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word资料11页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
目前，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涵盖的时间范围上，译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表述。

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以“当代”冠名的翻译理论著作所涉内容也大都是西方的。

如此一来，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进行界定，然后再以此为据，从翻译规范的视角出发，重新给予界定，提出一种相对周全的观点就显得必要了。

本文拟首先厘清译学界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和“当代”两个时间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辨证分析后提出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视为一个动态概念，即“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始终指近十年的西方翻译理论，以期加深人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认知和了解。

一、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起始时间的不同表述
在译学界，与大量侧重翻译技能的翻译教材相比，有关当代翻译理论的专著及相关论文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大都是对西方有关专著的“译介、验证或应用”等。

比如在专著方面，仅先后有许钧和袁筱一编著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根茨勒(Edwin Gentzler)编著的修订版《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Contemporary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以及廖七一等编著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等不多的几本。

至于有关论述当代翻译理论的论文，截至2009年底，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也只能检索到二十余篇，且大都或述或评，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涵盖在以上这几本专著里面，“而对其进行反思、质疑、证
伪、发展的却很少”。

而且这些有限的专著和相关论文中，著作者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所表述的时间范围是只言片语、模糊的，甚至是互不统一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起点应该是在20世纪初。

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廖七一等。

在廖先生等编著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中，他们把英国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古典译论，从公元7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译论，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当代译论，从20世纪至今。

2.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起点应该是始于二战后。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为郭建中、罗伯特?拉罗斯(Robea Larose)和廖七一等。

在郭先生编著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中，当论及此书书名的由来时，他提到：“美国根本没有‘古代翻译理论’，也没有‘中世纪翻译理论’和‘近代翻译理论’。

勉强可以说有点儿‘现代翻译理论’，但主要的和大量的是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当代翻译理论。

”可以佐证该观点的是加拿大翻译理论家罗伯特?拉罗斯，他在1989年出版的《当代翻译理论》中就有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论著”的文字。

此外，虽然廖先生等认为“当代译论”的起始时间是20世纪，但是在《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一书中，他们所介绍的第一个人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Horace Savory)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国的“一位重要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针对同一概念，却有着两种不同表述，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也反映了著述者们在此方面认识的模糊、不统一。

3.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起点应该是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

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许钧、刘宓庆、科米萨洛夫
(B.H.Komnccapob)和根茨勒。

许先生在其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的总序中提到：“本丛书以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促进国内译论研究的发展，加快翻译学科的建设为目的，在掌握近四十年来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成果和资料、了解其现状、把握其趋向的基础上，按国别，有选择地对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做系统的研究与评介，介绍与评论相结合，力求有介绍，有评论，有比较，有分析。

”这套丛书涵盖了法国、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四国的“当代”翻译理论著作，而且在《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研究评介》一文中，许先生就是“从翻译研究的共性出发，对近三十年来法国在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及翻译历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成果作一大致梳理与概要性评介”的。

可见，许先生是将西方或美国的当代翻译理论的起点界定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刘宓庆先生在给西方翻译思想发展大体历程及源头所做的简单图示中，提出西方当代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而终点则为当前。

由此上溯至19世纪中期，是西方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再由此上溯至公元前一世纪，可以看作是西方古代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因此，我们认为刘先生是赞成“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我们在科米萨洛夫的著作《当代翻译学》中也找到了相应的观点。

他说，“我们知道，当代翻译学发端于20世纪中期，那时候，翻译问题吸引了语言学家的注意”。

按照科氏的说法，即“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翻
译学也涵盖翻译理论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科氏也是赞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是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根茨勒的著作《当代翻译理论》所阐述的文字也可为此观点作证。

该书第一次出版于1993年，2001年进行了修订，在修订版的前言中，作者提到该书将对过去三十年几种重要的理论进行回顾，并针对翻译理论如何对正在进行的有关语言哲学的讨论提供批判性评估。

随后，在该书第七章论及翻译研究的未来时，作者明确指出在20世纪60～80年代这30年间，随着该书所涵盖的几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在这些不同的理论阵营的代表之间鲜有对话进行。

由此可见，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这一概念的认识目前至少存在着三种观点，即“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或始于20世纪初，或始于二战后，或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二、对“当代”和“现代”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
通过归纳，学者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不同表述已经明确、条理化了，但是，译学界对与之相关的“当代”与“现代”两概念的相互关系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一些著作或论文中，作者对二者认识较模糊：要么把二者等同起来看，要么对“当代”绝口不提，要么把二者区分开来对待。

1.将二者等同起来。

在《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中，廖先生等在论述“当代译论”时，就把现代英国译论等同于当代英国译论了，并认为“现代英国译论可以二战结束为界线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对此，刘宓庆先生的认识似乎与廖先生等不谋而合。

他先是在《新编
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的《当代翻译理论》第三版前言里提到：“作者(即刘先生本人)力图继承古典和近代译论的历史功绩”。

然后又对该书的名称进行了更改，比如《新编当代翻译理论》的前身是《现代翻译理论》，此后改名为《当代翻译理论》。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则是在《当代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改写的。

如此，在刘先生看来，“当代”较之“现代”虽然更具前瞻性，也更能体现时代性，但同时也似乎隐含着可以把二者同而视之的意图。

姚键先生在其论文《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流变和发展趋势》中先是说：“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得最早、最多，影响也最大”；然后又抛出“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可视为译学最具成就的时期”，最后却说“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2.对“当代”绝口不提。

比如1982年发表于《当代语言学》第二期上的《英美现代翻译理论侧记》一文，作者谭理先生介绍的就是有关英美两国的现代翻译理论，时间起点是从英国的西奥多?萨瓦里的理论开始，一直到英国的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理论结束。

时间跨度为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而这一时间正好与上文提到的加拿大翻译理论家罗伯特?拉罗斯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所持观点基本吻合。

又如屠国元和肖锦银两位先生在他们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一文中提出：“一般认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伴随着现代语言学、信息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翻译理论家。

”恰如上述，这正是许钧先生和根茨勒认为“当代”的起点。

3.将二者区别看待。

如根据上文提到的郭建中先生的观点，“现代”的起止时间无疑应该是从20世纪初至二战前，以后就属于“当代”的范围了。

潘文国先生虽然在“现代”和“当代”的起始划分方面有别于他人，却也是同意将二者分开来看的。

在《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一文中，潘先生认为“有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并“以此为标准”，“把一部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现代”和“当代”。

其中“现代”和“当代”的分界线为“1972年”，即在潘先生看来，“当代”应始于“1972年”或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

这也是我们目前根据有限的资料可知的有关“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起始时间的相对最新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译学界流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英语词典存在把“contemporary”一词同时解释为“现代”和“当代”或者“现代的”
和“当代的”的现象，这就为人们各自对“contemporary”进行解读和表述提供了“合法”依据。

但是，如果从目前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现代”和“当代”两个概念被提出的先后不同来看，二者之间不仅有区别，而且后者也已经基本取代了前者，成了最能代表翻译理论最新研究动向的一个时间概念。

这一点可以从上述刘宓庆先生书名的更替看出来，而且在学术界似乎也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三、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重新解读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厘清了译学界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起始时间的不同表述以及“现代”和“当代”之间的关系。

下面就从翻译规范的角度出发，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起始时间进行重新解读。

那么，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起始时间应该是上面所列举的其中之一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在表明我们的观点之前，还是先让我们一起看看许志英先生是怎样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的。

在《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一文中，许先生认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者作为概念被运用，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比如“‘现代文学’是解放初就有的概念”，而“当代文学”直到1959年才作为一个概念出现。

而且，“历来的文学史分期，人们都遵守‘远长近短’原则，但即使‘近’可以‘短’，一共八十余年的文学无论从文学观念还是从文学形态来看都找不出分开的理由。

”那么，该“如何给它命名”呢?如果用“当代文学”。

诚然可以涵盖部分时间段，但是，如果用来指代整个时间段，就有违背常识之嫌。

原因在于，“‘当代’总含有‘当前’、‘当下’的意思，说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为‘当代文学’，是可以的；如果说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是‘当代文学’就不怎么妥帖了”。

因此，许先生认为，“将它(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范
畴”“是可以的”。

因为“现代文学就是一个可作延伸的概念，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做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叫做现代文学。

只要在未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态没有出现像1917年那样与前代文学全面的深刻‘断裂’，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大的文学史分期的‘界碑’，现代文学就可以一直延伸下去。

与此同时，我们仍可
以保留‘当代文学’的提法，用它来指近十年的文学。

”而且，“‘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始终指近十年的文学。

如再过十年，我们又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划入现代文学时期，当代文学则指21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学”。

许先生持此论点的依据有二：首先，“经过大致十年的淘洗，前十年的文学已得到沉淀，可以进入到史的描述和研究范围”；其次，“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是保持了十年一变的发展速率，这一方面为带有权宜性质、始终变化着的现代文学与当前文学间的切分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这种变化也为前一阶段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带有‘他者’性质的参照系，借助于这一参照系，前一阶段文学的意义与局限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

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就是如此。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虽然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规律，但是，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同翻译理论的发展规律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因此，我们认为，许先生用来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概念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区分“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两个概念。

比如说，经过大致十年的淘洗、检验，前面的翻译理论基本已经得到沉淀，“可以进入到史的描述和研究范围”。

此其一。

其二，在由我国外语界最具权威的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的总序中，编者在谈及译丛的当代性特点时指出：“所选基本上是近十余年间西方翻译理论著作。

”由于该出版社的权威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编者对“当代”所指时间的界定也一定是很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

其三，根据唯物辩证法，任何翻译理论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概莫能外。

一旦某种新的翻译理论产生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局限性都会不断暴露出来。

此外，随着全球化继续向纵深发展，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大也都是空前的，这就为不同国家、地域的人对新的翻译理论的认知和证伪提供了绝佳机会。

加之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人对知识的掌握都具有相对的局限性，这也决定了任何新的翻译理论的解释力和概括性都很难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从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看，几乎是每隔十余年甚至几年都会有新的翻译理论产生，而新的理论对已有的理论虽有继承，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在创新上，也就是说，新的理论对既有的理论是既继承又发展，但重在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方面为“带有权宜性质、始终变化着”的现代西方翻译理论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间的切分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这种变化也为前一阶段的翻译理论提供了一个带有“他者”性质的
参照系，借助这一参照系，前一阶段翻译理论的意义与局限就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

因此，我们可以把近十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指代“当代”。

以此为参照，由此以前的各种理论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确定的了，是可以“进入到史的描述和研究范围”了。

而此后的“这个时期刚刚过去，或者说尚在继续，似乎还不能称作‘历史’，这期间出现的种种翻译理论，尚未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淘汰，尚未沉淀、稳定，而人们缺少一定的时间距离是难以作历史的观照的。

”116J因此可以考虑把其单独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动态的时间段，专门用来指代当前正在发生的、且有待“经受时
间考验沉淀的过程”。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如何确定“当代”所指的大致十年。

比如要在2010年写书的话，就必须得从2000年写起吗?如果在2015年写书，就必须从2005年开始吗?其实，此等疑问虽然合情合理、值得考虑，但完全这样划分的话，无疑就太过机械了。

因为文中运用的是“大致十年”，换句话说，这样的划分是以时间为参照，而时间在这里只是一项具有弹性的指标，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但却不是唯一的。

因为除此之外，还要兼顾新旧翻译理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某种理论的延续时间稍长，我们所说的“大致十年”则可以看作是十余年；反之，则可以看作是十年以内。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从翻译规范的视角出发，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重新解读，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当作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始终指大致近十年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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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可辛苦一阵子，不要苦一辈子。

2、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3、蔚蓝的天空虽然美丽，经常风云莫测的人却是起落无从。

但他往往会成为风云人物，因为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