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印时期印度茶叶输入西藏及其影响

《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15－11－29
作者简介：赵国栋（1977 ），西藏民族大学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西藏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布局、整合与发展策略—
——基于优化生态资源视角”（项目编号：71563045）的阶段性成果。

英印时期印度茶叶输入西藏及其影响
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
南亚研究所，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印度茶产业在19世纪形成并迅速发展，在英印殖民政府的推动下，印度茶叶大举输入西藏，不但打开了西藏的市场，而且推动了印度茶产业的升级，促进了中国茶产业反思、整顿与改革，并激发了社会各界保卫西藏茶叶市场的思想与行动。

关键词：印度茶叶；西藏；过程；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6）01—0058—07
对于西藏而言，茶叶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商品范畴，成为联结西藏与内地和周边国家的精神纽带。

陈一石在《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中总结说：“无论茶马互市或者以茶易物，都使汉藏人民之间在经济上结下互相依赖的关系，从而促进了汉藏地区的物资交流，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友谊和联系。

”［1］
可以说，茶叶在中国的西藏与内地以及周边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在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粘合效用。

而近代英印殖民政府也注意到了茶叶在西藏社会、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及其与政治的紧密关系，逐渐开启了通过印度实施其茶叶输出并影响西藏茶叶市场的阴谋。

历史上，西藏市场的茶叶主要由中国内地供应，主要来自四川和云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度茶产业的发展以及英印殖民政府对西藏的觊觎，印度茶开始进入西藏市场，逐渐排挤四川、云南等内地茶叶。

显然，在国际市场上华茶、印茶、锡兰茶在国际市场的角逐是印度茶产业的发展以及英印殖民政府全力推动的结果，也是全局性的和战略性的。

陈一石总结说
：“英属印度茶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夺我茶利，在十九世纪末期，随着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步伐的加剧，卢比和印茶相继‘暗渡陈仓’，潜运入藏。

英帝国主义为使印茶销藏合法化，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企图迫使清廷订约通商，明订茶叶入口章程。

”［2］
由此可见，相对于国际上打压华茶的全局战略，针对西藏茶叶市场的谋划则是英印方面最重要的战术，试图以此全面击垮中国茶业，为其全局战略提供最重要的支撑。

一、印度茶叶输入西藏的过程
对于印度茶叶输入西藏的过程，董志勇在《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一文中做了详细深入的考证。

早在乾隆三十九年，也就是1774年，一名叫作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 ）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就被派到西藏的日喀则地区，企图与西藏建立所谓的“通商”关系，当时他对西藏的茶叶消费就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

1904年，有一名叫作霍西（Hosie ）的人，当时他是英国驻成都的总领事，他于当年到四川的打箭炉，也就是康定去调查藏汉之间的贸易情况，对藏茶贸易印象深刻。

英印对西藏茶叶市场的垂涎与阿萨姆地区发现茶树、中国茶树苗和茶籽不断在印度培植成功以及大规模茶园的成功开辟均有着密切关系。

1854年，英
DOI:10.13848/ki.dnynybjb.2016.01.010
印政府官员杰克逊（W．B．Jackson）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到为了能够使印度茶叶成功打入西藏，英印政府应进一步控制锡金。

［3］
1865年，英印在大吉岭地区仿制了西藏砖茶，但最终没有运入到西藏，而是被边防官员查获并没收。

到了1870年，英印当局开始专门研究如何把印度茶叶成功打入西藏市场，并完成对四川、云南茶叶的排挤和打压。

英印当局的主要策略是让西藏开放商业市场，并与其建立公开的通商关系。

“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能够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开放西藏，允许英印商人进入西藏倾销英国的工业品和印度茶叶，不但能够平衡印藏贸易逆差，而且还能大幅度提高印藏贸易额，使英印资本集团掠夺更多的西藏羊毛等土特产。

”［3］
为了完成这样的目的，1888年3月，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

清政府被迫于1890年3月与英国签订了《藏印条约》，不但失去了哲孟雄（锡金），而且印藏的贸易通商也被列入其中。

关于印茶输入西藏的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政府均表示反对。

当时的四川总督刘秉璋坚决反对印茶入藏，指出印茶入藏给西藏和四川带来的严重危害。

当时清政府采纳了刘秉璋的意见，并指示当时的驻藏办事大臣升泰坚持禁止印茶入藏的立场。

但英国的目标也很明确，最终1893年确定了这样一条：“印茶……俟百货免陪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

”这就为后来印茶大量输入埋下了伏笔。

清政府的这一妥协遭到了西藏爱国僧俗的强烈反对。

当时参与印藏通商章程谈判事宜的西藏寺方政府官员在得知清政府的这一妥协消息后，立即向负责谈判事宜的清政府驻藏大臣奎焕表示：“须知行茶一款在川固有害于引茶销路，在藏则大利于商务民生。

禁与不禁，所关非小。

”［3］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中的第四款做了这样的规定：“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

应纳之税，不得过华税入英纳税之数。

”［4］（P138）而这一规定又为英印新的侵略要求提供了借口。

由于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强烈抵制，英印方面一直未能得尝所愿，英印资本家们大为恼火，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打开西藏的茶叶市场。

1901年4月，印度茶叶协会就政府应帮助他们打开西藏市场向英印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第二年，印度孟加拉商会向英印政府提交请愿书，他们说：“本商会委员会知道，中国政府在条约的约束下，在各通商口岸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均只征收不超过商品价值百分之五的进口关税，然而，如上所述，根据1894年的印藏商约，经亚东出口到西藏的印度茶叶被排除在这一规定之外。

现在事情已很清楚，亚东海关当局将向所有的印度茶叶征收每磅茶叶6便士进口税。

……除此以外，喇嘛们也极力抵制印茶的进口。

……印度茶叶生产者的代表急切地盼望利用一切条件扩大他们的贸易，尤其是希望在众所周知的具有饮茶习惯的地区发展新的市场。

……本委员会认为，要在西藏克服障碍，最简单的办法可能就是废除1894年商约中有关税率的条款，允许印度茶叶在亚东只交纳与其他商品税率相同的关税。

总之……希望印度政府尽早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如能为实现以上建议采取行动，印度茶叶生产将能得到极大的利益。

”［3］在这样的情况下，1902年7 8月间，英政府一面派人与清总理衙门和清政府驻藏大臣交涉印茶入藏关税问题，一面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

1903年12月，英借口“藏哲勘界”问题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

1904年8月，英军侵入拉萨，同年9月7日，在武力的胁迫下，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西藏历史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拉萨条约》。

清朝政府与西藏爱国僧侣及各界人士拒绝承认。

同时，英国的行为也激起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

最终，双方代表同意，在两国政府关于印茶入藏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暂按1893年中英《藏印条款》第四款的有关规定精神处理西藏关税和印茶入藏问题，即印茶暂不准运销西藏，中国不得对进出口西藏的商品征收关税。

”［3］
虽然如此，但实际上，印茶向西藏的非法销售早已经开始。

据当时印度报纸记载，1906年全年，从噶大克一地输入西藏的茶叶就达60万卢比，按当时印度茶叶在西藏的价格分析，数量应在200万斤以上。

当时有一名叫贝莱尔斯（Bellairs）的英印茶叶种植园主一家当年就向西藏运销了12000磅茶叶。

据记载，1908年9月，4名英印商人想私运印茶入藏，但是在西藏亚东被中国海关查扣，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借此向中国亚东海关官员交涉，要求准许印茶运销西藏，再次被中国官员拒绝。

［3］而此时，以张荫棠为首的中方代表坚持重税印茶，强调“英既重税华茶，中国亦得重税印茶”。

［1］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动荡，战乱不断，英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步伐。

他们召开了非法的“西姆拉会议”，中国代表未正式签字，并
且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它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5］（P300）但英帝国主义还是诱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1914年7月3日在英国拟订的非法条约上签了字，同时还诱迫他在拟订的《1914年英藏通商章程》上签字。

同年7月3日和6日，中国政府两次指派驻英公使照会英国政府，坚决拒绝承认这两个非法条约。

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局混乱，社会动荡，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上层中的亲英派集团，利用这两个非法条约进一步对西藏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

辛亥革命后，西藏与邻近各省贸易往来深受战乱影响，原有的茶叶贸易商路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而印茶则利用运路近捷、价格便宜的优势，大举倾销西藏。

也是从此时开始，印茶公开大规模输入西藏。

到了1925年，印度茶叶占领了西藏大部分的茶叶消费市场。

也正是在此时，在西藏中部和东部地区，印藏贸易基本取代了汉藏贸易。

［3］
二、印度茶叶输入西藏为英印殖民当局打开西藏市场
控制西藏的茶叶消费市场，英印殖民政府可以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方面可以最有效地给中国内地茶产业，尤其是边茶产业以致命打击，有利于进一步扶植印度茶产业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印度茶叶入藏的最大障碍，为英印赚取巨额利润提供基础；第三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有机联系，为分化和入侵西藏消除极难翻越的障碍。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如意算盘，英印当局采取以下措施。

（一）打击中国茶产业
英国对中国茶叶和政策的不满由来已久，并逐渐把这种不满转化为殖民主义的侵略野心。

英印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找到或者培育出能够和中国茶一样好喝的其他茶叶，而且还要能够大量生产、规模生产，在数量上能够与中国茶叶相抗衡；二是想办法让中国茶叶失去市场份额，尤其是失去对英国人的吸引力。

这两件事，他们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在想办法让中国茶叶失去市场份额方面，英国人做了许多事情。

比如当第一批阿萨姆产的茶叶运到英国市场时，相关部门和茶商们都极力推崇，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另外还有一些商人把中国的上等好茶叶掺进印度产的茶叶中，让印度茶叶好喝些，同时片面夸大中国茶的掺假问题和染色问题，让消费者对两种茶叶产生不同的感受。

除了让英国消费者对中国茶叶产生反感外，他们还采取了针对中国特定区域的茶叶消费与茶叶生产的措施。

他们发现，西藏茶叶消费市场对内地茶叶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不但关系到那里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他们“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每时每刻都消费着大量来自四川、云南等内地的茶叶；另外，他们还发现这种茶叶消费与茶叶市场的存在是中国内地与西藏联系的最重要纽带之一，甚至这种纽带让许多民族和更广泛的地区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6］（P268－286）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和公司派出的探险家们给出的报告中得出结论。

他们均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藏的茶叶消费是个巨大的市场，而且茶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也是中国内地与西藏联系的最关键元素。

于是，英印方面逐步形成了利用印度茶叶垄断西藏茶叶消费市场，排挤中国内地茶叶供给，从而为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非法利益而服务的印茶倾销西藏策略。

（二）排挤西藏市场上的中国茶叶
占领西藏茶叶市场，排挤中国四川以及云南等地对西藏的茶叶供给，这是英印政府最直接的目的。

西藏是茶叶消费的巨大市场，英国当局深深知道茶叶对西藏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因为茶叶曾经在英国扮演了“万能者”者的角色。

急剧膨胀的茶叶消费需求是英国想尽办法打破中国茶叶对其国内市场完全垄断局面的导火索。

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的茶叶消费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找不到替代品，也找不到能够与中国茶叶相抗衡的其他茶叶供给。

在英国国内，茶叶消费也在近乎疯狂地发展，中国茶叶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商品了，伴随着这种消费，“茶叶带来的税收支持了英国的铁路、公路和行政部门的工资。

……对英国人而言，无论在社会还是经济，抑或是政治方面，茶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须得到保证的东西，而绝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或商品。

”［6］（P190）
基于此，英印政府认为，如果控制了西藏茶叶市场，那么他们将在关于西藏的一切事务方面掌握主动权，有效排挤中国四川以及云南等地对西藏的茶叶供给，这将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1925年左右，印度茶叶已经在西藏茶叶市场占据了主导，
四川、云南等地的边茶产业遭受了严重打击。

（三）向西藏大量倾销劣质茶叶
在印度茶产业发展过程中，机械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印度茶业的生产量，但同时也产生大量的茶叶下脚料。

他们利用这些下脚料制作了大量的劣质茶叶，那么这些茶叶流向了哪里呢？
当时在西藏察隅边境地区居住的一个部落族群叫作“倮人”，也称作“倮罗人”。

当时清政府官员到察隅一带进行调查时留有一些文献史料，这些史料中记录了倮人的一些情况。

时人对倮人的称呼有许多种，但大多数都带有一定的歧视，比如“猓猡”，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他们过于落后。

程凤翔在《程凤翔缕陈倮民情形禀》中记录了他所看到和了解到的倮人，他这样写道：“其发少而卷，粗而焦，指天挽髻，如胡桃大，两耳轮各穿大孔，纳指大之空竹管于其中，内穿铜环，下垂至肩，一环重约两许。

下身裸体赤足，胫多疥癞，时常搔抓。

上身以倮绸围腰，表以毯子，然皆用全幅瓜披搭两肩，下覆至股，并未剪裁，此即出门之装束也。

至于在家，尚不及此。

无论与何人相见，皆无拜跪拱手之礼。

持短烟杆，长约四五寸，或坐或立，常握诸手内，或吃于口中。

如与交谈，大笑则为喜，手舞足蹈，则喜甚。

”［7］（P15）对一个清朝官员来说，这样的装束和言行举止与“文明社会”相差太远，所以也有人称倮人为“野人”，察隅所在地也被统称为“野人山”。

在倮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存在最多的是一种“倮茶”，同时也有四川茶和云南茶，但二者比倮茶要少得多。

程凤翔写道：“桑南距倮罗四站，所用之茶，倮茶量多，滇茶次之，川茶绝少。

”［7］（P8）而且倮茶的价格也最低，他接着说：“价值以倮茶为贱，每一包合银六钱，一驮合银一两三钱。

”［7］（P8）笔者在《西藏察隅边境地区族群文化地理研究———破解“倮茶迷雾”》一文中对“倮茶”进行了分析。

这些所谓的“倮茶”实际上就是从印度阿萨姆地区输入的，是哈奇森在其报告中提到的一种量大且质量低劣的茶叶：博茶（Bhotea），或者是与博茶相似的质量低劣而数量巨大的茶叶。

劣质茶叶虽然针对的是位于西藏边境地区深山密林中的部落族群，但英印方面并未因那些茶叶是最劣质的产品或者那些部落族群过于落后而放弃他们的计划。

在他们看来，那些部落正是他们处理那些劣质茶叶的最好去处，既拉拢了那里的部落，又可以排挤四川茶和云南茶，最主要的是，这将大大有利于他们从西藏获取政治利益。

为什么倮茶这种质量极差，同时价格极为便宜的茶叶能够在察隅边境地区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呢？原因就在于四川茶叶和云南茶叶运到西藏太过于遥远，而且路程极为艰难，两地茶叶到了西藏价格就会比当地高出许多，甚至几倍。

对普通藏民来说，茶叶显得那样珍贵，所以有人用“雪域黑金”来形容砖茶。

对生活闭塞，几乎过着原始生活的倮人而言，拥有大量的四川茶叶或者云南茶叶，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英印当局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极力推行劣质茶叶生产。

当然，在英印内部茶产业界中，对这种举措的必要性也产生过争论，比如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把这些茶叶给那些部落族群是否值得的问题。

当时印度茶叶联合会阿萨姆邦的主席斯金纳（Skinner）的观点占据了主导，他不但重视这些深山中的部落，重视对他们茶叶需求的满足，同时他还强调，要对与这些部落族群的茶叶交换贸易进行积极的鼓励、支持与培育。

［8］（P55）
所以，“在倮茶迷雾的背后，是英印向中国察隅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其手段是倮茶，其目的是笼络当地倮人及其他部落族群，并妄图以此实现掠夺中国土地，分化中国边疆之险恶用心。

”［9］以倮茶妄图分裂中国边疆只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实现其险恶用心的表现之一。

三、印度茶叶输入西藏带动印度茶产业升级
（一）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率
由于要向西藏输入大量的茶叶，所以印度茶产业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规模不断扩大，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19世纪80年代之前，应该说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中是一枝独秀，从质量到数量，没有其他茶叶可与之相提并论，但印度、锡兰茶业已经跃跃欲试。

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额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也受到了严峻挑战。

1888 1889年，印度向英国的出口茶叶数量与中国向英国的出口茶叶数量发生了转换，华茶走的是下坡路，而印度茶叶却在大幅度上升，同时，在绝对数量方面，印度茶叶也超过了华茶。

表11866 1893年英国进口印度和中国茶叶数量简表
单位：万磅年份18661867186818691870187118721873187418751876187718781879
印度51370881310451315153516941842173825612938318836013848
中国1097011470132701320011850138901410013210149901408013760143901412013160
年份18801881188218831884188518861887188818891890189118921893
印度450145765408616765736816768678508675945010069100981110210750
中国1484013910134401338012760132801255010510916079805700546048104880
资料来源：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在生产效率方面，中国的传统手工制茶法长期没有大的改变，生产效率低下，而印度茶产业受益于英国的工业资本支持，较早实现机械化生产、加工，并不断更新进步，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中国。

郑世璜带队去印度和锡兰考察的时候，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印锡之茶，成本轻而制法简，全在机器。

”
（二）发展红茶生产
甜茶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的流行极大地刺激了英印生产者，他们不仅看到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且看到了另一种入侵西藏的手段。

于是他们在大吉岭等地大力发展红茶的生产和加工，并通过拉萨和其他地区的代理人大力在西藏推销。

很快，红茶在西藏受到了欢迎。

一些贵族开始把大吉岭红茶作为显示尊贵身份的象征，也有的视作珍品，只有在招待重要的客人时才会使用。

随着甜茶在世俗生活中的不断流行，一些人开始沉迷于甜茶的香醇，所以用以制作甜茶的红茶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茶商们看到了商机，内地和印度的红茶均得到了较大发展。

相对而言，印度红茶由于运输快、成本低，味道好，所以比四川、云南以及其他内地红茶更受欢迎。

在国际市场上，印度红茶也打开了自己的天地，在中国绿茶不断走向衰败的同时，印度红茶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攀高。

尤其随着英国下午茶的广泛流行，红茶越来越受到妇女们的喜爱，大吉岭红茶也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红茶品牌。

（三）砖茶和紧压茶技术成熟
由于西藏茶叶消费市场中的茶叶形态主要是紧压茶，也就是砖茶，所以印度极力推行生产砖茶。

开始之时，模仿生产四川供应西藏的砖茶，但不得要领，生产出来的茶叶口感完全没办法和四川砖茶相比。

直到有一个叫作哈奇森的人秘密潜入四川，对四川砖茶业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才得以真正改变。

威廉·乌克斯在他的《茶叶全书》中也有对印度生产砖茶的少量记载，他写道：
砖茶的试制
砖茶曾在大吉岭和古门试制，以满足西藏和不丹市场的需要，现在不再制造（指1935年前后———作者注）。

远在1883年，就讨论过印度砖茶输入西藏的可能性。

1905年，印度茶业协会派詹姆斯·哈彻森（此人就是詹姆斯·哈奇森———作者注）前往中国考察砖茶的制造方法和市场情况，他在报告中指出，西藏喇嘛有砖茶专卖权，因此，反对印度茶代替中国砖茶传入西藏。

［10］（P424）
这里，威廉·乌克斯提到了詹姆斯·哈奇森到四川的秘密之行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也正是此行揭开了印度砖茶长期（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5年之间）未能赢得西藏市场的症结所在。

哈奇森的报告对分析当时英印当局对西藏茶叶市场的态度、当时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的形势以及四川的藏茶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1906年，哈奇森完成了他于1905年去四川调查砖茶情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他的调查成果。

为了解决砖茶的制作技术问题，1905年，大吉岭栽培委员会提议到中国四川获取相关技术，该委员会直接向印度茶税委员会建议向四川委派专员去完成该任务。

詹姆斯·哈奇森就是此次任务的特派员，实际上也就是英印方面派出的茶叶间谍。

哈奇森用了3个月时间完成了任务，掌握了四川砖茶的生产、储存、运输的一些关键技术，为印度生产专供西藏消费市场的紧压茶提供了最重要的帮助。

在此基础上，印度的紧压茶生产开始有所发展，比如在1915 1930年间，桑雄地区外国商品种类主要有：团茶、棉布、礼帽、棉织品、烟叶、铝制品、铁锅等等，而那里的团茶（紧压茶的一种）几乎全部来自印度。

［6］（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