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读后感

商法读后感

读完哈罗德?J?伯尔曼写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的第十一章“商法”内容后，我对商法的产生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是商法变化的关键时期，而在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在那个时间阶段是封建庄园法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并且在11、12世纪时的农业革命而非城市革命促进了西方商法的发展，对宗教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商人、商法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后文章还进一步介绍了新商法体系。可以说文章的内容确实对读者的一些已有观念产生一些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具体的一些关于文章的读后感将在下面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文章中写到，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是商法变化的关键时期，因为在当时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得以形成，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时商法在西方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看作是一种法律体系。

并且文章通过对比认为商法方面的变化甚至比封建庄园法方面的变化还要显著。因为文中写到，非正式的、习惯性的封建庄园关系虽然在9、10世纪还没有在法律上获得系统的表现，但已经普遍存在。与此相反，自从西罗马帝国衰亡后，商业关系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规模上存在。在6世纪和10世纪的西方经济不是建立在几千个城市的基础上，或是建立在十几万个村庄和庄园的基础上。而在11、12世纪，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地增大和增加。伴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商人阶级，他们在乡村和城市从事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正是主要为了满足新的商人阶级的需要，才形成了一种新的商法体系。在这里作者说明了新的商法体系形成的原因，即随着西欧农业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得城市的扩张，进而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商人阶级，并且为满足新的商人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种新的商法体系。通过这一段作者的描述，是我知道了新的商法体系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从而解开了一直萦绕于心的关于商法产生过程的疑问。

文章继而写到了商业繁荣和商法产生的非城市的一面。农村贸易的的扩展最初是“农业革命”的结果而非“城市革命”的结果。农业本身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文章还指出在11、12世纪，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新出现的商法体系——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法——是与西方的封建法体系和庄园法体系同时产生的。读完文章这部分内容后，给我的感觉是新兴的的商法体系即资本主义法在11、12世纪这一时间段内是与西方的封建法体系和庄园法体系同时产生并共存的。西方商法在11、12世纪的发展也应该在农村贸易的场合下被看待，而不应该只是在城市贸易的前提下被看待。然后作者又举例说明了农村贸易在11—15世纪在北欧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这一贸易方式又是在一种普遍的欧洲法体系加以调整的，这一体系就是商法。商法还调整城市间的贸易和海外贸易。商法不仅调控严格意义上的销售活动，而且还调控商业交易的其他方面，包括运输、保险和资金筹措等。

文章还写到商人阶级的出现是新商法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在11世纪以前，商人在西欧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西欧本地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巡回兜售的小贩，并且从事贸易的也是一些非专业人员。在11、12世纪的农业改造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同时也提出了要求。从文中可以得出虽然封建庄园法的产生使得封建领主或庄园成员兼职从事贸易成为非法。但是农民、小贵族甚至上层贵族离开庄园走向城市从事商业也存在着可能性。文章还通过估计11、12世纪的西欧人口、城市人口和商人的数量说明了当时西欧社会商人阶级迅速发展壮大的情形。作者这样写能够将此种变化更加直观的表现在读者的面前，

也使笔者更清楚的了解了这段发展过程。

接下来文章的作者又提到了商法体系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时，存在的两种危险，其一是忽视了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在所谓的“商业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其二是把法律总是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而不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在这种意义上的原因。读者通过作者写的在看待商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也更加清楚的明白了在11、12世纪时不光是一些技术、人口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商法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商法这一新兴的法律在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甚至可以引用作者的观点来说商业革命有助于造就商法，商法也有助于造就商业革命。所以说商业革命和商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的，这种想法和观点辩证的说明了在当时商法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间的一种相当形象的关系。

接下来作者又通过写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间的关系，来论证新商法这一体系产生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文章写到西方商业资本主义发源于11、12世纪的庄园生产方式和封建阶级关系的全胜时期，虽然有一些学者还认为在当时的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教诲基本上还是反对获利动机的。并且文章通过一些当时的教条向人们说明所谓的教会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反对立场。然后作者对此反对立场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即怎么可能创造出一种其基本前提和盛行的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经济体系，同时，如果一种意思形态的基本前提与这种经济体系相冲突，那么它又怎么可能维持其支配地位达400年以上。

对于这一问题的难以回答使得人们从一个相反的方面提出见解，即在11、12世纪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因而在实际上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并且当时的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会经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相信商业活动与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就像相信农业活动与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一样。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天主教会不仅不谴责金钱和财富本身，而且确确实实的还鼓励追求金钱和财富，只要从事这种追求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这样商人组成行会，并使其具有宗教功能，并在商业交易中维持道德标准。在商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没有遗留在各种道德争议的范围之外。一种声称要把商人的灵魂引向拯救的社会经济道德得以产生。这种道德体现在法律之中。在这部分文章通过阐述宗教因素和资本主义间的关系，说明了商法这一法律体现了一种拯救商人灵魂的社会经济道德。

然后文章继续介绍了近代西方社会的新商法体系，这一商法体系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其与当时其他主要的法律体系一样，具有客观、普遍、互惠、参与裁判制、整体以及发展的特性。

通过读完哈罗德?J?伯尔曼写的商法内容后，是我对近代西方商法体系的产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理解，同时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社会、宗教、法律在11、12世纪的一些历史情况，从而也改变了以往的历史认识。总体来说哈罗德?J?伯尔曼先生写的商法内容还是非常有独到见解和对读者的感悟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