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_源泉和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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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 1979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率的增长 ( 还有一个重要源泉是资本的增 长, 后面的论述将说明它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 还不如说在于体制性改革的贡献。这里 的体制改革即相当于前已所说的经济增长的第五个要素 # # # 制度变迁, 既包含诺斯意义 上的 ! 制度∀, 也包含马歇尔意义上的微观 ! 组织∀。
# ##
42 55
4 26
1999
10 5
3 09
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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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5
11 05
表中 GY 、GK 、GL、GA 分 别为 国内 生产总 值、资 本投 入量、劳 动投 入量 和全要 素生 产率 的平 均增长 率, EA 、 EK、EL 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量增长和劳动投入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其中, 1998 和 1999 年 的数据是栾文英 ( 2001) 所测算。1979 # 1998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为 46 4% ( 叶裕民, 2002) 。
一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将经济投入产出效果按要素加以量化分析的工具是生产函数, 而最为常用的是 20 世 纪 30 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演绎出的生产函数, 通过它可以反映一定经济
收稿日期: 2002- 1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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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 及其对产量的各自贡献。由于它是一个线性函数, 未包 含要素生产率贡献, 后来, 一些研究经济增长来源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不仅仅是 投入要素的结果。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肯德里克首先将经济增长来源归结为两方面:
二 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支撑因素的已有研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来源。根据 郭克莎和沈坤荣的研究 ( 见表 1) , 在 1953 # 1978 年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贡 献份额为 6 7% 和 2 5% , 而 1979 # 1990 年, 这一指标 上升为 42 1% 和 37 2% 。1979 到 1998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综合为 46 4% ( 叶裕民, 2002) 。此外, 资本的贡献 份额也较高, 但和生产率的贡献份额不断增长形成对比, 它随着改革开放而趋于下降。 生产率贡献增 大的原因被解释 为制度 改革因素 在经济增 长中重要 性的提高 ( 张 旭华, 2000) 。1998 年资本投入突出地大幅增长, 是与国家在 ! 软着陆∀ 后, 面临内需不足, 经 济萧条, 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及扩大内需的政策有关; 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份额相比, 前
2003 年第 2 期 ( 总第 66 期)
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
No 2 2003 General No 66
中国经济增长: 源泉和极限
盛军锋, 郑海天
(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 通过分 析中国过去的经济增 长理论 和实践, 文 章认为 改革开 放以来经 济增 长的主 要源 泉
这一结论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后劲问题持悲观 论调的人来说, 意义重大。克鲁格曼 ( Paul krugman) 曾认为东亚经济各国的高速增长纯粹依赖于资本积累, 性质上与前苏联在 50 年代的增长模式酷似, 因而这一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增长可能难以持续高增长。 然而以上分析表明,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中国 在改革中的生产率增长保持了较高的速度, 超过了西方七大工业国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 度 ( 1 3% ) , 也超过了东亚 ! 四小龙∀ 在其黄金时代 ( 1966- 1990 年) 的平均水平 ( 李 山, 世界银行, 1998) 。
那么, 更详细地说, 中国过去 20 多年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到底是什么? 这些因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吗? 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加入 WTO 后, 国人所普遍关心的。对于 这些问题的客观分析有利于明确当前和今后经济改革的关键任务。
EA
EK
EL
1953- 1978
6 10
9 00
2 90
15
2 50
73 80
23 70
1979- 1990
9 00
8 00
3 30
3 40 37 20
44 40
19 40
1991- 1997 11 20
10 40
2 90
4 90 43 30
46 40
10 30
1998
78
18 75
0 51
# ##
综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演变, 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外乎是投入要素增量、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构成经济运行环境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 而按照马歇尔的划分, 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和组织 ( 相当于微观层次上的制 度) , 后来人们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又将技术视为第五个生产要素。因此, 最终可将 经济增长来源归为: 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和制度变迁 ( 包括马歇尔意义上的微观企 业组织) 以及要素生产率。基于此结论, 以下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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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用更明显, 有人通过运用经济测算递推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表明, 从 80 年 代以来, 和劳动的贡献份额相比,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明显, 在 1989 年到 1998 年中, 劳动的贡献度为 5 2% , 而资本却为 56 3% ( 杨星, 2001) 。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额一直不高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以及城乡隐性失业的大量存 在。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等人的研究表明, 国有和集体工业几乎在所有时期, 单个 要素生产率都保持较大增长, 尤其是在集体工业中 ( 沈坤荣, 1998) 。
55 6
65 2
45 6
43 9
劳动的贡献
14 9
16 8
12 8
88
生产 率提高的贡献
29 5
18 0
41 6
源自文库47 3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始数据; 前面是胡祖六、李山的估算; 1989- 1998 年的数据是叶裕 民 ( 2002) 的测算。
综合以上分析,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要素是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 反映 生产技术进步程度和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情况) , 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一 个较为显著的规律是, 从改革开放以来, 资本作为依然重要、关键的要素, 虽然其绝对 增长率在提高, 但它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却逐渐减少, 相反, 生产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却 越来越大, 其中 1989 年到 1998 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7 3。因此, 可以发现, 与 其说改革开放的推进和资本增长有着正相关关系, 还不如说它和生产率的提高, 继而生 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根据郭克莎的计算:
表 1: 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
时期
GY
GK
GL
GA
EA
EK
EL
1953- 1978
60
93
26
04
67
69 6
23 7
1979- 1990
86
81
29
36
42 1
37 7
20 0
1991- 1995
12 0
17 1
34
31
26 0
57 0
17 0
根据沈坤荣的计算:
时期
GY
GK
GL
GA
一是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 另一是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后者是通过将产量和 要素投入增长率确定后, 以这两者的差额来计算的。后来丹尼森对肯德里克的观点作了 验证。从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看, 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理论对增长来源强调的重点不同。 早期的哈罗得 # 多马模型强调固定技术系数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但过分夸 大资本作用, 忽视其他要素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技术系数可变的条件下, 关注了外生技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没有回答技术进步的原因以及缺乏将技术纳入经济增长分析系统内的工具; 后来发展 起来的以罗默、阿罗、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 ! 干中学∀ 等模型将技术因 素内生化, 并分析了技术及知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独特效果, 探讨了知识外 溢、技术扩散、分工及专业化等问题, 使理论与实际越来越靠近; 另外, 旨在研究发展 中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的 发 展 学 派 强 调, 高 储 蓄 率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前 提 条 件, 如 罗 斯 托 ( W Rostow) 和赖维斯 ( A Liwis) 认为, 提高储蓄率是经济由起飞阶段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的关键;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钱纳里强烈关注了经济结构的转变或工业化在促进增长中的 作用, 刘易斯则以著名的 ! 二元结构∀ 论证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相应的经济增长 与发展。而随着近二三十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广泛传播, 特别是以诺斯 ( North Douglass C) 等人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为开端,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日益兴起, 它将高储蓄 率、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看作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 而制 度才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原因的因素 ( 谭崇台, 1999) 。
根据胡祖六、李山等人的分析 ( 见表 2) , 在 1953- 1994 年时期, 以 1978 年为相对分 界线, 前后两个时期虽然资本都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本的相对 重要性逐渐减弱, 而生产率却上升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979- 1994 年期间, 生产率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 41 6% , 已与资本的作用旗鼓相当。这一时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平均每年增长 3 9% , 大大高于 1979 年以前的 1 1% 。两个时期不同的生产率增长速 度几乎全部解释了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如果考察 1989- 1998 年间各要素对 增长的贡献, 生产率提高因素则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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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 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 1953- 1998 年)
单位: %
变量
年份 1953- 1994
1953- 1978
1979- 1994
1989- 1998
产出增长
72
58
93
94
资 本投入增长
68
62
77
10 6
劳 动投入增长
26
25
27
13
全 要素生产率
21
11
39
## #
资本的贡献
在于资本要 素量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 率或生 产率的 提高, 而这 最终归 因于市 场经济体 制改革 及开放 政
策, 特别是生产率提 高及其在经济增 长中贡 献的不断 增大与 体制改 革密切 相关; 在此 基础 上, 针对 当
前经济增长中的问题, 文章分析了作为过 去增长 源泉的 两个因 素在什 么样的 条件下才 能继续 发挥重 要
作用, 从而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源泉; 资本; 生产率;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7945( 2003) 02- 0022- 07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虽然经历着周期性的波动 , 但这并没有影响 20 年来经 济的持续繁荣和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绩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 传统 的抹杀 ! 经济人∀ 利益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向有着合理的激励功能的理想市场经济体制 逼近, 因而体制效率 ( 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 得以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开放政策使得 贸易自由、金融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外来投资, 提供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本存量及其增加渠道。更重要的是, 与外来投 资相伴随的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 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意识, 为中国的经济增 长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活力。
1979 年以来中国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继而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加大的原因是明显 的, 它根本上要归功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方位经济改革, 以及实行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 与全球经济日益增强的联结。也就是说, 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配套的开放政策 促进了生产率本身及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提高。由于原有计划体制缺乏对完整经济利 益主体塑造的基本功能, 抹杀了 ! 经济人∀ 的存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代之以强 制性行政命令, 从而经济系统中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残缺, 资源配置低效, 潜在效率 被压抑。随着市场化改革以渐进式的路径不断推进, 政府干预范围缩小, 市场调节范围 扩大, 残缺的经济主体相对独立的利益追求动机被不断修复并趋于完善, 监督激励机制 被逐渐重建, 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从而原来被压抑的 经济效率逐渐被释放, 结果, 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
与其说 1979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率的增长 ( 还有一个重要源泉是资本的增 长, 后面的论述将说明它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 还不如说在于体制性改革的贡献。这里 的体制改革即相当于前已所说的经济增长的第五个要素 # # # 制度变迁, 既包含诺斯意义 上的 ! 制度∀, 也包含马歇尔意义上的微观 !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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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GY 、GK 、GL、GA 分 别为 国内 生产总 值、资 本投 入量、劳 动投 入量 和全要 素生 产率 的平 均增长 率, EA 、 EK、EL 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量增长和劳动投入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其中, 1998 和 1999 年 的数据是栾文英 ( 2001) 所测算。1979 # 1998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为 46 4% ( 叶裕民, 2002) 。
一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将经济投入产出效果按要素加以量化分析的工具是生产函数, 而最为常用的是 20 世 纪 30 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演绎出的生产函数, 通过它可以反映一定经济
收稿日期: 2002- 1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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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 及其对产量的各自贡献。由于它是一个线性函数, 未包 含要素生产率贡献, 后来, 一些研究经济增长来源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不仅仅是 投入要素的结果。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肯德里克首先将经济增长来源归结为两方面:
二 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支撑因素的已有研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来源。根据 郭克莎和沈坤荣的研究 ( 见表 1) , 在 1953 # 1978 年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贡 献份额为 6 7% 和 2 5% , 而 1979 # 1990 年, 这一指标 上升为 42 1% 和 37 2% 。1979 到 1998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综合为 46 4% ( 叶裕民, 2002) 。此外, 资本的贡献 份额也较高, 但和生产率的贡献份额不断增长形成对比, 它随着改革开放而趋于下降。 生产率贡献增 大的原因被解释 为制度 改革因素 在经济增 长中重要 性的提高 ( 张 旭华, 2000) 。1998 年资本投入突出地大幅增长, 是与国家在 ! 软着陆∀ 后, 面临内需不足, 经 济萧条, 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及扩大内需的政策有关; 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份额相比, 前
2003 年第 2 期 ( 总第 66 期)
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
No 2 2003 General No 66
中国经济增长: 源泉和极限
盛军锋, 郑海天
(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 通过分 析中国过去的经济增 长理论 和实践, 文 章认为 改革开 放以来经 济增 长的主 要源 泉
这一结论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后劲问题持悲观 论调的人来说, 意义重大。克鲁格曼 ( Paul krugman) 曾认为东亚经济各国的高速增长纯粹依赖于资本积累, 性质上与前苏联在 50 年代的增长模式酷似, 因而这一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增长可能难以持续高增长。 然而以上分析表明,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中国 在改革中的生产率增长保持了较高的速度, 超过了西方七大工业国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 度 ( 1 3% ) , 也超过了东亚 ! 四小龙∀ 在其黄金时代 ( 1966- 1990 年) 的平均水平 ( 李 山, 世界银行, 1998) 。
那么, 更详细地说, 中国过去 20 多年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到底是什么? 这些因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吗? 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加入 WTO 后, 国人所普遍关心的。对于 这些问题的客观分析有利于明确当前和今后经济改革的关键任务。
EA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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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1978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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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1990
9 00
8 00
3 30
3 40 37 20
44 40
19 40
1991- 1997 11 20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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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0 43 30
4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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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78
18 75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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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演变, 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外乎是投入要素增量、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构成经济运行环境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 而按照马歇尔的划分, 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和组织 ( 相当于微观层次上的制 度) , 后来人们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又将技术视为第五个生产要素。因此, 最终可将 经济增长来源归为: 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和制度变迁 ( 包括马歇尔意义上的微观企 业组织) 以及要素生产率。基于此结论, 以下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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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用更明显, 有人通过运用经济测算递推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表明, 从 80 年 代以来, 和劳动的贡献份额相比,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明显, 在 1989 年到 1998 年中, 劳动的贡献度为 5 2% , 而资本却为 56 3% ( 杨星, 2001) 。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额一直不高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以及城乡隐性失业的大量存 在。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等人的研究表明, 国有和集体工业几乎在所有时期, 单个 要素生产率都保持较大增长, 尤其是在集体工业中 ( 沈坤荣, 1998) 。
55 6
65 2
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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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贡献
14 9
16 8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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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率提高的贡献
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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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文库47 3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始数据; 前面是胡祖六、李山的估算; 1989- 1998 年的数据是叶裕 民 ( 2002) 的测算。
综合以上分析,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要素是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 反映 生产技术进步程度和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情况) , 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一 个较为显著的规律是, 从改革开放以来, 资本作为依然重要、关键的要素, 虽然其绝对 增长率在提高, 但它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却逐渐减少, 相反, 生产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却 越来越大, 其中 1989 年到 1998 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7 3。因此, 可以发现, 与 其说改革开放的推进和资本增长有着正相关关系, 还不如说它和生产率的提高, 继而生 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根据郭克莎的计算:
表 1: 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
时期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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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197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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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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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沈坤荣的计算: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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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
GL
GA
一是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 另一是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后者是通过将产量和 要素投入增长率确定后, 以这两者的差额来计算的。后来丹尼森对肯德里克的观点作了 验证。从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看, 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理论对增长来源强调的重点不同。 早期的哈罗得 # 多马模型强调固定技术系数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但过分夸 大资本作用, 忽视其他要素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技术系数可变的条件下, 关注了外生技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没有回答技术进步的原因以及缺乏将技术纳入经济增长分析系统内的工具; 后来发展 起来的以罗默、阿罗、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 ! 干中学∀ 等模型将技术因 素内生化, 并分析了技术及知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独特效果, 探讨了知识外 溢、技术扩散、分工及专业化等问题, 使理论与实际越来越靠近; 另外, 旨在研究发展 中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的 发 展 学 派 强 调, 高 储 蓄 率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前 提 条 件, 如 罗 斯 托 ( W Rostow) 和赖维斯 ( A Liwis) 认为, 提高储蓄率是经济由起飞阶段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的关键;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钱纳里强烈关注了经济结构的转变或工业化在促进增长中的 作用, 刘易斯则以著名的 ! 二元结构∀ 论证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相应的经济增长 与发展。而随着近二三十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广泛传播, 特别是以诺斯 ( North Douglass C) 等人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为开端,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日益兴起, 它将高储蓄 率、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看作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 而制 度才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原因的因素 ( 谭崇台, 1999) 。
根据胡祖六、李山等人的分析 ( 见表 2) , 在 1953- 1994 年时期, 以 1978 年为相对分 界线, 前后两个时期虽然资本都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本的相对 重要性逐渐减弱, 而生产率却上升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979- 1994 年期间, 生产率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 41 6% , 已与资本的作用旗鼓相当。这一时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平均每年增长 3 9% , 大大高于 1979 年以前的 1 1% 。两个时期不同的生产率增长速 度几乎全部解释了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如果考察 1989- 1998 年间各要素对 增长的贡献, 生产率提高因素则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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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 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 1953- 1998 年)
单位: %
变量
年份 1953- 1994
1953- 1978
1979- 1994
1989- 1998
产出增长
72
5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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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投入增长
6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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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投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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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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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贡献
在于资本要 素量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 率或生 产率的 提高, 而这 最终归 因于市 场经济体 制改革 及开放 政
策, 特别是生产率提 高及其在经济增 长中贡 献的不断 增大与 体制改 革密切 相关; 在此 基础 上, 针对 当
前经济增长中的问题, 文章分析了作为过 去增长 源泉的 两个因 素在什 么样的 条件下才 能继续 发挥重 要
作用, 从而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源泉; 资本; 生产率;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7945( 2003) 02- 0022- 07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虽然经历着周期性的波动 , 但这并没有影响 20 年来经 济的持续繁荣和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绩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 传统 的抹杀 ! 经济人∀ 利益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向有着合理的激励功能的理想市场经济体制 逼近, 因而体制效率 ( 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 得以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开放政策使得 贸易自由、金融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外来投资, 提供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本存量及其增加渠道。更重要的是, 与外来投 资相伴随的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 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意识, 为中国的经济增 长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活力。
1979 年以来中国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继而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加大的原因是明显 的, 它根本上要归功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方位经济改革, 以及实行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 与全球经济日益增强的联结。也就是说, 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配套的开放政策 促进了生产率本身及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提高。由于原有计划体制缺乏对完整经济利 益主体塑造的基本功能, 抹杀了 ! 经济人∀ 的存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代之以强 制性行政命令, 从而经济系统中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残缺, 资源配置低效, 潜在效率 被压抑。随着市场化改革以渐进式的路径不断推进, 政府干预范围缩小, 市场调节范围 扩大, 残缺的经济主体相对独立的利益追求动机被不断修复并趋于完善, 监督激励机制 被逐渐重建, 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从而原来被压抑的 经济效率逐渐被释放, 结果, 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