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来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

从目的论来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史小平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望城410200

[摘要] 二十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弗密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研究聚焦于翻译目的的选择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是

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本文结合目的论，试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孤

岛”时期的翻译活动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关键词：目的

论；上海“孤岛”;翻译活动

二十世纪70年代，弗密尔创立了翻译目的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它对翻译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本文试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一、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一种较新的翻译理论模式，它的建立可以回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取向受到挑战，反动者摈弃独霸译坛的结构主义刻板模式，以开先河者的姿态为译界注入了一股对经院派迂腐之气具有祛除力的清流。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德国翻译理论家弗米尔(Hans J. Vermeer)在1978年他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文中首次论述了目的论的基本原则和规则，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 (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的一个次范畴，目的( skopos)规则、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三者的关系是:目的规则是首要的规则，其他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在1984年他和莱斯( katharina Reins)合们完成《普通翻译理论基础》一书( 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的第一部分，弗米尔论述了目的论的基本原则们为翻译和口译的普遍理论，而翻译(包括口译)是将一种语言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符号转移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人类活动。这两本书阐述了目的论的基本理论。以诺德为代表的第二代目的论者不断完善和应用目的论，其应用领域涉及到翻译人员培训、口译、文学作品翻译、儿童作品翻译、新闻翻译等。诺德将翻译规范和功能结合忠诚的原则融入弗米尔的目的论框架之中。

目的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翻译都采用译入语文化规范取代译出语文化规范根据翻译目的和翻译种类，译者可以再现译出语文化规范，也可以将其归化为译入语文化规范，在翻译中，译者可以再现一部分译出语文化规范，也可以调整某些规范，以适应译入语文化标准和规范，译文文本和原文所传达的内容和文化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忠实，也可以是最小限度的忠实。这种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宏观上取决于翻译目的的要求。

功能翻译理论是帮翻译者摆脱原语文本束缚的一场革命，他摆脱了以文本为中心等值论的束缚，有利于翻译者的能动性的发挥（段自力，2000：83）。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众——译者心目中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文本”（Vermeer，1987：29）。由此看来在翻译过程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具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

待以及交际需要。译文根据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源文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中进行有选择的翻译。因此翻译批评家们不应该根据源文的一些特征来评价译文的好坏，而应当根据译文是否在一定的翻译情境下实现了他的预期功能来判断译文的优劣。弗密尔（Vermeer1989:186）声称：目的论有三点贡献：（1）这个理论把经常遭到否认的事实明确地提了出来，让人意识到其存在；（2）（应）由任务决定目的”这个概念，扩大了翻译的可能性，增加了可供选择的翻译策略，替译者松了绑，让他们不必局限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而常常是毫无意义的直译；（3）它把译者的责任列入了议程，并且扩大了责任范围，指出其译文必须发挥预期的功能，从而达到既定的目标。

二、目的论视域下的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

（一）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翻译活动的目的

1937年11月，上海周围沦陷之后，不少文艺工作者离开了上海，中心转移到内地、前线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上海因此成为“孤岛”，但是身处“孤岛”的上海进步作家、翻译家并没有放下他们手中的笔。从1937年至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为止，他们始终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周围，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一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抗日文艺活动，同时从事创作和翻译。文史学家称这段时期这些作家和翻译家们的活动被称为“孤岛文艺”。这段时期日军压迫控制以抗战为主题的严肃文学，宽容放纵通俗文学，严重束缚了文化人的创作和译介。而身陷“孤岛”的上海市民身处拥挤、慌乱的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深感悲观失望。人们只好从电影和文学中寻找精神支柱。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在英法租界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延续抗战爆发以来的将翻译的社会功用同社会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译介倾向。

（二）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

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一个很独特的组成部分。孤岛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短短几年在创作和翻译两个领域呈现的景象竟也自成一体，文艺书刊和翻译作品的品种之丰富，出版数量之多，与其他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里重点谈谈四位翻译家的活动。

1．傅东华的翻译活动

傅东华(1893-1971)，浙江金华人，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着名作家、翻译家。创作翻译了多部文学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现以傅东华译的《飘》为例：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用十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1936年面世后引起极大轰动。1939年由美国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在中国上海上映之后，立刻引起全国轰动，人们渴望能读到翻译文本。傅先生受邀翻译。Gone With The Wind表面讲述的是一个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但实际表达的是人们奋起斗争，保卫家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与傅东华先生想通过文学作品唤起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傅先生文本选择的目的。傅先生笔下的《飘》读起来仿佛单纯是一部爱情小说，这也使之通过了日军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得以译介出版。出版之后，因其行文流畅，语调诙谐，语言优美得以流传盛广，长久不衰。傅译的《飘》完成于1940年，在电影影响先入为主的情况下，电影所产生的舆论效应及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观众在观看完电影之后，就形成了对《飘》的最初印象，即这是一部通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