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讨

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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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他的著作《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著作。

刘知几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他在《史通·六家篇》中认定，孔子所整理的《尚书》、《春秋》及《左传》皆为史书，并不神秘。

刘知几对儒家经典的人文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学的神秘主义因素。

他所做的《疑古》和《惑经》两篇，历来被认为是疑经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历史上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

唐末柳璨在《史通析征》中将其评价为：妄诬圣哲，清朝官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指责史通是：“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

《疑古》、《惑经》世所共诟，不待言矣。

”梁启超却对之大加赞赏，他认为：“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

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

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够，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

”对于后人的评价当且不论，刘知几敢于针对当朝官学提出怀疑性思考，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意义。

一、对刘知几“疑古事”的再理解
《史通·惑古》篇，历来被做为刘知几疑经的重要证据之一。

事实上，对于刘知几的“疑古”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经文本身的怀疑。

因为，在《史通·采撰》篇中，刘知几就已经提出对“异辞疑事”和“学者宜善思之”的明确态度。

而且，在《史通·采撰》篇中，他还说：“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可见，刘知几对不同的古书对古事相异的记载是持理解态度的，并且提出以“采摭群言”作为辨别古事真伪的方法。

所以，简单地根据《史通·疑古》所列的十条“疑事”，便认定刘知几怀疑经典、“妄诬圣哲”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刘知几的《史通·疑古》篇看，他虽然罗列了疑古的证据，但是，对产生“疑事”的原因更是进行了非常透彻地分析。

刘知几认为产生“异辞疑事”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古之史氏，重言而轻事”。

因为古史重言轻事，所以使很多史事在后世学者看来“罕传其说”，就算是博物的君子，也可能“只知其一隅”，正因为如此，疑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

二、对刘知几“疑古法”的再分析
刘知几在《惑经》篇针对孔子修《春秋》时，产生的笔法体例不一的情况提出了十二“未谕”和批评后人对《春秋》的五种虚美评价。

他对孔子的批评，主要在于孔子修《春秋》时，没有做到“直笔”和“实录”，并且“多为贤者讳”三个方面。

刘知几首先提出“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

苟欺而或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偿。

遂皆被是以恶名，播诸来叶”。

以“彼三逆”与“二弑”的记载进行对比，认为《春秋》的作法是“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

而“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承告而书，曾无变革”。

是“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

批评《春秋》不能直道记史，就不能够达到善则褒、恶则贬的目的。

其次，刘知几认为“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是“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这种做法只能“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

并且“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于吴盟，而皆不书。

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是“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

批评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的错误作法。

最后，他批评孔子修《春秋》，“皆尊彼乖习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不能做到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春秋》中，对于有此“必当有说”的事件，“《经》”既不书，《传》又阙载”，书事不明，其理难明，后人对古事就会“寻绎难知”。

而且《春秋》对于别国发生的事件，以“凡书异国，皆取来告”的原则，会产生“苟有所告，小事必书;如无所告，虽大亦阙”的后果，并且在记载“它国之事”时，又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以使“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刘知几作为史家，积极主张实录直书，他在《史通·直书》篇中说：史家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他要求史家“善恶必书”。

但是他对于“曲笔”也不是绝对地反对，他在《史通·曲笔》中说“肇有人论，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别内外，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以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他在《通书·杂说下》中说“所谓直笔者，不掩
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但刘知几同时还说“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既为实录”。

由此可见，刘知几对于著述的态度虽然主张直道，但对于史讳的态度也是“当隐则隐”的。

因此，如果仅以“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作为刘知几批评孔子的证据，也应当是有所偏颇的。

那么，刘知几对于《春秋》的批评，可以理解为他从“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对《春秋》记法所进行的检讨。

而他所检讨的结论，则应是要说明：连孔子之圣都难免有失，那么儒家经典，特别是庸儒末学者的解释又有什么不能怀疑?这是他在《惑古》开篇即所点名的主旨。

总而言之，刘知几虽然以史家的立场，对《尚书》的古事和《春秋》记法进行了怀疑，但刘知几在《史通·惑经》序中的感叹不能不令人回味。

他感叹时过境迁，孔子的言论被后世所误解，希望能够回到孔子生活的年代直接向孔子请教。

明确表达了他希望重释经典的态度，同时论证了重新解经的可能。

综上所述，刘知几作为一位史学家，他的疑古思想，是以史学的立场对经学的发展进行的一次从容的检讨。

在刘知几的影响下，唐大历年间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人为代表的疑经学派和疑经思潮的崛起与发
展，最终使儒学突破唐代官方的解经束缚，成为儒学向理学过度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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