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益分析

二、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 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中“CBA是最容易理解并且从理论上来看最合理的经济 学评价方法。” （Robinson，1993）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福利经济学 （welfare economics）的理论基础上的，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效益被看作是社 会福利（效用）的增加，而成本则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降低。按照资源配置效 率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判断标准，一个卫生服务项目只有当效 益超过成本时才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才值得实施。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 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帕累托最优标准提出了许多修 改和补充。在实践中又采用了Kaldor-Hicks标准（或者称为“补偿原则”）。 任何政策变动都将会使有人受益和有人受损，如果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些收入 以补偿那些受损者，补偿后如果还有剩余，就说明社会福利增加了，这样的政 策 是 合 理 的 ， 即 存 在 所 谓 的 “ 潜 在 帕 累 托 改 进 （ potential Pareto improvement）”。如果受益者的收益大于受损者的损失，那么，对整体社会来 说福利也仍然是增加的。 在传统经济分析中，通常采用边际分析（marginal analysis）的方法来判 断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了最优状态，即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个体消费者 或厂商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存在很多因素使得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是药物经济学最基本的评 价方法之一，也是该领域应用最早的评价方法。在应用到疾病治疗方案的经济 性评价领域之前，成本效益分析已经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主要集中 在水利、交通和环境项目的评价（表 1-4-1）。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 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恢复经济过程中，受到了政府政策效率的争议， 越来越多的部门对政策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以保证公共资金在主要公共投资 项目中的高效率使用。
表 1-4-1 成本效益分析的发展过程
年份
国家
发展历史
1808 年
美国 财政部长 Albert Gallatin 建议比较水资源相关计划成本效益。
1920 年
美国
美国《河川暨海港法》（River and Harbor Act）授权美国陆军 兵工团针对美国境内主要河川的整治计划进行成本分析。
1936 年
Q1
Q2
Q0
Q
传染病控制水
图 1-4-1 传平染平病控制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
的人，即带来了外部性成本；若进行积极治疗并康复，除了自身健康状况获得
改善之外，还避免了传染给周围的人，即带来了外部性收益。
如图 1-4-1 所示，假设传染病防治的边际社会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s,
MSC）递增，而边际社会收益（marginal social benefits, MSB）递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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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最优状态很难达到，如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和保险等
问题。况且，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实际测量也存在较大的困难，我们次优的
选择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前提就是，
如果项目或政策的效益高于成本，那么该项目或政策将增进社会福利（Folland，
2004）。在成本效益分析中，通常我们都是从全社会角度出发，研究项目可能
引起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其中包括了由于外部性成本和外部性效益。
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
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可以通
元 MSB
MSC
过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来 边际收益
边际成本
进行阐述。例如，政府希
A
望对某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B
进行分析，以评价传染病 的合理控制水平。传染病
C
D
E
和传染病的防治都具有明
显的外部性，当某人得了 传染性疾病后，若不进行 治疗，就可能传染给周围
美国
美国国会在《洪水控制法》（Flood Control Act）中，授权农 业部开始对洪水控制计划实施成本和效益分析。
源自文库
1939 年
美国
美国垦务局根据《开垦计划法》（Reclamation Project Act） 的规定，使用 CBA 来评估改善河川航行、商业垂钓和其它休闲 活动的经济价值。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 美国国防部的“计划－规划－预算制度”中系统应用。
1
20 世纪 60 年代 1973 年
英国 伦敦与伯明翰之间的铁路建造计划的评价。
美国
Acton 对美国心急梗死的预防项目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首次将 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了医疗卫生领域
第一节 成本效益分析概述
一、成本效益分析的定义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用于比较某一项目或者干预措施所消耗的所有资源的 价值（成本）和由该项目或者干预措施带来的产出的价值（效益）的方法。在 成本效益分析中，效益项目和成本项目都是以货币单位进行测量。我们需要对 各个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效益分别进行货币加值的计算，然后评价备选方案的效 益是否超过了成本，以及哪个备选方案的净效益最大。
际社会收益都很难测量，因此难以判断社会最优状态。但是，对于 Q1 的控制水
平，边际社会收益在 A 点，而边际社会成本在 C 点，表现为边际社会收益明显
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即仍然存在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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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干预，如通过财政补贴传染性疾病疫苗的方式，使 得传染病的控制水平达到了 Q2 水平，此时的社会边际收益在 B 点，社会边际成 本在 D 点。尽管此时边际社会收益仍然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即仍然存在帕累托 改进的可能，但是政府的这种措施增加了社会福利（满足 Kaldor-Hicks 条件）。 因为，当传染病的控制水平从 Q1 状态加强到 Q2 状态时，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都 增加了。但是，社会收益的增加值为 ABQ2Q1 所围成的积分面积，而社会成本增 加的值为 CDQ2Q1 所围成的积分面积，显然面积 ABQ2Q1 大于面积 CDQ2Q1，两者的差 值就是图中的阴影面积 ABDC，即社会净效益。这就说明，政府的疫苗补贴政策 使得传染病控制水平从 Q1 加强到了 Q2，带来了社会福利净增加，这样的政策是 值得实行的。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图中分别用 MSC 和 MSB 曲线表示，相交于均衡点 E。
则从理论上来说，传染病控制水平在 Q0 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我们知
道对于存在外部性收益的传染病预防产品，如果完全让私人进行消费决策，则
会出现该类产品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即传染病控制水平可能只达到了 Q1。另
外，在实际研究中，要达到和判断均衡点 E 状态很难，因为边际社会成本和边
第四章 成本效益分析
学习目标： 1．掌握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2．熟悉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健康效益的分类。 3．了解三种常用效益测量方法存在的主要争议及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常见问题。 重点内容： 1．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价准则和适用范围。 2．人力资本法和意愿支付法的基本原理。 3．CBA、CEA 和 CUA 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