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作者高晓声[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陈奂生上城]作者:高晓声[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陈奂生上城》再解读

作者：张琼(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写于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

重读这篇小说，其主人翁陈奂生形象的塑造仍让人觉得有不少可回味之处。究其原因，就

在于陈奂生其人的命运反映了特定时代里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其人的性格毫无造作，朴

素而又真实可信。陈奂生形象的塑造，无疑是作家高晓声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

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农民群像塑造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自小说发表后近30年

来对陈奂生形象的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多从其身上的奴性因素、与“阿Q”形象之对

比以及探究作品的主题意蕴等角度人手。已发表的有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如赵小明的《论阿

Q与陈奂生》(《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1999年第3期)，杨建祥的《与(陈奂生上城>——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科技信息》 2019年第9期)，张继涛的《浅谈陈奂生形象的奴性因素》(《科教文汇》 2019年第6期)，张丽军的《农民陈奂

生的精神溯源与当代启示》(《语文教育》 2019年第7期)，石立干的《旨在塑造更美丽

的灵魂——主题新探》(《名作欣赏》 2019年第l2期)等。本文试图将陈奂生形象还原至20多年前的典型环境中去，期待在典型环境的观照下，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陈奂生这个被研究者认为背负了国民性思想包袱的中国农民典型给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增添了怎样新的意义。

文学形象(包括人物、场景、氛围)的典型性的高低，历来是衡量作品思想和艺术价值

的一条重要标准。别林斯基说：“典型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艺术性在于反映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何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生动而

充分地表现出来。”(《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卷第26页)

恩格斯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环境”，对于典

型人物来说，是指“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环境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一

切外在条件的总和。典型环境是指作品中人物所生活，所活动的那个具体环境，同时也指

支配人物行动和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的、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它是具体的有特色的。中

国古代文论家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相依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此子宜置丘壑中”(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的观点，它揭示了典型人物的塑造

不能脱离典型环境，人物和环境必须相互渗透、和谐统一。这也是艺术典型论的基本内核

之一，特别值得重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

的基本要求，同时，还是19世纪以来基本左右中国政治高层和大众共同审美习惯的现实

主义传统，它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因而一度曾是我国大多数作家进行创作的行动准则。

描写农村生活刻画农民形象是高晓声文学创作的全部内容和主题，也是他文学生命的

唯一重要的展现方式。农村有如一眼老井、一片厚土，它积淀了由古而今历史长河里丰富

的文化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就认识和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华

民族。高晓声笔下以陈奂生为代表的农民形象，之所以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个

性鲜明，活灵活现，就是因为作家能够把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进行建构。作者通过塑造这

些文学形象，以史家的姿态，以写实的笔法，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

农村的画面，从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揭示出农村政策的改变带来农民命运的变化。作者

从农民最基本的衣、食、住等问题展开情节，展示了农民多年来坎坷、复杂的命运史，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一代农民的奋斗和痛苦、希望和失望。农民的生活是复杂的，决定了农

民的性格也是复杂的，如何去表现好这些农民复杂的个性及典型性，则是高晓声必须要面

对的问题。“文学是人学，又不仅仅是人学，而应该把握人的生活和灵魂的一种历史审美学。”(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对人的描写、人性的挖掘、灵魂的剖析，就成为艺术表现的聚焦。作者以农民生活的典型社会环境作为

切入点，既描写了农民具有的智慧性和创造性的正面，也不放过他们具有的奴性和惰性的

负面。

要了解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中所呈现出来的性格心理，一种有效

的方式和途径，便是把他们放置到当代农村急剧变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去加以考察，高晓

声描写农民的小说正是发挥了“系列小说”这一“纵深”优势，把陈奂生放置到这不同的

历史时期中去，让其命运的不同遭遇和性格的多重侧面在变动中得以充分地展示。在小说《陈奂生上城》里，作家把陈奂生调动起来，让他离开他所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到他所不

太熟悉的城市，“悠”出了一段奇遇，演出了一场活剧。让我们重新回到小说文本的解读

上去。

高晓声在小说中给我们建构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典型

环境，即改革的启幕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普遍还没有来得及在社会转型中完成漂亮的

转身，陈奂生们茫然、尴尬、坚定、期待的表情被作家精准地记录了下来。陈奂生普通平凡、勤俭朴实、吃苦耐劳，具有中国农民传统的优秀品格。然而，陈奂生又处在文革刚刚

结束，新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的转折时间段，他是一个时代的农民，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

时代烙印。新的生活带给他幸福，带给他生活上的丰裕，因而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也

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此时的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可他的身上同时也带有着一些历史原

因造成的滑稽可笑的缺点，这些缺点同样也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

小说写陈奂生在解除了口粮之忧后，开始萌动了精神上的追求，渴望改变自己过去因

贫穷和口讷而落于自卑的精神状况。高晓声在小说中利用农村寻常的“黄昏空闲时，人们

聚拢来聊天”的典型场景，给我们生动地刻画出陈奂生“只听不说”的自卑形象。陈奂生“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话可说。”可以看出，在农村茶余

饭后人人争相展现个人见识的时刻，陈奂生是极其没有底气的，这与他之前头上所戴的

“漏斗户”的帽子有很大关系。文化大革命以来，陈奂生“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

在物质生活极端贫瘠的生活状态下，他不可能去关注所谓“精神生活”层面的追求。上城

之前语言的局限使得他在村中的无数次话语权分配中一直落败，以至于“就像没有他这个人”。陈奂生无疑是笨口拙舌的，在他的语言世界和心阈视界中，只有些别人都知道甚至

先于他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当专家提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时，他表现出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