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水文化——荆江

荆州水文化--荆江

（巍巍荆江）（文白超美图许宏雷）“你从雪山走来……你向东海奔去……”

长江浩浩西来，汇细流，纳巨川，逶迤万里，亘古不息。其三峡以上河段，激涌奔腾之势为诸山所束而敛；出峡口，决，破虎门，雄视沃野，进入江流壮阔、平野无边的两湖平原。诗仙白“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诗句即是对此景此状壮美的描述。

“水之为德大矣哉”（北郦道元《水经》）。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她滋润着神州，养育了世代炎黄子，书写了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史。

长江又是水患频繁的河流。相传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尧舜时，即发生过全流域大洪水，孟子曰：“当尧之时洪水泛滥于天下……”。禹曾受命平治水土，疏导江河。

长江出峡口从枝城进入荆江河段，汪洋恣肆，桀骜不驯。荆江河段上起枝城，下迄城陵矶，全长337公里。其间以藕池口为界，按河型分为上、下两段：上段称上荆江，长167

公里；下段称下荆江，长170公里。旧时以其流经地属荆州，故该江段通称荆江。其北岸有沮漳河、玛瑙河入汇；南岸有松滋、虎渡、藕池、调弦（已封堵）四口分泄荆江洪水南注洞庭湖，与湘、资、沅、澧四水汇合后于城陵矶复注长江。

上荆江为微弯形河段，河道自上而下由江口、沙市、郝穴三个北向河湾段和洋溪、涴市、阧湖堤三个南向河湾段组成。下荆江为典型的蜿蜒型河段，有“九曲回肠”之称，由碾子湾、调关、中洲子、荆江门等弯曲段组成。

荆江河道浅滩变化复杂，董市、太平口、碾子湾、监利等处浅滩每年枯水季节有20-88天不能保证标准航深2.9米，是长江中游航运条件较差的河段。

荆江径流主要来自以上长江干流。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为4480亿立方米；下泄途中有清江（年均径流量132亿立方米）、沮漳河（年均径流量16.4亿立方米）入汇。南岸四口分泄入洞庭湖的年径流量因泥沙淤积等因素影响逐年递减，至1994年减至697亿立方米。年均输沙量5.19亿吨，清江和沮漳河年均输沙量为0.089亿吨和0.021亿吨。南岸四口分沙量在上世纪50年代占来量的34.9%，到1993年三口分沙量仅占18.4%。荆江汛期最大流量54600立方米／秒（沙市站 1981年），枯水季最小流量2900立方米/秒，年均流量10000-13000立方米／秒。

荆江两岸地质结构不尽相同。上荆江北岸自江口镇以上，南岸自松滋口以上为丘陵或基座阶地的基岩组成，抗冲能力强；江口以下至藕池口，两岸主要为现代河流的沉积物组成，其上层为粘性土壤，中层为砂层，下层为卵石层；卵石层在河弯段较河床深泓还高，抗冲能里亦较强。下荆江南岸石首、塔市驿、砖桥等处有孤独的小山丘，由古老的变质岩及花岗岩组成，因岩层阻挡，河床不致南移，形成南向北弯；北岸为现代河流的沉积物所组成的二元结构，即上部为河漫滩相的粘性土层，下部主要为河床相中、细砂层，卵石层深埋床面以下，河岸抗冲能力较弱。荆江两岸地势南高北低，南岸地面较北岸地面平均高出约5米，汛期，洪水位则高出荆北地面10—14米，形势险峻。

荆江两岸筑有堤防，北岸有荆江大堤和荆北干堤，南岸有荆南干堤和分洪区围堤。两岸堤距，自枣林岗起一般为6-7公里，到沙市缩狭至1公里多，以下随江流趋势宽窄相间，最宽处达20公里以上，最窄处仅1.3-1.6公里。堤外滩岸，上荆江较窄狭，平均宽不足200米，有的堤段基本无滩，深泓直逼堤脚；下荆江滩岸平均宽达6000米，其间北岸又较南岸为宽。

荆江发育于第三世纪以来长期下沉的云梦沉降区，其成河年代，至今尚无定论，而且人们对江陵以下长江主泓在唐宋以前的流向还存有争议。袁樾方先生所著《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与演变初探》一文认为：“荆江统一河床，早在先业已形成”。有人则根据《禹贡》的记载，认为公元五世纪以前的长江主泓，是经虎渡河入澧南注洞庭，再由城陵矶复入长江的，而今天的荆江在那时只不过是一条汊河而已。为之佐证的如明末文学家袁中道在《澧游记》中记载：“郦道元注《水经》，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复旦大学教授修桂在《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先、汉两代，江沱分汊后仍在今枝江县东一带汇合，“根本不存在分汊主泓南注洞庭合澧水那么回事。”1992年版《中华人民国地名词典·省》卷载：“三国、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湖区下沉，长江分流的沧水越华容隆起南下，进入洞庭湖区”。等等，滔滔荆江，千古流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已不复旧时容颜。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史前时期，荆江尚未形成明显的河床形态，荆江北岸为云梦泽，南岸为洞庭湖，没有天然的分界线，浩淼沧茫一片，水天相接，“上天下，出地入地舟”，“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那时江流在今江陵县边缘进入浩瀚的古云梦泽，然后以漫流形式向东南倾注。至周两汉时期，由于江水所携带的泥沙在云梦泽长期沉积，以致在水泽西部形成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并在洲上发育了分流水系。在这块三角洲上，古荆江水系呈扇状向东扩展，汇注云梦泽。由于受新构造运动自北向南掀斜下降的影响以及科氏力的作用，扇状分流水系的主泓道，逐渐迁移至三角洲的西南边缘，从而形成江陵以下荆江的明显河床。此时，下荆江地区尚处在高度湖沼阶段，洪水季节主泓横穿湖沼区至城陵矶与洞庭湖诸水相汇。至晋时期，因北岸水系分泄泥沙的结果，荆江三角洲在向东继续延伸的同时，迅速向南扩，迫使位于今石首东北境的云梦泽主体向下游推移，自此，荆江在石首境摆脱漫流状态，逐步形成河床，其形态发展到南北朝时已极为清晰。而这一时期监利东境的荆江河段，则依旧横穿云梦泽向东南方向漫流。到唐宋时期，云梦泽完全解体，演变成若干星罗棋布的小湖沼，监利境的荆江河床已见雏形。两宋时期，堤垸兴起，逼水归槽，进一步促使荆江河床的形成，南北两岸形成九穴十三口。明清时期，荆江两岸大规模修

筑堤垸，统一的荆江河床形成，南北分流穴口减少。清朝时期，统一的荆江河床和南北两岸最后塑造完成，北岸穴口尽堵，南岸有虎渡、调弦两口分泄荆江洪水。1860年大洪水，藕池河马林工溃口，形成藕池河；枝城北门口矶头冲毁，长江主泓南移，引起下游河势发生一系列变化。1870年特大洪水，松滋黄家铺溃口，形成松滋河，从松滋口至家脑的大江主流萎缩，原南江北沱变为南沱北江。至此，荆南四口向洞庭湖分泄荆江洪水的格局形成。

荆江自形成明显河道以迄于今，虽经河型上的沧桑巨变，但其基本流向与流路却是比较稳定的。近500年来，上荆江基本保持了原微弯分汊的河道形态，河曲发展缓慢，河道变化较大的仅有上百里洲、学堂洲、阧湖堤及郝穴等局部河段。下荆江的演变，则经历了从分流分汊河型到单一顺直河型，最后发展为蜿蜒型河型的演变过程。下荆江河曲发育过程中，曾不断发生自然裁弯，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对下荆江有计划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护岸工程和系统裁弯工程，使荆江的河势得到控制，结束了“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的局面。

荆江从漫流阶段到形成三角洲分流阶段，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从三角洲分流阶段到统一的荆江河床形成，只有几百年的时间，这都是泥沙的作用所致。由于泥沙大量淤积，堤垸兴起，开发剧增，逼水归槽，洪水所需的行洪断面大为减少，河道由宽变窄，不断冲深。在泥沙不断淤积和人类不懈地与洪水争地的共同作用下，河床水位不断抬升，以致形成今日之防洪的险峻局面。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还是明智地选择和谐共存呢？

荆江的水灾频繁和严重。隋代以前，江汉平原腹地人口尚不密集，两岸蓄水之地较多，虽然洪水泛滥，但社会经济损失有限。宋元时期，因战乱和其它原因，北方居民大量南迁，荆江地区人口渐密，围垦洲滩从事农业和筑堤御水等人类活动增多，其直接后果是蓄水之地日益减少，大量洪水被束河道，导致洪灾频发。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长期开发，已成为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荆江地区干支流堤防体系基本形成，垸田发展不可遏止。清顺治七年（1650年），肇基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时称“金堤”的荆江大堤在堵塞庞公渡后，全线连成整体，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洪水灾害，江汉平原进入全面开发期，“两湖熟，天下足”即是对其农桑兴旺发达的至高美誉。然而，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不恭”，后者都加倍地进行了“报复”。垸田的大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激化了人与大自然的矛盾，荆江流域水灾的频率与危害程度大大增加。仅以荆江大堤为例，从明初到民国时期即溃口91次，平均6年一次，其它堤防溃决次数更多。灾害之惨烈尤以1788、1860、1870、1931和1935年为甚。前三次大水灾使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陆沉，洪水泛滥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1788年洪灾，“被淹三十六县”，“兵民淹毙万余，号泣之声，晓夜不辍……诚千古奇灾也”；1860年洪水在荆江中段冲开藕池口；1870年洪水在荆江上段冲开松滋口；1931年洪水，“鄂境江、汉两岸及各港支流所有官堤民堤，十九非漫即溃”，市区被洪水浸泡约三个月之久；1935年水灾，“鄂省受灾者53县，……竟见有剖人而食者”。

为什么荆江河段洪水灾害如此频繁？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了解荆江的洪水特性。荆江的洪水特性表现为：一是汛期长。荆江的洪水主要由降雨形成，但又受洞庭湖四水的影响。干流上游的承雨面积约103万平方公里，且雨量丰沛。而一般情况下，洞庭四水的雨期又早于长江上游，所以一般年份的防汛时间从5月开始至9月结束，时间长达5个月。二是洪水峰高量大历时长。荆江河段根据调查和水文记载，从1153年至今的800余年里，流量大于80000立方米/秒的有8次，其于90000立方米/秒的有5次，最大的为1870年洪峰流量105000立方米/秒（枝城洪峰流量110000立方米/秒）。从1877年以来的100余年中，洪峰流量超过60000立方米/秒的有24次。上述8次大洪水3天洪量均在200亿立方米以上，7天洪量均在400亿立方米以上。三是洪水组成复杂，且经常发生遭遇。当荆江上游发生较大洪水，而洞庭湖四水洪量较小时，荆江防洪的重点在石首河段以上；反之，防洪的

重点则在石首河段以下，尤其是城陵矶上下河段。如果荆江与洞庭湖洪水遭遇，荆江河段将全线处于紧急状态，特别是西洞庭地区和荆江洲滩民垸更是首当其冲。了解了荆江洪水的特性，我们再来说说荆江洪灾频繁的原因：一是长江上游的洪水来量大于荆江河段的安全泄量。荆江河段包括四口分流，只能安全通过的流量约为68000立方米/秒。如上游来量超过了荆江河道的安全泄量，超额洪水必寻出路，或主动分洪，或任其溃决，二者必居其一，这是荆江河段洪灾频繁的根本原因。二是泥沙长期不断的淤积和人类围垦开发活动的影响，导致洞庭湖蓄纳洪水的面积容积日益减少，调蓄长江和湘、资、沅、澧四水的功能减退，迫使江湖水位不断抬高。三是荆南四口向洞庭湖分流量减少，荆江干流的流量必然加大。四是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但荆江堤防的防洪标准仍然偏低，只有约10年一遇的标准，运用荆江分洪工程也只有约20年一遇的标准。这在全国七大江河中防御标准是最低的。按照这样的堤防现状，如果枝城来量达到70000立方米/秒，而此时城陵矶的水位超过34.40米，荆江的防洪就会出现全面紧的严峻局面。

“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祈去”（汉·王充《论衡·感虚篇》）。与洪水作殊死抗争的恢宏活剧在荆江地区演绎了数千年，一部荆江地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洪水抗争的历史。

荆江流域的水事活动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堤防之役，始于楚相叔敖“（《中国水利史稿》）。楚庄王时期，令叔敖就主“宣导川谷，陂障源泉，堤防湖浦，收九泽之利”。古云梦高阜始有堤防之设。此外，据《皇览》记载，他还兴修了一条云梦通渠（亦称楚渠），将沮漳河水引经江陵、潜江入汉水，不仅沟通了江汉之间的航运，还可灌溉两岸农田。两晋时期的扬水运河，宋代的荆南槽河都是在云梦通渠的基础上疏浚而成的。这项工程比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和代修建的国渠，均早了360余年。因而叔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建设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诗外传》）。而兴建水利发展农业是当时楚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其后两千余年，荆江地区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始终不懈地与洪水进行着抗争，荆江流域数千公里堤防，就是年复一年和着血水汗水，一锹一筐垒筑而成的。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利事业举步维艰，发展缓慢，新中国建立前，荆江流域的防洪工程残破不堪，防洪能力低下。

“善为政者，必先善治水”。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荆江防洪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近60年来，荆江地区人民进行了坚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治理荆江的斗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今日的荆江流域，蜿蜒逶迤的千里堤防，如传说中法力无边的神链，紧缚住大小数条桀骜不驯的“黄龙”，沃野千里的平原百业兴旺。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将使荆江的防洪形势彻底改观，荆州这颗江汉平原的明珠将会更灿烂。

回溯千年往事，不由人万千感慨：“兴水利而后有农工，有农工而后裕国”。（清·慕天颜）

伟大的河流意味着一种文化。自古以来，人们”择丘陵而处”,”择水草而居”,选择临近水源的岗阜阶地,”刳木为舟”,”结网而渔”,依靠天然河湖维持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而民族的迁徙、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往往也都是通过河流来进行的。以荆江为中心的两湖平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是哺育长江中游古代文明的摇篮。在古老的中国上，荆楚文化与古老的黄河文化双峰并峙，互相辉映，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古荆江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楚人势力，在政治上曾统治了南中国达八百年之久，而楚文化的孕育与繁衍则历经数千年沧桑。现代考古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荆江繁衍，过着以农耕为主，兼有渔猎、采集活动的定居生活了。考古发现多处含谷红土壤土块，表明荆江一带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经种植水稻。目前世界上见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粳稻谷穗就是在纪南城遗址的西汉初年古墓中发现的。而“澧县梦溪乡八十垱今年4

月中旬考古发现数以万计的、八千多年前的古栽培稻及新石器早期的人类定居遗址，说明八千多年前大米就已经成为人们的盘中餐”（1997年《三湘都市报》）。

光辉灿烂的楚文化，主要包含六大要素：青铜冶炼工艺、丝织刺绣工艺、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屈原诗歌与庄子散文、美术乐舞。尤其是屈原诗歌和庄子散文，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的顶峰。“形成哲学体系的文化精华部分，世界上并不多，楚文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任继愈《楚文化特色》）。

上古时，分天下为九州，其中“荆及惟荆州”。“荆”就是荆山，“衡”是衡山，“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说明古荆州幅员之辽阔。汉武帝时，将全国分为十三部（州），荆州刺史部为其一（当时的刺史部并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其职责为巡视郡国吏治），辖六郡（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一国（国）。其中南郡的郡治在江陵，辖十八县。至东汉时荆州辖七郡。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古荆州许多地方属吴国；备初起，向权借得荆州数郡之地赖以立足，州治设在江陵。西晋时，改荆州刺史部为荆州，辖22郡，151县，州治江陵。自此，由于荆州府的府治设于江陵县城，所以江陵城又称荆州城。

荆是古代楚国的别称，荆、楚通用。按字义解释，荆、楚同为灌木名，“楚，丛木，一名荆也”。而且楚人长期活跃于古荆州地域，并在荆州建都立国，于是荆、楚不分，久而久之便沿习下来。现在一般资料都认为，楚在江陵纪南城建都，历21位君主，时间长达412年之久。在楚国立国的800余年中，都郢（纪南城）的约400年间正是楚国的鼎盛时期。“荆州居上游之要，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迁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宗书·义庆传》）。在这块热土上，古往今来上演了数不尽的英雄传奇。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写到荆州的就有七十余回，其中“备借荆州”、“火烧连营”、“子龙大战长坂坡”、“翼德喝断当阳桥”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在神州世代流传。

欲问楚国兴废事，圮前凭吊纪南城。都郢之前，古楚国“僻处荆山，以供王事”，历经300余年的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后楚国渐强，逐一征服汉东诸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纪南城。从此便以纪南城为中心，励精图治，所向披靡，版图迅速扩大，国势日盛。至楚庄王时，遂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势力东至长江下游，南达粤南海滨，西南远及云贵高原。何以如此强盛之楚国后为所灭？答案史载已明：从灵王到将白起拔郢长达263年（前541—前278年）里，楚国有的君王虽也力图中兴，但接连不断的乱外患使其均未能挽救日益衰败的局面。至后期，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贤士无名”，以致国力日衰，最终为所灭。“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愈《题楚昭王庙》）。而强大的王朝存世仅十五载，就为西楚霸王项羽和邦所灭。“楚虽三户，亡必楚”。而今天的郢城，只是土垣一堆。土垣之下，千年兴亡事，万户悲欢曲都被历史尘封于。“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唐·白）。那位“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给我们留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讯语）与日月同辉的不朽篇章，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三闾大夫屈原的英魂，世代为国人所缅怀。“《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欲吊章台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陆游·《哀郢》）。

浩浩荆江，东去的脚步不曾停歇，从不愿回首驻足瞥一眼人世间的兴亡嬗替沧桑风情。但我仍相信，你是见证了这一切的，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你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