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

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

董明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第二年（洪武二年）就同高丽正式建交，确立了宗藩关系。洪武三年（1370），又“颁科举诏于高丽”[1]，诏其国“如有行修经明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会试，不拘额数选举”[2]。可见，明太祖非常重视汉语汉文化在高丽的传播。而高丽朝其时虽已进入统治末期，却也依然一如既往，重视汉语学习和汉文化的吸收，向明朝派有留学生。《国子监志》载：“明自洪武初，即有高丽、琉球中山、山南遣子入学，其后来者络绎。”黄佐《南雍志》曰：“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

金涛为何未留在明朝做官而匆匆回国呢？主要原因是其汉语水平不高。对此，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朝鲜》有明确记载：“是科，高丽贡士入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寻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给道里费遣之。”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庚戌十九年（1370）载：“九月辛丑，遣工部尚书权钧如京师贺正，举子朴实、金涛、柳伯濡从行。涛中制科。”据此，知其时来华应考的高丽贡士实为三人而非《南雍志》所说的四人，且可推知金涛等在明国学仅仅学习了一年。

洪武五年（1372），高丽国王又遣使来明，且请遣子弟入太学。明太祖表示同意接收高丽留学生：“上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入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省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听其归省也。”[3]（《洪武实录》）当年10月，高丽遣使来明，“举子金潜、宋文中、曹信从行”，三举子即来明之留学生。不幸，其所乘船只于途中被毁，金、曹溺死，宋生还。次年6月，高丽使臣携归明礼部之咨文曰：“奏奉圣旨：……（宋文中）可免再试，发回本国擢用。”[4]（P34，35，39）

洪武二十一年（1388），高丽遣使来明贺正，并再次恳请子弟入学。不果。洪武二十四年（1391），亦即高丽朝灭亡的前一年，高丽将汉语都监衙门易名为汉文都监，并且设立了教授馆。这可视为高丽重视汉语学习的最后举措。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而自立，史称李朝。同年9月，成桂遣使赴明，其年冬又表请更改国号，明太祖“命仍古号曰朝鲜”[1]。从此，明朝与朝鲜正式建立了国交。不过，朝鲜在明虽号称属国，实“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赍便蕃，殆不胜书”[1]。这从总体上为汉语在朝鲜的继续传播提供了良好环境。洪武二十八年（1395），朝鲜遣使来明，明太祖“以表文语慢”，诘责之。次年，朝鲜送撰表者郑总等三人至，“帝以总等乱邦构衅，留不遣”；洪武三十年冬，“复以表涉讥讪，拘其使建文”[1]。上述二事说明，明朝对朝鲜表文的要求极为严格，礼式不必说，遣词造句也丝毫不予牵就。此外明朝对朝鲜使节还有懂汉语方面的要求，如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明太祖就对朝鲜国王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著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4]（P140）这些都是其后朝鲜格外重视培养汉语人才的重要原因。为了培养汉语人才，朝鲜李朝在开国之初便设立了司译院，太祖三年（1394）十一月，又详定该院习业考试制度，使人才的培养得到有力保障。至于该院的学习内容和所用教材，可从《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二十三年（1441）八月乙亥条的记载中得其梗概：“我国自三韩至于高丽，世世……设专司习华语。至国初置司译院，学徒所读不过《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等书而已。……判三司事ｘｉè＠①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今学者无他师范，唯以《直解》一部为习……”。司译院的教学效果如何？其所用汉语教材有无增减变化？请看《李朝实录・世祖庄宪大王实录》中二年（1456）四月戊申条的记载：“礼曹启：岁癸丑，世宗大王……以所选入学文臣并衣冠子弟三十人为

讲肄官，聚司译院习汉语。至今二十余年，译语精通者颇有之。……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为什么要学《洪武正韵》呢？原来此书有助于训练朝鲜人的汉语发音。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十月癸亥，诸知汉韵文臣议曰：“声韵有七音清浊。本国之音，无齿头、正齿之别，而又无唇音轻重之辨，故学华语者，鲜有得其精矣。苟能先正本国之音，则韵学可明也。臣等谨按《东国正韵》，‘私’与‘思’，齿头音也；‘师’与‘狮’，正齿音也；‘卑’与‘悲’，唇重音也；‘非’与‘飞’，唇清音也；而合为一音。‘芳’字全清音也，‘滂’字次清（音）也，而亦混而不辨。……今将本国《正韵》分以七音，叶以清浊，使初学者先习是书，次学《洪武韵》，则七音回声，随口自分，其于学汉音也，未必无补矣。”[4]（P676）朝鲜李朝所实行的崇儒排佛的文化政策，也为其国人的汉语学习创造了良好氛围。李朝初年，即在汉城建立文庙，规制与中国相同。世宗朝（1419～1450）更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并重修祀典。世宗还打算向明朝派遣留学生，但遭到明宣宗不明智的拒绝。史载：宣德八年（1433），朝鲜国王“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不许，赐《五经》、《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1]

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十月，出于培养人才的需要，朝鲜议政府请求国王李芳远派遣医、乐、译三学生徒赴中国留学，李芳远未予同意，说：“今帝多顾虑，本朝人至，必令内竖暗察，不可与元朝混一时比也。”[4]（P254）明天顺（1457～1464）间，朝鲜又奏请派人留学，其奏章曰：“……自汉唐到宋元朝代，新罗、高丽皆遣子弟入学肄业。其后，汉人韩ｆǎｎｇ＠②、李原弼、洪楫、ｘｉè＠①长寿等，相继出来，训诲子弟。上项等人，俱已沦没。如今传习无由，汉吏之文，理会者鲜少。……仗望圣慈，照依历代旧例，许令本国子弟入学肄业，兼习汉吏之文。”[4]（P525）可这一请求依然未获满足。为此，明英宗还特意向朝鲜下达了一道强词夺理的“敕谕”，其文曰：今得王奏称，……欲照历代旧例，遣子弟入学等因，具悉。且前代之制，或命八才子往教（按：指派德才兼备之人前往朝鲜任教），或许遣子弟入学，他如王彬等擢科遣还（按：宋淳化三年〈公元990年〉，高丽留学生王彬、崔罕等在华进士及第，授以官职遣还），韩ｆǎｎｇ＠②辈因使暂留之（按：指元代韩ｆǎｎｇ＠②等人因避乱赴高丽而在彼教授汉语）。盖由当时彼处文学未盛，又中国好大之君，取为美观而已。我朝祖宗以来，不行此制。今诗书礼义之教，传习有素，表笺章奏与夫行移吏文，悉遵礼式。虽未能尽通汉音，而通事传译，未尝不谕，又何必子弟来学，然后为无误哉？朕遵祖宗之制，不欲慕袭虚美。王亦当恪守旧规，率励国中子弟，笃志经籍，则自有余师，人才不患其难成，而事大不患其有碍也。[3]（《天顺实录》）不过，尽管明英宗推三阻四，在其执政期间，朝鲜毕竟向明朝派了一名留学生。《殊域周咨录・朝鲜》载：“英宗睿皇帝天顺初，（朝鲜）国王与女直毛邻卫仇杀，廷议遣使问罪，佥举礼科给事中张守往，……乃急趋朝鲜，宣上威德，示祸福谕之。君臣震慑，遣陪臣入谢，复遣其子入学，引咎解兵焉。”此后，朝鲜中宗时，也曾多次动议向明朝派遣留学生，虽均不果行，但却充分表明朝鲜对汉语学习的高度重视和对汉语人才的迫切需求。尽管派人到中国留学的愿望几乎始终未能实现，但这并未窒息李朝学习汉语的热情与积极性，也并未使朝鲜人的汉语学习陷入绝境。首先，李朝历代国王都非常重视国内的汉语学习，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政策，这无疑是保证汉语在其国内有效传播的重要原因。如世宗十九年（1437）九月庚寅，传旨议政府：“近来学者惟习词章，不务经学，诚为可虑。今欲于每年亲试之时，亲临讲经，则庶几兼习，亦助实学之一端。”[4]（P398）成宗七年（1476）十二月辛巳，“御宣政殿西庑，引见译官张有诚、黄中、李春景，令以汉语相问答，复以乡语解之。”[4]（P632）明宗十七年（1562）三月己丑，“御司政殿试专经吏文汉语文臣”[4]（P1477）。诸如此类，显然都是对国内汉语学习者的鼓励与鞭策。此外，世宗十六年（1434），还制订了两条奖励汉语译人和汉语生徒的措施：一是允许译人在辽东贸易以取利；一是译学生徒居住外国者，完恤其家，以供居京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