西，凭经验主持票号一切事务，对外界情况不了解，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大潮流，思想保守，不能带领票号开拓创新。

自光绪二十三年成立第一家通商银行后，各省的官钱局、商办银行大量出现，极大地挤压了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

山西票号独家垄断的官款汇存便被之后成立的大清户部银行收入囊中，只此一项便失去了极大的利润。

众多外资银行纷至沓来，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优势地位在中国的实力日益扩大。

大清户部银行成立的时就曾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中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业的组织者顽固保守，不愿入股，坐失良机。

李宏龄等人鉴于票号大势已去，便联合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庄致函总号，要求联合成立山西籍银行，力陈改组银行的必要性，并制定了成立银行的办法。

这本来是现代银行的雏形，但却以毛鸿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山西票号没有把握住改革的机会也间接的导致了票号的衰败。

3、缺乏危机防范意识。

（1）票号采用无限责任制。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山西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

由现代的眼光来看，山西票号是“无限公司”。

所谓“无限公司”，是指全体股东就公司债务对公司的债权人负无限连带责任的无偿责任的公司。

这就意味着：山西票号的东家必须以其全部家产为票号债务担保，票号的股东极有可能因经营的失败倾尽家财。

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没有这种风险，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的债务。

这样便能很好的抵御风险，保全股东的利益，但是票号的从业者并没有采用这种有利于自己的制度。

（2）票号的放款没有抵押。

很长时间，票号业并没有采用押款制，盛行的仍然是“凭借身份、门第、人格的信用贷款制度。

”没有产权让渡的协议，加大了票号业的经营风险。

虽然当时有人已经从外国银行采用的抵押制贷款中找出了山西票号举步维艰的原因，但并未引起重视，更没有使抵押制在票号中得以推广，从而使票号加大了倒帐风向，使票号在危机中损失巨大。

4、外资银行与其资本力量的入侵。

20世纪初,当外国银行涌入中国大地形成对山西票号的威胁时,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

当时建立了一批与政府关联的商业银行。

这些银行比山西票号更有组织性、管理更好，更重要的他们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能从公众中吸收资本。

这些优势把山西票号挤出了金融服务的主流,从山西票号那里抢走了汇兑官款的大批业务。

一些大票号的年轻经理强烈要求变革,但被其总部的保守掌柜所压制。

外资银行对票号产生影响主要在它的扩张以及地位奠定时期，当时在短短几十年便有“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华
银行、汇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十几家银行。

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金融市场的利率实现的。

它通过控制借贷利率与山西票号展开价格竞争，同时不断扩充机构对山西票号存、放、汇等业务的分流。

由于外资银行依靠有不平等条约，因此它在竞争中占据上峰，当贷款的企业破产倒闭时，外资银行首先利用自己的身份凭借特权，压制中国政府在归还债务时优先、足额偿还，而山西票号的债务只能在最后得到考虑。

两者的不平等注定了山西票号业在与其的竞争中屡屡处于劣势。

再者，外资银行资本雄厚。

外资银行实行股份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在市场上募集到巨额资本，同时又利用略高于山西票号的存款利率吸收了大量的存款。

如汇丰银行的客户存款在19 世纪70 年代末便突破了“2000 万元”，这是山西票号无法企及的。

雄厚的资本及高人一等的特权、先进的管理体制（广泛使用有限责任制、抵押制）。

外资银行逐渐在中国市场上发展壮大，最终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5、清政府对山西票号的掠夺、打击和民国政府对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失败的冷眼旁观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山西票号垫汇的官款以及贷放给清廷官员的款项无法收回，再加上兵祸的影响，导致山西票号大规模倒闭，而且民国政府并不对山西票号伸出援助之手。

特别是在1912～1916 年4 年时间之中，山西票号多次组织代表进京请愿，请求政府在其自组银行时给予帮助，但最终各种措施都未得到政府的帮助或同意，山西票号想自组银行终因未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而失败。

票号与地方官吏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其业务的开展。

咸丰二年江苏向天津解“海运经费”。

蔚泰厚票号很早就开始公关活动，使多位官员决定把“海运经费”交由蔚泰厚票号来汇兑。

后来，粮道倪大人坚决不允许将此项业务交给蔚泰厚票号。

后经打听，原来是咸丰元年倪家二少爷进京时向蔚泰厚票号借三百两银子，蔚泰厚京城的伙友不认识倪家二少爷，没有借给。

倪大人得知此事十分恼怒。

最终，海运经费也没有交由蔚泰厚汇兑。

这件事仅仅是官僚打压票号的一个缩影。

6、经济危机对票号的沉重打击
外国资本为控制中国国内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便开始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随着外国资本逐步控制中国市场，便开始对中国丝茶抑价，造成丝茶滞销，华商因此倒闭，由此而控制了中国丝茶市场。

中国本土资本丧失了丝茶的议价权。

经营丝茶的华商“往往挪借庄款，甘认拆息，有借至数倍者，有借至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

”在经济危机当中，票号放贷资本远远大于自己存款和自有资本的总和。

在以丝茶贸易为代表的的实体经济危机发作后，山西票号备受打击，其中以谦吉升、元丰玖还有阜康票号的倒闭最具代表性。

不仅使这三个票号亏损严重，倒欠公私款项巨大，从几百万两到上千万两。

紧随其后的就是席卷中国金融业的风暴。

山西票号业损失惨重。

多种原因的交织之下，山西票号业逐步走向了衰败，直至走向衰亡。

三、小结
山西票号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留下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仍然是我们现在应该珍视的宝贵历史财富。

对我们现代的金融业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晚清经济中，钱庄的发达直接便利商业和民众的生活，票号的发达则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积累。

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也曾经创立过十分严谨的管理模式，其密押程度、总分号报告制度以及中号独立出票制度都曾显露出现代银行的雏形，并且中国在三百年前的商业经济和市场规模并不比欧洲差，或许它
的金融技术和手段比意大利的同行还要先进。

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百年里更多的是与票号等的合作，彼此融资联合服务客户，也为中国本土银行引进了全套的金融技术和管理模式。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假如中国的票号能够抓住改革的机会，并且能够树立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的概念，形成一个稳定的集团结构，那么或许在经济危机或者动乱中能够抵御住市场的变化以及政治动乱，那么它或许也不会倒闭；假如中国本土企业以及票号商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发展、共同抵御外资银行的竞争，或许钱庄就不会依附于外资银行沦为买办，给予山西票号致命的一击，或许中国原始的股份制银行也能够抵御住那些外资银行侵蚀；假如票号改革成现代股份制银行的话，这也会促进中国本土的民营银行的发展以及金融和经济的活跃程度，或许中国的民营银行会发展到另一个更好的局面。

然而时间是不可能倒退的，作为现代人，最重要的是从山西票号的衰败中吸取教训，并应用到现代银行的发展中，积极创新，以期能更好的适应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