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洲田起义

三洲田起义

1900年10月6日，在深圳的三洲田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这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前的一次武装起义，为以后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经验。

日前，笔者在参加《盐田区志》和《龙岗区志》复审工作时发现，两部志稿与1997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宝安县志》对三洲田起义的记载互有出入。主要是：孙中山是否亲临指挥起义？为什么在盐田区的三洲田村和坪山新区的马峦村都有三洲田庚子首义的旧址，起义发生在三洲田还是马峦头？起义经历了多长时间？为解开这些疑惑，笔者查对了《孙中山选集》第五卷、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中“惠州事件”、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查访录》[1]、彭全民《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革命》和《深圳全纪录》中“三洲田起义”、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朱生灿《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的经过及其影响》和蔡惠尧《三洲田起义五题》[2]等著作文献，并到三洲田村和马峦村实地采风，问题有所清晰。

孙中山有没有亲临指挥三洲田起义？

在辛亥革命成功前11年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深圳三洲田起义，打响了20世纪反清的第一枪。

这一枪，史称“惠州起义”，“三洲田起义”，《辞海》[3]条目中为“惠州三洲田起义”；因为该年是庚子年，又称“庚子首义”。三洲田一带历史上曾属惠州府，1950年4月重归宝安县管辖。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复成立盐田区，至此，三洲田隶属深圳市盐田区。因而现在一般叫做深圳三洲田起义。

过去一些文章和书籍都说到孙中山亲临三洲田，如何博儒的《三洲田首义》、彭全民的《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革命》、未公开出版的《宝安县志》（1960年8月编写）和1997年正式出版的《宝安县志》均载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孙中山以访友为名，与廖毓坤、廖庆发、郑士良一起来到三洲田义合小铺，共议三合会事，并决定在三洲田组织起义，旨在推翻清朝。”

但是，深圳市博物馆副研究员蔡惠尧撰文指出“孙进入三洲田并不可能。首先，清朝对孙中山行踪甚为注意，为安全计，他不可能进入三洲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已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踪迹密切关注。1898年戊戌政变后，清廷将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视为一流，亟欲除之而后快，派李鸿章幕僚刘学询潜赴日本，以考察学务为名，伺机除去孙、康等人，后刘察觉不易下手，遂挑拨康、孙关系。港英政府也应清廷之请，下达了五年内禁止孙中山入港的命令，这无疑是切断了孙中山进入三洲田的捷径。其次，孙中山流亡日本后，日本政府即派密探随行跟踪，他在日本的活动、出入境时间等详情均被录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地的日本领事也会随时将孙的行踪汇报给外务省。孙中山学研究史上

有权威地位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1900年条，没有发现孙中山曾经进入三洲田的文字。笔者就此问题向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李吉奎教授讨教，李教授于2000年4月27日回函谓：‘从1899年秋兴汉会成立开始，孙中山即有意发动国内起义，至1900年6月，孙中山南行，他始终住在日本。……史料记载明白，并无孙中山亲自进入惠州之事。’最后，根据一些三洲田老人的回忆，孙中山没进入三洲田。”[4]宫崎著作里都说到“虽曾计划冒险潜入大陆，直入三洲田山寨，因香港总督突然下令，警察防备甚严，我和吞宇又被放逐，终未能实现。事既至此，孙先生唯有令同志固守三洲田山寨，以待后命，而自己则不得不和我们同船回转日本。”孙中山选集也自述：“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逐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

综上所述，孙中山未能潜入三洲田山寨亲自指挥起义，但他从始至终都进行了艰苦的策划、领导和组织工作。

1895年重阳节孙中山广州起义前因泄密失败后，避居日本，继续奔走革命。199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引起新安、东莞人民爆发抗英扩界斗争。孙中山见时机有利，于1899年10月11日，召集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首领十余人在香港成立了兴汉会，会上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该会以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之纲领为总会纲领。

“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5] 此间，孙中山先后两次在香港主持研究起义方略。19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和杨衢云及日本志士平山周、福本诚、远藤隆夫、原口闻一等十余人乘轮船从横滨至香港，港英当局阻挠，不准登岸，被迫在轮船旁一木船内召开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萌南、史坚如、李纪堂及宫崎、平山等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以新安县(今深圳)、归善县(今惠州)的绿林、三合会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卸在台湾的军火，在三洲田山寨起义，目标是夺取广州，但发动地点为广州与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成功后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布置停当，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经西贡赴新加坡，营救日本义士宫崎寅藏。[6]

一个月后的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乘佐渡丸再度返回香港，拟潜入内地亲自发动起义。谁料香港政府又派水警轮监视，登不了岸。孙中山紧急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定由郑士良(惠州淡水人)率会党领袖黄福、黄耀庭、江恭喜(三人均新安人)等集结三洲田，准备武装起义；史坚如、邓萌南负责广州起事和暗杀活动，策应惠州起义；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总部负责接济饷械等任务；命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合哥老会党。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

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赴台湾筹措饷械。9月28日到达台湾基隆，招募了第一批军人，筹划连人带饷械运往香港，寻找时机再潜入内地指挥。[7] 会后，郑士良肩负孙中山委托的军事指挥权重任，马上和黄远香抵达三洲田，并通过邓子瑜同乡，联络潮州、惠州、博罗、河源、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三洲田，待机起义。

起义选址三洲田和马峦头一带的缘由

三洲田古称“三丘田”，但并非一马平川的盆地，而是地处南海边的深圳梧桐山脉盐田坳至梅沙尖中段山涧盘地，四周层峦叠嶂，山势险峻，群山林密，便于隐蔽；陆海两路经坪山和沙头角，可通香港、深圳、广州、汕头、厦门。

三洲田和马峦头隔山相望，实属“山高皇帝远”，清廷管不着的地方；但它又紧挨香港，交通信息灵通，宜直接接受兴中会香港总部指令。三洲田村一带居住着廖、钟、林、陈等7姓，乡民有喜爱武术，自幼习拳的传统。该村廖庆发、廖仁玉等三合会党人，在三洲田开设了一间“义合小铺”的杂货铺和两间拳馆作掩护，聚集着方圆百里一批热血青年，舞刀弄枪“自卫防贼”。

时值清朝末年，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流域演变为庞大的社会势力，惠州、新安、东莞则最盛。新安一带的三合会有明显反清复明的宗旨，特别是1898年龙华钟水养起义失败后，三合会众分散在新安的龙华、观澜、石岩等地继续反清活动。

其时，三洲田黄叔婆和廖仁玉母子在香港开了一间中药铺，与孙中山、郑士良稔熟，又经介绍，孙、郑结识三洲田村的廖毓坤、廖庆发(碧岭村)等人，孙中山从中确认三洲田是联络和发动起义的理想之地。

郑士良和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一起念书，他非常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孙志同道合；筹划1895年广州起义时，他负责联络香港、新安等地会党。广州起义失败后，郑继续与惠州、新安的三合会保持密切往来。1900年春，郑士良和黄远香多次来往三洲田村与廖庆发、廖毓坤联系。“我见到两个很生疏的青年人来到大围开店仔，后来才知道一个面庞方中带圆、双眉粗直的是郑士良，一个面黑而带麻斑的是黄远香，花名叫做黄大福。他们借开小店为名，暗地里搞革命活动。” [8]

根据孙中山在香港两次会议商定的起义方略，以新安县的黄耀庭、黄阁官、江恭喜率领的会党为主力部队；又从南洋招回黄福，专责召集惠州、东莞及嘉应州等处会党。起义指挥分工司令为郑士良，总兵大元帅黄福(又名黄远香、花名盲福，深圳龙华早禾坑人，惠州三合会首领)，何祥任二元帅，黄耀庭(深圳下沙人，原名黄恭喜，孙中山为其改名“耀庭”，以推翻清朝，光耀门庭之意；广州洪门首领，武功了得。)、江恭喜(新安人，花名盲喜)、何崇飚等任左中右路统兵司令，日本人山田良政、福田、刘运荣为军师，廖庆发、陈怡为先锋官，唐梦尧为书记，廖萼楼为军医。近藤五郎（有说远藤隆夫，均日本人）、何松为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