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发微

读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

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信息产业不断创新的今天，阅读古代传统的目录学可能显得有些落伍，但是我认为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积累、是底蕴。在翻阅余嘉锡先生的力作《目录学发微》一书后，更是深有感触。它以淡雅而凝重的封面设计打动人，更以博大而精深的知识内容吸引人。反复通读全书，深感此书是一部底蕴深厚、有所创见、有理论高度与学术深度的好书，既传承了我国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的论断，这一思想是对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被杨树达先生誉为“透辟精审”之作。它作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名着，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余先生将本书名为《目录学发微》,“微”者,细也。“发微”,就是通过对很细小的资料作精密的考证,阐发义理,申明大道，可见余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余先生《目录学发微》从目录学的意义和功用、书目文献的体制、目录学源流、目录类例的沿革等四大方面进行了阐释,全书共分为4卷，目录学概览、目录书体制、目录学源流考、目录类例。

余嘉锡因张之洞的指点而走上治学之路，所以他极为感慨，认为目录学之功用应当在“辨章古人之学术”。他说：“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学者。然亦视起利用之方法如何，因以判别其收效之厚薄。”他结合目录学在辨伪、考据方面的作用，总结了目录学的六大功用：

一曰，以目录着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三曰，以目录书着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余嘉锡先生在开篇就发出：“目录之学，由来尚矣！”的感叹，但是历代目录类别冗杂，体制众多，“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因此，他在全面考察我国书目的历史发展基础上，提出以书目编制体例来划分书目类型，将书目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第二类,有小序而无解题者;第三类,小序解题并无,只着书名者。并认为古人对这三类目录书的分法各有主张，但无论哪一种，都应遵循编目的宗旨，即“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

第一种类型的书目,即有小序有解题的书目,现存的有《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等。余嘉锡总结这一类型书目，“其意大要有六：一、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二、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

三、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四、品题得失，籍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五、择掸群艺，研核臧否，为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六、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其中解题很重要，只有小序与解题完美结合，才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第二种类型的书目,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现存的有《汉志》、《隋志》等。余嘉锡认为,这类目录能“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作用

也是相当大的。这类目录多为史志目录。目录中的大序、小序源于刘向、刘歆。《七略》分六部三十八小类，六大部有大序，三十八小类中三十三小类有小序，这些大序、小序都集中收在《辑略》中。后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把《辑略》中的大序、小序各以其类别分散于各类，书前是全书总序，各小类之后是小序，大类之后是大序。《隋书·经籍志》效法《汉书·艺文志》的体例，与类目之后撰写大序、小序。对于汉以来既流行之学术，则继汉之后，接续其事；对于《汉书·艺文志》以后新起之学术，则结撰新词，述其学术之始末。余嘉锡总结了这种目录的作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能够从学术角度，了解每类书的作用和价值，进而准确地利用和掌握这些图书。

第三种类型的书目,即小序解题皆无之书目。现存的有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这类书不辨流别，只记书名，向来不为目录学家们所重视，但余嘉锡不仅指出它们“苟出自通人之手”这一优点，而且还认为,这类书目“类例分明,使九流百家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这一评价是与其他目录学家不同的。较之他说，余先生的看法更为公正客观。

余嘉锡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最后得出了“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出”的结论。盖吾国之学术,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余嘉锡着重从书目着作体制的特点方面论述其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的作用。他认为，目录作为学术之史，其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篇目、叙录、小序。余先生说“篇目考一书之源流，叙录考一人之源流，小序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功用不全”。

篇目可举一书之纲目，览一书概貌。着录一书之篇目有四大好处：一是便于检索；二是便于了解图书内容；三是便于辑佚；四是考古书之真伪。最后余先生又举了《群书备检》一书所列之篇目，“体如今之索引，盖便于检查，亦目录中应有之义也”，借以说明篇目之功能。余嘉锡的分析是正确的，在编制目录时，着录篇目是必要的，它可以客观地反映图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起到辨章学术源流的作用，并且可以帮助读者选择文献，因此，这种方法沿用至今。

第四卷讲的是目录类例。那么何谓类例?余嘉锡解释说:“凡每略分为若干种,每部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为若干子目,即所谓类例也”。实际上,就是根据图书的学科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图书层层细分,形成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

余嘉锡非常赞成郑樵关于类例的论述，并指出了类例的重要性。他说：“盖古之编目者，无不有类例。然特以为部次之法而已，未尝言其重要。言类例之重要者，自郑樵始。大凡事物之繁重者，必驭之以至简，故网有纲，裘有领。书之类例，文字之部首，皆纲领也”。余先生还极具变通之精神，他以客观、发展的眼光，剖析了类例的沿革后，得出学术不必泥古，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容纳不了新的着述，目录也就达不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他还举了《七略》之所以演变为四部，也正是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指出“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绝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为五，为六，为七，为八，为九，为十，为十二，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至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目录的类例应与图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相同步，如拘泥与四部或《七略》的分类法，必无法发映学术的发展，无法辨章学术。现在目录分类法就有多种，如《中图法》、《科图法》、十分法等等，这就充分证明了余嘉锡的看法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