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

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

一、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

山西票号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山西省。同任何金融业一样,中国票号业也扎根于繁荣兴盛的贸易和商业环境,在其发展中山西商人(晋商)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西商人称雄商界达500年之久。但直到明代政府设立边镇,山西商人才利用其地理优势扩展了商业。起初他们的足迹集中在北部中国省份,如宁夏、内蒙古和辽东等地。明代中期以来,山西商人越来越具有冒险精神和雄厚的资本。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展,很快占据了内陆省份的市场。除了经营其山西的特色商品,如盐、煤铁、丝绸、纸张和棉花等外,他们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典当业和账局(一种小规模的仅供地方性的兑换和储存的机构)。与其它省份商帮相比较,山西商人就其规模和市场份额来讲占据首位。他们以多种才能、诚信著称,重视血缘关系,彼此互相帮靠,因而被统称为山西商人或晋商。譬如孔祥熙就是来自于山西太谷县。他曾这样评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数百年前就开设了票号,是金融管理的天才……”

山西商人经商活动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因此他们需要长途运输货物和赚取的利润以及各分支机构的资金流通,以保证商务的顺利运营。由此,产生了需要金融系统支撑的需求。凭借这一系统,山西商人才可以借款扩充其资本,汇兑银两到总号和分号。手工运输成千上万银两的传统方法非常艰苦、耗时且不安全。那时由钱庄提供的金融服务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在其它城市没有分支机构,以满足汇兑的需求。

尽管有些金融机构也发行票据和货币凭证,但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满足山西商人在货币汇兑方面的需求。他们也没有分支机构,进行城市之间的资金调运。这些因素促使山西商人考虑为自己提供必要的汇兑和资金流转渠道,以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始时是北京的山西商人请求同乡帮助把钱汇回山西。起初这种“好处”只是针对亲戚和朋友,也不收取汇费。后来,这种服务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很快发展成为可以盈利的商机。1823年左右,专门从事汇兑、存款、借款的私家票号开始出现于山西、北京。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是由平遥县大堡村的西裕成颜料庄设立的。山西票号开始时是独家经营,不愿传授经验,也不向竞争者提供培训。但日升昌的这种垄断地位没有维持多久,高层经理因为在经营决策上的分歧和利益冲突离开了日升昌,设立了第二家和以后一系列的票号。到1851年,已经共有11家票号,每一家都在全国23个城市设立了他们的分号。所有的票号都由山西人经营,其总部集中于山西的平遥祁县和太谷。19世纪中叶时,中国所有的资金调运都是由票号来完成的,传统的大批银两异地运输手段已经过时。经过30年发展,山西票号进入了中国20多个商贸城市,使主要城镇间的资金年调运十分便利,有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与邻国的海外贸易,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的繁荣。

二、山西票号的衰落分析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金融组织，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就，然而百年时间之后衰落，它的衰败令人扼腕叹息。山西票号的命运和同时期的国家政权一样，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对山西票号的金融活动和它在这段时期所面临的各种国内外的社会因素详细加以考察才能深刻地解释出山西票衰落的真正原因。

1、战争和动乱对票号的生存和发展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战争和动乱严重制约了山西票号的发展壮大，甚至几乎置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山西票号）于死地。内战和鸦片战争带来社会动荡和金融危机,使许多商人走向破产。那个时候,大多数票号由于大量放款而又承担无限责任,处于严重赤字。商人不能归还借款,票号不能保证官员存款的安全,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撑业务运转,最终没有能度过危机。

2、山西票号的体制内原因

山西票号实行的是“财东出资，大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山西票号多将其总号驻地选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处，负有绝对经营权的大掌柜也只能居于山西。东家与大掌柜长期居于山西，凭经验主持票号一切事务，对外界情况不了解，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大潮流，思想保守，不能带领票号开拓创新。

自光绪二十三年成立第一家通商银行后，各省的官钱局、商办银行大量出现，极大地挤压了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山西票号独家垄断的官款汇存便被之后成立的大清户部银行收入囊中，只此一项便失去了极大的利润。众多外资银行纷至沓来，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优势地位在中国的实力日益扩大。大清户部银行成立的时就曾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中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业的组织者顽固保守，不愿入股，坐失良机。李宏龄等人鉴于票号大势已去，便联合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庄致函总号，要求联合成立山西籍银行，力陈改组银行的必要性，并制定了成立银行的办法。这本来是现代银行的雏形，但却以毛鸿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山西票号没有把握住改革的机会也间接的导致了票号的衰败。

3、缺乏危机防范意识。

（1）票号采用无限责任制。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山西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由现代的眼光来看，山西票号是“无限公司”。所谓“无限公司”，是指全体股东就公司债务对公司的债权人负无限连带责任的无偿责任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山西票号的东家必须以其全部家产为票号债务担保，票号的股东极有可能因经营的失败倾尽家财。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没有这种风险，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的债务。这样便能很好的抵御风险，保全股东的利益，但是票号的从业者并没有采用这种有利于自己的制度。

（2）票号的放款没有抵押。

很长时间，票号业并没有采用押款制，盛行的仍然是“凭借身份、门第、人格的信用贷款制度。”没有产权让渡的协议，加大了票号业的经营风险。虽然当时有人已经从外国银行采用的抵押制贷款中找出了山西票号举步维艰的原因，但并未引起重视，更没有使抵押制在票号中得以推广，从而使票号加大了倒帐风向，使票号在危机中损失巨大。

4、外资银行与其资本力量的入侵。

20世纪初,当外国银行涌入中国大地形成对山西票号的威胁时,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当时建立了一批与政府关联的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比山西票号更有组织性、管理更好，更重要的他们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能从公众中吸收资本。这些优势把山西票号挤出了金融服务的主流,从山西票号那里抢走了汇兑官款的大批业务。一些大票号的年轻经理强烈要求变革,但被其总部的保守掌柜所压制。

外资银行对票号产生影响主要在它的扩张以及地位奠定时期，当时在短短几十年便有“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