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得部队弄虚作假的五不将军

见不得部队弄虚作假的五不将军
作者：李俊强杨晨
来源：《祖国》2017年第02期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永佳河镇桃花沙河王家村人。

1924年，王见安放火烧了欺压自己的地主的房子，然后去武汉到吴佩孚部当兵，并更名王建安。

因对旧军队中的恶习不满，王建安于1926年返回家乡，召集了60个贫苦农民建立一支武装队伍，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

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后担任红四军政委，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

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建安一生战功卓著，为人刚直磊落，是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2016年12月，在河南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李德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书画巡展上，本刊记者采访了前来参加活动的王建安之子王海波，他向记者回顾了父亲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迟到”的上将军衔
王建安参加革命早，在军内职务较高，历经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功勋卓著，对党忠心不二，但为何没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反而在1956年才被授予上将军衔呢？对此，王海波说：我父亲这个人，从来不跟我们说过去的事，在家里也从来不说部队里的事，也不写书，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家里人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是后来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和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

据说当年解放军高级将领评衔小组把名单递交毛主席过目时，毛主席在授予上将军衔的建议名单中在王建安的名字下圈注了一下，写到：此人骄傲自满，授以中将为宜！评衔小组一看毛主席的意见，倍感棘手，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不少军功资历不如他的都跻身上将，名单公布以后岂不议论纷纷。

但不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主席又有明确指示，怎么办？只有拖，拖到1956年，评衔小组再向毛主席陈述应当给王建安授予上将的理由，毛主席觉得评衔小组言之有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这也就是我父亲在1956年被补授上将军衔的缘由。

为何说父亲“骄傲自满”，是父亲曾经因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与他的上级领导陈毅拍了桌子，后来这件事传到了中央，于是有了对父亲这一口头“评价”，但是父亲的这种表现，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并非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因此，后来评衔小组再次向毛主席陈述王建安应授上将军衔的理由时，毛主席还是表示同意了。

父亲是行伍出身，带兵打仗要雷厉风行，未免会养成脾气大的性格。

这一点，就连在全国都出了名脾气大的许世友上将也有同感。

我在南京工作期间去拜访许世友将军，谈及此事，许世友说：当年你父亲是红四军政委，我是红四军军长，我跟你父亲都是牛脾气，会上意见不合时，经常拍桌子骂娘，但是会下不拆台，所以我们把部队带得生龙活虎，总是打胜仗。

现在很多人听不得批评意见，会上当面不说，背后搞小动作，很不好。

你爸爸改不了，还是那个脾气，很多人不适应。

开诚布公坦率直言
王建安直言率性，不善含蓄，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文革后期，毛主席提议，让中央军委通知王建安来北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但王建安认为当时“四人帮”很是嚣张，政治局势不太明朗，而且中央军委让王建安担任顾问的文件是通知不是命令，可以不执行，就没有上京赴任。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由徐向前元帅负责中央军委顾问工作，调王建安来北京，王建安就问，让我来北京干什么呢？徐帅说，中央最近一直在考虑，现在的军队究竟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许多部队嘴上说起来很能打，但真是那么回事吗？老王啊，你是指挥打仗的，要让你下去做些调查，你是中央军委顾问，你就代表中央军委、代表我到基层部队去搞调研，你想去哪支部队检查就去哪支部队检查，把真实的情况摸上来。

1977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南方一个城市驻军调研，得知这一消息后南京军区詹大南副司令带一军军长、政委，要求陪同。

可王建安却讲部队工作很忙，不要陪。

谈话不到十分钟就让他们走了。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王建安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出发前往硬骨头六连考察。

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自己却下车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多在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

王建安就穿着一身旧军装，也不佩戴领章帽徽，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还以为王建安只是一位当过兵的老军人，王建安问一句，他就回答一句。

王建安问：“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

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

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

”与饲养员交谈过后，战士们已经起床了，王建安随即进入了战士的宿舍。

看到连队的内务卫生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棱有角，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

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
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六连，来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

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

王建安决定只和连队同志一起开座谈会，会上没有领导参会，让连队干部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

他分别召开干部和新老战士三个座谈会。

检查中王建安发现连队训练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

比如，一部分人练习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习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

了解情况后，王建安又决定将随后六连的军事表演改为连队防御土工作业，可六连不会。

调研过六连后，王建安接着又检查了不同军兵种的六个连队。

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并在调查报告中做了总结，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部队战斗力下降明显，不能适应现实战争。

根据王建安的报告，军委决定1978年开展“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全军大练兵运动。

调查报告出来后，中央和军委的各位领导都受到很大震撼，也十分重视，并迅速组织全军大练兵，使部队战斗力下滑的局面得以扭转。

一年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中国军队取得胜利，这与头年大练兵如火如荼开展不无关系。

王建安批评人常常不分场合，不留情面，越是对领导越不客气。

有人对王建安的批评不满，告到叶剑英那里。

叶剑英提醒王建安：“有人告你的状呢！”王建安说：“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吧。

”叶剑英笑了笑：“你批评得对，我们照个相吧！”叶剑英以此表示对王建安的支持。

王建安在1979年中纪委恢复工作初期担任中纪委常委。

凡是涉及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领导一般都批转给王建安阅批。

王建安对他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从不袒护和包庇，对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总是如实地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

邓小平曾在王建安的调查报告上亲笔批示“总政要特别注意这种调查报告，随时掌握干部的情况，适当时加以调整。

”有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军委某领导人，王建安没有同意。

他说：“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我见到他还要说。

”对与自己发生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视、不排挤。

某军区有位副参谋长曾因工作和王建安争吵过，但当他了解到该同志是个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对他晋升建议。

廉洁奉公严于律己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

文革中物资紧缺，凡物品均按计划供应。

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

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

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

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又某日，王建安视察某地收音机厂，回住处，见桌上摆两只收音机。

将军问明缘由，说是厂领导送给他的礼物。

王建安对送礼的行为深感不满，随即命厂长跑步取回，并送其一份党风廉政准则。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人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对他两袖清风地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

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这种情况已有了不少先例。

于是，有位领导同志向他建议：也给玉清办个手续吧！王建安却坚决拒绝了。

王建安将军一生俭朴。

喜穿布衣布鞋，戴国产手表。

1977年进京后一直住单元式老房，卧室无地毯，无沙发，一桌，一椅，一床，床为条木拼成的硬板床，短去一节的一条床腿是用砖头垫齐的。

将军去世后，李先念至家中转了一圈，感慨道：“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俭朴！”
1954年，王建安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尔后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王建安在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他的一些上级都是昔日的部下。

叶剑英元帅曾对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五不将军特殊贡献
王建安将军有四子，均在外地工作。

组织上考虑他四个儿子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身边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让。

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

有一天，将军夫人闻知按规定可以调一子女于身边工作，试探问将军：“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孩子回京，好有个照应。

”将军答曰：“子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只要我还没有死，他们一个也别想调回来！”后来，果如其言，王建安突发心脏病去世，四个儿子俱在外地，无一人能赶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再后来，王建安夫人病重时，四个儿子轮流从外地赶回北京，值班陪护母亲，母亲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各自单位工作。

可没过多久，母亲却突然因病去世，四个儿子也因都在外地工作，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不幸病逝。

在去世不久前，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

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

几个孩子从外地赶回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节约的高尚情操。

不仅如此，王建安去世后的遗体还贡献给我国医学事业。

王海波说，父亲活的时候没有进过301医院看病，死后却进了301医院。

父亲去世后，301医院的领导来到家中，提出医院想为老干部的健康搞一点研究，可否对王老的遗体进行解剖研究？母亲听后，考虑到为防止其他老同志因此病而去世，同意301医院解剖遗体，彻查病因。

就这样，王建安将军从客观上用自己的遗体，为他人做了最后一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