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应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学前教育应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摘要]：民间游戏是人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浓烈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能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和不同性格的儿童的要求，深受儿童喜爱。它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扬和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已成为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游戏承载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儿童群体发展和个体成长特别是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民间游戏从它的载体到它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正濒临失传与流散的情况，有必要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儿童对民间游戏的内在需求；二、民间游戏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三、目前我国幼儿园课程体系的内在缺陷；四、幼儿园课程资源中如何对民间游戏进行挖掘、开发与利用。

[关键词]：学前教育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游戏课程资源

教育人类学认为，要对教育作出正确理解，必须考虑一个在教育方面有意义的关系范围的广泛开拓，这种开拓要超过以往把教育视为一种孤立现象所探讨的范围。这一理念在今日我们思考学前教育课程视野拓展的时候仍然深具意义。课程不仅指幼儿园的上课，而且指儿童的学习经验、预期的学习结果以及教学过程中诸多影响层面等。其中儿童生活的社会共同体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层面，是幼儿园课程可资利用的重要教育资源。民族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很丰富，包括语言、仪式、民间游戏、社会活动、民族文化传统等，这些都为幼儿园课程提供了广阔的教育空间。其中，民间游戏更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丰富性和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多元民族文化的熏陶中生生不息、延续发展。社会也因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逐步提高文明程度，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和发展是人类共有的活动。《世界全民教育宣言》［1］（1990年）中提出“承认传统知识和本土的文化遗产具有其固有的价值和效力，并能够限定和促进发展”。我们认为，把农村的游戏、儿歌、传说以及歌舞、服饰、工艺、建筑和当地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独特的文化引入幼儿教育课程内容，可以为幼儿提供更多感受和体验家乡文化的机会，从而培养幼儿对社会的认同感，加深对本土文化尊重和热爱的情感，为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奠定基础。

民间游戏是人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浓烈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能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和不同性格的儿童的要求，深受儿童喜爱。它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扬和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已成为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游戏承载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儿童群体发展和个体成长特别是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民间游戏从它的载体到它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正濒临失传与流散的境况，幼儿园更是对这种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不够。笔者认为，应该对民间游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幼儿园可资利用以及对儿童成长发展至为重要的教育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使幼儿园的教育更紧密地与儿童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儿童所处的社会共同体的文化相联系，从而更具实效。

一、内心的呼唤──儿童对民间游戏的内在需求

游戏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和人生的一项基本内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国外，远在荷马时代，斯巴达儿童就有了滚圈、木马、秋千等玩具，人们利用游戏对自己的后代进行生活、劳动等方面的技能教育。英国国际游戏协会的研究人员专门为0——6岁的婴幼儿收集了一系列的“游戏清单”，找出了一些简单、传统但十分有益的游戏：在草地上打滚、做泥饼、玩面团、找蝌蚪、做纸面具、建沙堡、爬树、挖地洞、用手和脚画画、过家家、描脸蛋、堆雪人、做泥塑、耍棍子、玩军事进攻游戏等，这些游戏大部分也是流传在英国民间的传统游戏。在约翰·胡伊青加看来，“人是游戏者”。而游戏则是人的“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2］游戏是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只是人类诸种活动中的一种，对人具有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人种学的、社会学的或其他的功能，并与人类文化、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游戏对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儿童来说，游戏是儿童的一种内在的需要。而民间游戏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它来自民间、来自大众、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儿童的现实生存状态紧密相连，是由人们在生活中根据需要、经验而创编的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因此，其与儿童的自然生活状态、与儿童生活的实际更为贴近，更多地呈现出教育的原生态，从而更多地体现出儿童的内在需求。

二、多重的价值──民间游戏于儿童成长的意义

民间游戏作为儿童一种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具有多方面的发展价值。

（一）游戏精神是儿童社会化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

儿童游戏对我们的启示乃在于其中体现出的一种游戏精神。在约翰·胡伊青加看来，游戏精神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平等的原则。游戏双方要承认对方作为一个平等对手的资格，而绝不把对方视为较自己低劣的野蛮人、魔鬼、异教徒、异端和异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若是后一种情形，那就只有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非游戏。二是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又内含三点：其一，游戏规则的制订或接受。游戏规则由双方共同制订或至少要双方同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制订并把它强加给对方，那就无法达成游戏得以进行的真正基础，其所导致的，必然是一方为所欲为，另一方冷漠反感。其二，游戏规则的遵守。一旦有了双方同意的规则，就必须在游戏过程中加以严格的遵守。如果有意破坏规则，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改变规则以期有利于自己，那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游戏，轻则造成大量游戏精力的浪费，重则带来游戏活动的解体。其三，游戏规则的监督。一般说来，只要能形成对等的双方，就都能进行有效的监督。真正的监督须是对立面的监督。这不是否认有自我监督的情形，而是说自我监督很难做到公正、持久，它很容易变为自我辩解。右手监督左手，这只有当头脑完全清醒公正的时候才有可能，但

更多的时候则是难以执行的。为了有效地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除双方的互相监督外，从原则上说，还须有裁判来进行监督，来确认和纠正双方的违规行为。裁判必须中立公允。如果裁判由一方强行指定，或者虽然表面中立但因利益牵连又暗中倾向某方，或者本身就不遵守借以评判的游戏规则，那么，游戏还是不公正的。以上诸点不仅仅是游戏与竞赛所要遵循的规则，它们实则是人类共同生活与活动的一种基本精神和准则。惟其如此，它们才越出了游戏活动的专门领域而成为“真正的酵母，灌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精神应是人类个体都应努力寻求的精神食粮。不管约翰·胡伊青加的观点你赞不赞成，它都提示我们：游戏与人类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游戏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游戏精神对于人类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对于人类个体的成长都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和需要着力追寻的。而一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亦与其游戏密不可分，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更受到游戏因素的影响。在民间游戏中儿童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并在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中认识、了解、学习和掌握民族文化，学习与实践对人类来说至为重要的游戏精神，这一切，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对其所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乃至人类美好的明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精神成为儿童社会化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

（二）民间游戏是儿童接触和学习民族文化、认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的重要途径卡西尔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故此，人的教育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文化的教育而非其他，否则，人类的个体就不能成为人类群体中的合格一员。而人类的新生一代在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亦是文化的学习。儿童游戏与人类的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一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亦与其游戏密不可分，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更受到游戏因素的影响。在民间游戏中儿童更能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并在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中认识、了解、学习和掌握本民族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游戏可以说既是儿童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又是儿童成长的历程。而民间游戏是更能体现他们成为民族共同体合格一员的内在发展需求的独特文化生活方式，是儿童内心最真诚的呼唤。

儿童浸润于某种文化土壤中，民间游戏是他们接触和学习本民族文化、认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的重要途径。在卡西尔看来，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层面。某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都认同的。某种文化的特定符号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会引起相同的感受。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在各民族代代相传的过程，亦即下一代对其民族特定文化符号的了解、识别、认同、记忆与应用的过程，也是其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而民间游戏由于其大量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使这一作用突出出来。因此，民间游戏让儿童接触和学习本民族文化，特别是认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比如，苗族民间游戏“顶牛”中便有着丰富的苗族文化内涵。顶牛是男孩子们模拟斗牛的一种游戏。孩子们上山放牛时，在山坳处聚在一起进行顶牛比赛。两个男孩先面对面站在一边，然后手撑地面，膝着地，鼓足气，慢慢向中间靠拢，寻找进攻的机会。突然，两人的头紧紧地顶在一起，一下前进，一下后退，来回周旋，直到一方把对方顶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