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语言的功能和陷阱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人们研究文学时对语言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兴趣。我在这儿讲一点个人的体会，这些体会可能都非常粗浅，碰到真正的教授，特别是在座的还有语言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可能让你们见笑。我只是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我先说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功能实在是太大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他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当然有他非常科学的根据，我就不仔细说了。1949年8月我到中央团校学习，第一章就是猴子变人，而猴子变人就是劳动所起的作用，恩格斯专门写过这方面的论述。同时我总是琢磨，语言在使人成为人上起的作用，好像不应该比劳动小。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理论，说是因为劳动的需要促进了人的语言的发展，这是无疑的。反过来说语言对人的社会生活，包括对劳动，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这种作用实在是太大，使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充分的语言，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鲜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文明发达不发达的一个很鲜明的界限。我从理论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这是我始终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同时，我们敢不敢在这儿说，语言也创造了人？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语言的人类？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文字的发达的文化？以上讲的这些，算是绪论。
语言的最基本功能可能不需要我细讲，就是它的表意和交流的作用。当然，据说其它的动物也有类似语言的东西。欧洲还有马语家，能够和马对话。最近我在电视里看到国外一个地方，出现一个马的杀手，一个精神变态者专门杀马，为了破案，请了马语专家和当时在作案现场的马来交谈，询问杀手的长相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例如公冶长的故事等。但是起码马语没有人语那么发达。如果马语比人语还发达的话，那么今天在这个讲台上的，可能就是一匹公马（笑声，掌声）。
我还常常想到语言的记录与记忆的功能。各种的事情都是一瞬间，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成了陈迹以后，当然会留下许多东西。很多的成了遗物，但是更充分的记载靠的是文字，而文字记录的当然就是语言。有时候我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地消逝着，那么我们看到的，能够存留下来的呢？除了遗物而外，就是文字，就是文字的记录。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做《要字8679号》。这个小说是写一个弄不清楚的事实，这个事实的真相由不同的人提出来不同的版本，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个"真相"，而且每一个人都

没有有意撒谎，但是你听完了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感谢福建的评论家南帆先生，他写过一篇评论，说事件对于人来说本身是不可重复接触的，那么人所接触的是什么呢，是文本，是各种的语言。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已经无法再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尽管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遗址，还有德国的容克式战斗机等残留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更多接触的是一些文字。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记录，就没有记忆。一个活人失去了记忆，也就没有身份，也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性格。人类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文化积累，也就没有进步。这些都是不需要我讲的，这里只是提一下。
我觉得语言还有一种帮助思想、推动思想的功能，不但变成思想的符号，变成思想的载体，而且变成思想的一个驱动力，成为激活思想的一个因素。我曾经很喜欢一篇文章，一个英国人写的，文章的题目叫作“作家是用笔思想的"。他讲的就是作家思想过程和写作过程是分不开的，并不是作家想好了一切才能写作的，恰恰是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才使自己的思想慢慢地变得明晰，使他的形象慢慢地变得鲜明，使他的故事开始找到了由头，从这个由头发展到那个由头，从那个由头又和另外一条线发生了联系。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
小时候我老想一件事，怎么那个巴尔扎克能写那么多东西啊，巴尔扎克的脑袋得多大啊，否则他怎么能装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呢？后来我才明白，并不是那些故事都现成地装在巴尔扎克的脑袋里的，脑袋里装着四百多部故事，不可能，会累死的。巴尔扎克不停地生活、感受，头脑中不停地生发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语言编织起来，串起来，他从这一串又会引起那一串，这中间有联想、有判断、有分析、有追忆、有比喻。比喻甚至于也不是事先就想好的，事先想好，这一般不大可能。当然我不能够绝对地这么说，因为作家里有各种的例外。我听过一次老舍先生的讲演，他说茅盾先生是最有计划最仔细的一个人，他的任何一部长的作品，在写作之前都写了很仔细的提纲，然后他基本上按提纲写下来。我知道的作家能够这样有计划的只有茅盾先生一个人。其他的大部分作家（我不知道赵玫你是不是这样）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思想是慢慢地获得一种形式，慢慢地变得有一点明晰，又慢慢地产生新的困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故事的开端，就像种棵树一样，初始的想法就像是一颗种子。刚开始写的那几章，就好像在那儿松土，拱动，然后开始发芽，长出一枝枝子来了，又长出别一枝

来了，然后它的主干也长得粗一点儿了，这个时候它又受到了风霜雨雪，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影响，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等等。相反，如果你不用语言来梳理你的思想，不用语言来生发你的思想，不用语言去演绎你的思想，那么你的思想是不可能成熟起来的。
即使是纯粹的文字上的掂量，也会使人产生思想，以推进、改变思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推敲起来思想就会延展。第一，失败是成功之母，说明失败之后人会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失败会不会是失败之母？应该说这也是可能的。就是说一个失败会引起一连串的失败，因为一失败以后就处于劣势，失败以后也影响了你的信心，因此失败成了失败之母。那么反过来再说，成功是不是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周谷城老先生就给我讲过，解放初期，他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毛泽东讲：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最后胜利。周谷城听了就说：主席，不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略略皱了一下眉头，问他什么意思？周谷城说："有很多农民起义成功者，成功以后骄傲了，腐败了，争权夺利，最后成功导致失败。"毛泽东听了脸上有不悦之色，周谷城就赶紧说：主席例外，主席例外。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成功可以说是失败之母，那么成功会不会是成功之母呢？当然的，乘胜前进，不是常常讲乘胜前进吗，一个成功连着一个成功。那么，成功和失败互不为母，这可能不可能呢？我想这个也很可能，赛球，我跟这儿赛，成功了，赢了，跟那儿赛，输了，这各有各的情况，中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成功、失败互相作用，无法预知，这是不是可能呢？这也是可能的。就借着一个"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哪怕是做文字游戏，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使它得到扩展，得到放射，得到升华。所以说语言和文字的作用看来有多么大，它对思想、对我们认识能起多么大的作用！
语言要讲语法，语法方面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不仔细说，说深了容易露怯。我想语法的许多东西和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的发达和逻辑的严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语言的发展和逻辑学的发展、思辨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语言推动了思想和逻辑的发展。
语言不仅仅有推动思想的作用，它还有很强烈的煽情的作用，它有形成、推动和发育人的感情的作用，以至于有些时候，我现在想不清楚，究竟是语言形成了感情，还是感情形成了语言。比如说"神圣"这个词。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寺庙或者教堂里去，我体会不到任何神圣的感觉；甚至于

上初中了，我上一个教会学校，唱赞美诗，也是一点神圣的感觉都没有。但是后来我知道一个词，叫作"神圣"，神圣这个词开始在我的头脑当中起作用，在头脑中生发，使我慢慢就有了神圣感，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现在译成全世界受苦的人，我老觉得全世界的罪人特别地有感情，特别地带劲）就产生了神圣感。再比如说思乡、乡情，我现在也弄糊涂了，是我先有乡情，后认识"乡"和"情"这两字呢，还是我先认识了"乡"和"情"两个字，以及乡情浓于什么什么等各种关于乡情的说法，还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这些东西哺育了、孕育了、形成了、塑造了我的乡情？如果要是没有这些诗，我还会有那种乡情的感觉吗？至于英语里的乡情，如果你要是出国，到美国去、到英国去，如果你不知道homesick，和你知道这个词，你对它的留恋、对它的怀念、对它的想念是不一样的。你有了homesick这个词，那么你对你去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在那儿有机会多住一段时期的话，你想念起它来，你马上感觉就不一样。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甚至说不限于感情，而说是一种感觉吧，也和词语的影响有关。我讲一个我现在绝对不用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被用得太多了。那是小时候学写作文，当时最爱读的一本书叫《小学生模范作文选》，印象最深的是"皎洁的月儿出现在天上"。原来这月光，我看着它挺白乎乎的，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跟别的都不一样，跟馒头不一样，跟瓷碗也不一样，这叫什么我不知道，哦，这下知道了，原来这个叫"皎洁"。所以我现在一看到月亮，我就觉得"皎洁"，我就有了一个皎洁的感受。但是因为人家用得太多了，我在写作中就不用了。甚至于"美丽"、"幸福"，都是如此。解放前没有"幸福"这个词，几乎没有人用这个词。苏联人爱用这个词，苏联人整天讲幸福、幸福。这是幸福，朋友们，这是幸福！连卓娅在牺牲的时候也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幸福。"英语一般用happy、happiness，我老觉得跟中国的"幸福"那个感觉不一样。卓娅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幸福"，我觉得很庄严，如果她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这是happiness"，我觉得something wrong（笑声，掌声）。是的，词语在感情、感觉的形成上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我最近喜欢钻牛角尖，老琢磨语言文字的修辞作用。我觉得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修辞，当然这是把修辞的意义从更宽泛的角度上来考虑。比如说求爱，或者说求偶，那么不同的词，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含义，

差别实在太大了。比如《阿Q正传》，阿Q向吴妈求爱，阿Q脑袋里想的是小孤孀吴妈，他的语言是什么呢，突然他跪下了："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是阿Q的语言，他缺少修辞（笑声），他太缺少修辞了。如果是徐志摩呢（笑声，掌声），如果是徐志摩，他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他们想的是the same job，干的是一样的活。如果要是薛蟠呢，薛蟠我就不能引用了，不堪引用了。贾宝玉就不一样，贾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他写的那些诗和薛蟠的当然不一样，林黛玉也不一样。所以修辞对于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修辞不仅仅影响了人的语言，而且影响人的生活的一切的一切。
如果你在商店里买东西，和售货员发生了冲突，这个时候你考虑一下修辞的问题，你的表现就会得体得多，文明得多。如果你对待自己的孩子，对一件事非常震怒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修辞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表现会更与南开大学师生的身份更加契合。
所以说，修辞的功能，是一种文化的功能。这是不可缺少的，有修辞和没有修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到各个大学都讲，特别是对大学的男生们讲，你们一定要关心文学，爱文学，一定要会修辞，否则将来你们怎么写情书呀，而如果你们情书写得不好，爱情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掌声）。同时我也要忠告所有女生，如果你们接到一封情书，文理不通，语言无味，错字连篇，对如此之徒的求爱根本不予置理（笑声）。
语言有很多的心理功能，它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就是一种宣泄，就是一种追求心理平衡的手段。因为人有语言，他有一种倾诉的要求，他愿意把自己的感受使别人也知道一点。契诃夫不是有一个小说嘛，马车夫太难过了，他的痛苦是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诉苦，所以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苦恼都讲给了那匹马。我还看过我很喜欢的美国小说家约翰·契弗的女儿苏珊·契弗写的回忆，爸爸死后她写的文章。她一上来就写，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有什么特别不高兴的话，就到一个房间里去跪下来，祈祷一会儿。后来我大一点儿了，光祈祷解决不了问题了，父亲就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难过的事，你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你就会好一点，感觉就会好受一点。精神分析治疗很重要的一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导病人，引导被精神分析的对象，把自己最不愿意讲的、把自己内心的隐痛、把自己包藏的东西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他就好过多了。所以语言倾诉是人在精神上对自己进行安慰、进行抚慰、

进行保护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大家说出自己的心声，不能够让人们把自己心里的那些没有实现的东西，那些渴望、那些追求、那些梦、那些挫折吐露出来，那么这个社会想维持它的一种平衡的、健康的心理会有多么困难。
当然文学本身还有一种艺术的功能，一种审美的功能。语言本身，语言和文字，尤其中国的文字它本身就非常的漂亮，本身它就有一种形式的美感。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审美的过程，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进行无害处理的过程，它好像有一种化学的作用。大家知道，我个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也非常有兴趣，也是愿意读这方面书的一个学生，所以我才有机会很感动地读了罗先生的书。还有一个我喜欢读的是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相当地消极、相当地颓唐。一次科举考试没有成功，他居然在诗里说"忍剪凌云一寸心"。这话说得太重了，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啊！很多人由于喜爱李商隐的诗，非常同情李商隐，认为李商隐仕途的挫折就是由于当时的牛李党争，由于唐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造成的。我丝毫不怀疑这个，但是我同时觉得李商隐这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力是相当差的。所以我老设想，如果从组织人事部门的角度考察李商隐，你当然可以把他封为诗歌大王、诗歌天霸，这都可以，但是你很难任命他当干部，哪怕是做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但是他把这些悲哀的东西、消极的东西、颓废的东西变成了非常美丽的艺术品。比如说："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这本身悲哀极了，但是他又是珠箔、又是红楼、又是雨、又是归，他变成了一个美的艺术品。比如写爱情的压抑，人和人相通或者交往上的困难，特别是爱情交往上的困难，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甚至于他说得非常颓废："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真是消极到极点了。然而这种情绪一旦变成了文字，变成了艺术品以后，很整齐，有对仗，有音韵，又有非常美好的形象。李商隐还善于用蝴蝶、花呀、玉呀等各种美丽、富贵的形象来描写他自己颓唐的心情，我觉得这就是李商隐对他的颓唐心情的无害化处理。你看他诗的时候，不担心他会自杀，不会有那种紧张感。相反，你除了觉得他很悲哀以外，又会觉得他的这种谴词造句、他的这种精致、他的这种匠心、他的这种营造一个精神园地、一个精神产品的能力太强了。
我每次看到《红楼梦》晴雯之死的时候就感慨颇多。晴雯冤枉地死了，这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宝玉悼晴雯，写了《芙蓉女儿诔》。这《芙蓉女

儿诔》里面，有的地方很愤激，有的地方很悲哀，然后宝玉自己朗诵来送别晴雯。这时黛玉来了，就提出来他哪几个字用得不妥，建议这个地方应该这么改一下，那个地方应该那么改一下。这样就把一个对晴雯的悲悼适当地间离了，它进入了一个讨论语言讨论文字的境况，等于是黛玉和宝玉共同做一个语文练习题了。这也是一种无害化的处理。当然这个无害化的处理也有它另一面，有时候让你感觉非常残酷。晴雯死了，贾宝玉事实上也做不了什么，他无法抗议，也无法改变自己这个家庭，他能做的就是写一篇文章。这段描写至少告诉我们，语言和文字能够使我们的一种经验、一种遭遇、一种情感审美化，审美以后也就使不能承受的东西变得比较能够承受。
那么我还要说，语言和文字还有一种功能，有一种信仰的功能，有一种神学的功能，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语言文字可以神圣到变成一种信仰，它可以变成神。各个民族都在寻找一种奇怪的、独特的、秘密的，甚至是诡秘的语言和文字，认为找到了这种语言和文字以后就可以获得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获得超自然的坚强。比如我们都知道"芝麻开门"，你如果掌握了它，就可以使密室的石门洞开，而所有的金银财宝、各种财富就会属于你。我们知道起码有一些佛教教派，他们认为有一个词叫做：埯（去土旁换成口旁）吗呢嘛咪哞。它来自梵语，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你念到这些字的时候，就和弥勒佛相连，会感到一种平安，而且感到佛的力量会帮助你战胜魔的力量。当然也有反动会道门，如解放初期的一贯道，张口闭口就是"无太佛弥勒"。人们使某一些语言、某一些概念、某一些词语凌驾于人的生活，使你对它有所崇拜、有所敬仰，而这些东西除了在语言中存在以外，你很难在现实中、实际生活中把它抓住。比如说"神圣"，比如说"终极"，谁看得见"终极"？看不见，也听不见。但是几乎所有民族的语言里，都有类似于"终极"这样的词。总会有一些非常神圣、非常伟大、非常崇高的一些词，这些词不但表了意，不但审了美，不但做了记录，而且它本身可以膨胀起来，可以升高起来，本身成为一种价值，成为一种标准，成为一种理想，甚至于成为上帝，成为神。
所以，语言和文字所起的作用，你要是琢磨起来实在是琢磨不完。它还有一些跟上面说的相比较似乎是很细微的作用，比如说形式的作用，比如说游戏的作用等。语言游戏、文字游戏太多了，而且这个游戏是天生的，不需要别人来教授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候北京小孩子中流传着一个童谣，这个童谣没有任何

人教授背诵，但是几乎所有的小孩都会，我呆会儿一说你们也都会，而那些被教授、被推广的童谣，却都忘了。那首童谣就是："一个小孩写大字，写、写、写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火了，火、火、火车头，头，头，打你的大背儿头。"这童谣既不像记录，也不像交流，交流什么呢？但是它传播开来了。我只能把它解释成文字的游戏。是不是里面有更深奥的内容？我现在看赵玫的表情，依她的年纪，她好像对这个有更深的体会。
我们知道侯宝林说相声，他说的绕口令很逗。我认为侯宝林最好的绕口令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个绕口令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在波恩看到过二十年代末一个德国汉学家编写的北京俗话词典，其中有一个绕口令，说"你吃葡萄就吐葡萄皮，你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这很合乎逻辑。吃葡萄就吐葡萄皮，这是中国文化，和欧洲习惯不一样。欧洲人大部分人吃葡萄都连葡萄皮一块咽，而且连葡萄籽都吃下去，他们认为嚼葡萄籽、嚼葡萄皮不容易倒牙，还有些营养。中国人的习惯是吐葡萄皮。你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这也合乎逻辑。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从何年何月，吃葡萄和吐葡萄皮的这个绕口令变得荒谬化、变得形式化、变得游戏化了，变成"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了。这一变就绝了，没有讲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有讲，无非跟欧洲一样，说明你早就"全盘西化"了。但伟大的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个葡萄皮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也是喜欢找死理儿的一个人，一看到"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就脑门子出汗。我慢慢地悟到了，这是语言的另一种功能，这是一种形式的功能，这是一种游戏的功能，你不要为它出汗，你不要在那儿着急，你不要钻牛角尖，你不要自寻苦恼，你已经活得够苦恼，你再为一个不存在的葡萄皮而苦恼，那你累死了活该。
还可以说很多，我刚才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大致上我说了语言的三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是现实有用的功能，包括交流，包括表意，包括记录，包括传之久远，这是现实的和有用的功能。第二个功能是生发和促进的功能，它推进思想、推进感情、推进文化、创造文化。第三个功能是一个浪漫的功能，是语言和文字离开了现实或者超出了现实的功能。
下面我想讲一下语言的另一面，就是：语言是一个陷阱。语言为什么又可能是一个陷阱呢？因为语言发达以后，就会产生麻烦，第一个麻

烦，最简单的一个麻烦就是语言和现实、和你的思想感情脱节，这是完全可能的。
今年10月份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通过轮扁斫轮的故事，来讲言能不能表达意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庄子》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轮扁就是一个会砍车轮的木匠。齐桓公在那儿看书，轮扁路过，说道：桓公，您在看什么？桓公说：我在看圣人的书。轮扁就说：无非是糟粕而已。桓公就有些不高兴了，说：我看是圣人的书，你居然敢说是糟粕，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是糟粕？讲不出道理来，我就要惩罚你。轮扁就说：我是做车轱辘的，我全靠自己的经验，靠我的摸索，研究出一套砍轮子的方法，特别是把握砍削力度的关键时刻，动作慢了轮子则甘而不固，动作快了轮子则苦而不入，这种精微的力度把握，能够用语言用书来教吗？如果语言连教会人砍轮子都做不到，它还能教会你治国平天下吗？因此，能够写出来的都是糟粕，真正的好东西是写不出来的。这个砍轮子的木匠，确实厉害呀。如果这个木匠的在这儿，我决不敢应聘当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我们要请他做学术领头人哪。
我们中国常常讲的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你那些最微妙最重要的体会，恰恰是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砍轮子你表达不出来，教游泳你也教不出来呀。如果你就靠一本又一本书，哪怕你买一千本关于游泳的书，也学不会游泳。记得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看得入迷了，我曾经积攒多少天的买早点的钱，买了一本太极拳图解，最后我发现按照书练太极拳太困难了，那真是比推翻三座大山还困难。你要学会太极拳，就得请一个师傅，面对面地教给你，把你的肩膀"叭" 一砸，这儿太高了，腿抬起点儿来，这儿慢一点，那儿远一点，就行了，否则你学不会。
言不尽意而外，还有一个文不尽言。有很多语言的内涵是文字所无法表达的，语言除了有相应的字以外，还有语调，还有语速，还有语境，还有说话者的表情，还有说话者的身份等等。
比如今天我不在这儿讲，而是把我的话当录音整理稿让大家读，能使大家满意吗？
言不尽意，文不尽言，而且意常常不能代表这个对象，不能充分地说明这个对象。每个人的意常常是很主观的，它受很多东西的限制。比如说，描绘一下南开大学，让在座的每人写一篇关于南开大学的东西，我相信各有特色，谁也不能说他把南开大学写尽了，已经写充分了，不需要再写了。不可能的!
言可能不尽意，言不能够完全把现实的对象说清楚，甚至有时候言还超过了现实，叫做言过其实。我最

喜欢举的例子，已经举得有点臭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失街亭斩马谡。把马谡斩了以后，诸葛亮流泪，别人问他为什么流泪，诸葛亮掩饰说：因为我想起先帝托孤的时候曾经讲过，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所谓"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就是说马谡的言呀文字呀这些东西太花哨了、太漂亮了、太精彩了，超过了现实，超过了那个对象。
言过其实的现象也很多呀，甚至于变成了一种夸张，变成了一种歪曲，变成了一种爆炸，变成了一种狂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歌颂红太阳，啊，真是什么词都想出来了。我那时候在新疆，新疆最有名的歌，那歌是很好听的，我到现在还唱，那个里面用的据说是一首大跃进的民歌，大意是说：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把天下的土地都变成纸，把大海和大洋都变成墨水，也写不尽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呀，您的恩情。一个女农民跟说我："唉哟，现在的人哪，怎么这么会说话呀，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了，把蓝天和大地都变成了纸了，把大海和大洋都变成墨水了，都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啊，唉哟，怎么这么会说话呀？"我现在也是考证不出来，这是民歌呢，还是某类知识分子做的。
言不尽意，或者说言过其意；文不尽言，或者说文过其言，这些东西都会误导人，都会使人们对世界、对现实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更严重的呢，它不光是不尽意的问题，或者言过其意的问题，而是干脆脱节。当语言以及文字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真实、脱离了真情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反面的东西，变成了对语言和文字的伤害。到最后天下的墨你也都用干了，天下的笔你也用完了，天下的纸你也用尽了，就剩下最红最红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这已经变成了对文字的戗害了。最红就是比别的都红才叫最红，那么最红最红还要再加最红，到底应该加多少个，你用五个最，我要用一百个最怎么办呢。你翻出一本书来，前三页全是最红最红最红……，你看两天一直看着最红，就变成笑话了，变成戗害了，变成对语言文字的歪曲了，这种语言文字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敌人，变成了人的对立面。正常的人说话，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吗？
即使是好的、成功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也还面临着可能异化的命运，变成了俗套。本来很好的一句话，被变成了俗套，就变成了虚伪，变成了教条，变成了机械重复。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计其数，我就不一一举了。就是说，它已经丧失了它原本的、原生的力量，那种鲜活，那种魅力。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本来很好的一句话，太普及了，就把它降低

了，过于通俗化了。我把它称之为"狗屎化效应"。本来两个人之间学术争论，很有趣味。可是，两边的仗义的老哥们、小哥们都出来了，然后就开始互相揭发隐私，最后就变成一种争吵。比如说，仁孝忠信，礼义廉耻，那都是多么好的词啊，但是这些词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人们最厌恶的、最没有新意的、最拿不出精神成果的人所重复的话。再比如说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现在是很吃不开的，你一讲中庸马上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含含糊糊、两面讨好、模棱两可、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这样的人。所以说不管多么好的命题，不管多么好的语言都是有懈可击的。只要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就能被驳倒。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这个可是太容易驳倒了，要就这一句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出那么多书都没用了吗，当然不是。其实毛泽东很精彩，只有毛泽东敢这么说，谁敢这么总结马克思呀？算了，有些例子不要举了，因为我再举例子，我举的每个例子都会被你们及时地驳倒。
所以我觉得对语言文字的东西，在发挥其奇效的同时又要看到它薄弱的一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语言文字还有一个陷阱，就是语言文字它可以反过来主宰我们，反过来扼杀我们的创造性，扼杀我们活泼的生机。
中国的历史最具明证了，毛主席也是痛感这一点的。他在延安的时候曾经非常愤激的说：教条主义不如狗屎，狗屎还可以肥田，但是教条主义，连肥田的作用都没有。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愤激？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你如果把共产主义当作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把联共（布）党史读本当作教条，其结果，这些东西就会主宰你，就会造成危害，甚至是灭顶之灾啊！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既是语言的功效，也是语言的陷阱。
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往往是被语言所塑造的，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就造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模式，我们一看到明月就会想到了家乡。我们从小话还说不全，就已经会背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对于明月的感受。你一看到明月，一会儿就想到"皎洁"了，一会儿就想到"玉盘"了，一会儿想到"低头思故乡"，一会儿想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你想来想去，这都是别人已经有的经典的语言，那些判断、那些描写、那些感受，你脱离开这些感受以后，你已经没有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啦。甚至于你登记结婚举行婚礼了，你想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是真高兴，还是假高兴呀？

所以国外也有一些人非常偏激地抨击语言对人的统治。再比如说，中国自古对妇女的歧视，实际上在一系列的语言、一系列的概念、一系列的名词里都有意无意地包含着歧视之意。对于那些名词你造反你闹，你闹了半天你也翻不过来，你改不过来。我也不一一举那些个例子，因为那些例子太不雅了。那些例子里就反映了一种轻视妇女、歧视妇女，不拿妇女当人的野蛮，而很多女性她本身也受这个语言的控制，她很多事不敢做，很多思想不敢想，很多感情不敢有。那些语言都摆在那儿了嘛。所以我觉得语言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成为人生中的陷阱，它会误导我们，它会让我们误以为掌握了语言就掌握了人生，它让我们误以为听从已有的语言和文字的驱谴就可以得到人生的真谛，它甚至于会使我们变得丧失了对于人生最本初、最纯洁、最属于自己的个性的那种感受。所以语言这个东西也是一柄双面剑。
《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伊索是个会说话的奴隶，奴隶主说：伊索，你给我做一道菜，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做成菜。然后伊索就端上来了，全部是舌头，就是口条。奴隶主又说：伊索，你把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做成菜拿上来。然后伊索又端上来了，还是舌头，还是口条！口条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但是也不能把它们平分秋色，我觉得好的还是为主的。我希望我们南开大学的同学们在语言和文学的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希望大家及时把我说的话驳倒，免得我误导大家。谢谢。（掌声）

摘要笔记> >(转)

第一部分:语言的功能
1. 表意和交流的作用;
2. 记录和记忆的功能;
3. 推动思想和逻辑,思辨发展的功能;
4. 煽情的作用;
5. 语言的心理功能;
6. 审美功能;
7.超脱现实的想像,信仰的功能.

第二部分:语言的陷阱
1. 言不尽意或言过其实,文不尽言或文过其言;
2. 好的语言,也面临可能异化的命运,变成了俗套;
3. 语言文字成为教条的时候,会主宰人们,反过来扼杀人们的创造性,造成危害.

总结: 语言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

讲演特点:
1. 外紧内松
2. 亦庄亦谐
3. 思路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