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与读者、作者

编辑与读者、作者

编辑的定位

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组稿、编稿、发稿。那么，稿子来自何处？来自作者；发稿出书后给谁看？读者。这是一般的常识。从这个常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编辑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充当着中介的角色——将作者的创作，通过出版的手段，以最恰当的方式，传播给读者。这就是编辑的定位。

可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常识，并非每个编辑都明白的。比如，近年来，出版界盛行“策划”，策划大师满天飞。有一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策划了一套“感悟生活丛书”，约请了10个名作家，一个写饮食，一个写居住，一个写旅游，一个写交朋友，一个写教育孩子……同样的字数，同样的风格。凭他在出版界的经历和人缘儿，这套书组织成功了，作家们加班加点地完成了任务，出版社如期出版。书上市后，经过策划者的宣传炒作，还真造成了很大影响，销售见好，一版5000本一个月就发完了，于是又加印8000本。没想到三个月不到，这套书滞销了，加印的8000本只发出去2000本。一年下来，库存6000本，加上退货，有7000多本。算细账，如果不加印第二次，销5000本，起码不会赔本，还不算失败。问题是，编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作者又是名家，这套书为什么这样短命？

很显然，在这套书中，真正的原创者，不是那些名作家，而是编辑，即所谓的“策划人”。名作家在这里不过是编辑的“雇工”，他们的作品往往是一种拼凑物，人工痕迹太浓，所以，很难有真正意义的好作品。

我并不反对编辑有这样的策划能力，有许多书只能这样操作，如大型辞书；还有一些好书就是这样策划出来的。问题是，这些年来，过于强调“策划”，实际已混淆了编辑、作者、读者之间的定位。并且，由于策划风的盛行，影响得作者队伍也十分浮躁，而编者、作者的浮躁，又必然影响读者，造成整个文化的浮躁。

我认为，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其“发现”的能力，发现好的作者，发现好的选题，而非“策划”的能力。社会上好作者、好书稿很多，就看你能否发现。在这里，编辑不是指挥原创者，而是通过自己开掘、掌握的作者资源、作者信息，发现原创者发自内心情感和思想自然而然创作出或正在创作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再进入“策划”的领域，如怎样使这些作品的表达方式更适合市场，怎样设计装帧，用哪种开本、哪种纸，怎样定价，以及怎样宣传营销等等。很显然，这些策划既是为作者的作品着想，更是为读者着想。

举几个例子：

《风雨中的雕像》利用杂志信息

李辉著。本书以凝重的笔触，记述了11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邓拓、吴晗、田

汉、老舍、胡风、冯雪峰、赵树理、萧乾等，并通过他们的遭遇，发出深刻、深长的感叹，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省。

《张家旧事》偶然得之

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本书是张允和先生九十岁时，对照自己六岁（1915年）到五十岁（1959年）的一些照片，讲述往事的结集。她认为，最最美好的和最最悲惨的照片，都没有保存下来。但通过保存下来的“不足道”的照片，仍可回忆起最最美好和最最悲惨的往事。这样，前后几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叶稚珊记录下了许多故事。张先生说：“我在你面前已没有了闭谜（秘密）”。当然，发表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乡村诊所》桥梁作用

谢宏军著，“睹画思往录丛书”之一。作者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找不到可心的工作，曾在乡下的老家里闲居，无聊间，每天去一所乡村诊所画速写和素描，画各种各样的病人。面对疾病和苦难，他一边画一边思考了许多人生问题。后来，他将这些思考写成文字，与速写、素描合成一本书，呈献给读者。

《老照片》利用下脚料

20世纪，去日无多。世纪末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人类普遍的怀旧心理，好比一个人到了晚年，总喜欢回头看看走过的足迹：多少个惊心动魄或索然无味的日子过去了，有痛苦，也有欢乐，然而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如今都显得那么珍贵……还有许多深奥的哲理和离奇的谜语，平凡中的深厚和伟大中的浅薄——往事如同佳酿，放得越久，就越浓烈而醉人……

动物虽有记忆，却不懂得回忆。回忆是人独有的权力。回忆不仅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掉落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生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结果。一位外国哲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位中国哲人说：温故而知新，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吧！

稍微注意一下，还可发现，人们所怀恋的，往往是生命中美好的东西，尽管为了这美好，曾付出了巨大代价——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回忆靠的是思维，思维是用词语来进行的，而用词语进行的回忆，却永远是形象的画面，不过这种画面，除了回忆者本人在冥冥中可见外，别人看不见。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照相术发明后，这种情况才得到彻底改观。照相术使一段段历史定格，成为永恒而真实的瞬间。反之，现在是用词语来阐释一幅幅老照片的时候了，那瞬间形象的定格，常常含有难以估量的信息和意蕴，似乎说也说不完。

于是就有了《老照片》。

《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白石老人自述》重做

《原文经典》丛书市场调查

《我们仨》利用自己的作者资源

此套书还有几本，如王伟君、裘沙的《莒南之忆》，是根据他们珍藏的1957年至1958年下放农村时画的速写，经编辑建议，加上回忆文字而成书的。他们当时画的房东早已去世，连房东的儿子也已50岁了。这类书最好地体现了编辑在书稿中的桥梁（中介）作用：一种本来不适宜出版的写生素材，经过编辑建议、作者加工，成为读者能够接受而且喜爱的读物。

认真分析起来，提出选题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作者—编者—读者”，第二种是“读者—编者—作者”，第三种是“编者—作者—读者”。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模式又呈现出复杂的关系。第一种是我们所提倡的，第三种是要慎重使用的，而第二种是我们现在说得最多的，即“以市场为导向”。编者了解到读者的需要，然后去寻找或组织稿件（发现或策划稿件）。其实，从广义说，作者的创作，也是以读者需要为准则的。

关于读者

读者的内涵和分类

读者是具有一定阅读需要和阅读能力的社会群体，是出版物的阅读者和消费者。许多读者是直接购买书籍阅读的，也有一部分读者是通过图书馆借阅的。对出版社来说，第一读者当然是书籍的购买者。从这个意义上，书店和图书馆也属于我们的读者范畴。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现代社会，出版社不能越过销售商直接面对读者。也就是说，我们在决定选题时，既要把读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又不能忽视书店的存在。比如，读者都喜欢便宜的书，但书店不喜欢低于15元一册的书，因为销售成本一样，而书店获利太低。所以，出版社就很难出版小薄册子；书店不喜欢64开小开本的书，容易被偷，所以出版社就不能出口袋书。比如《谁动了我的奶酪》。

读者有多种分类，但考虑到书籍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属性，一般把读者分成四类：

专家学者中的读者。这批作者往往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他们关心学术、思想和文化方面书籍；

高层次读者。一般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他们兴趣广泛，阅读面宽，可俗可雅；

中等层次读者。具有中等文化以上的读者，他们比较需要增长知识的、实用的书籍；

低层次读者。他们喜欢的是纯消遣性书籍。

对一个新编辑来说，首先要弄清本社的读者对象，这对你要开展的工作至关重要。

市场需要和读者需要

市场需要和读者需要表面上看是一回事，其实是有区别的。图书虽也是一种商品，但它与其他商品的不同处是在“商品”之前冠有“精神”二字。其他非精神商品只要有市场，能赚钱就是成功的，图书却不一定有市场就好，

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一些低俗下流小报、黄色书刊之畅销，就是明显的例证。在这里，市场需要并不一定就是读者需要，市场需要常常不能反映读者的根本需要。

那么，是否适应读者需要就可以了呢？还不够，还要提高读者、引导读者，甚至创造读者。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不是天生的，是通过阅读实践培养出来的，比如三联书店在几十年间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铁杆读者，许多人说自己是读三联书店的书长大的。据说，美国的著名杂志《读者文摘》提出自己的杂志是办给不读书的人看的，德国贝塔斯曼读者俱乐部提出“把人变成读者”的理念。

具体说到读者需要，有下列几种：消遣的需要，如武打小说、幽默漫画等；实用的需要，如菜谱、旅游指南等；求知的需要，如教科书、工具书等；审美的需要，如严肃文学和美术等；探索社会、人生的需要，如学术类著作等。对单个读者来说，这些需要常常是交叉的。在实际消费过程中，读者还会产生从众心理，逆反心理等，比如越是流行的书就越流行，越是被批评的书就越好卖。《陈寅恪集》、《我们仨》、《心灵史》就是例证。

为读者服务

三联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为出版社提出的宗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竭诚”二字值得认真讨论。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文本服务——除了内容质量外（这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书本身用哪种纸，多大开本，字号多大，定价多少，以及勒口、封底的内容简介、作者介绍，同类书的目录等。当年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时，曾在某一期的后记里专门讨论读者会以哪种姿势阅读《读书》，结论是倚在床上读。这种关于阅读姿势的讨论，实际就是讨论如何把为读者服务落到实处。为了这一点，《读书》的用纸就不能太硬，开本就不能太大，页码也不能太多。还有，许多人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我们许多出版社不考虑这一点，很厚的纸做封面，内文用线装，书虽然华贵了、结实了，但翻起来嘎嘎响，影响其他人睡觉。

新书发布——媒体广告、新书讨论会、邮购目录等等。

读者俱乐部——经常有热心的读者给出版社写信，告知图书中的错误，提出选题建议，或请求帮忙买书等。有的出版社在书中夹带“读者调查表”，回收到许多读者信息。将这些读者的名字、地址、联系方法统统存入出版社的信息库，积少成多，当发展到几千人时，便可组织“读者俱乐部”了。读者俱乐部可通过网络建立，读者在网上了解出版社的信息，发表意见，并在网上购书。

关于作者

作者类型

著者也称著作者、撰述者，指写述作者思想感情和研究成果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论文、专著，具有独创性。

编著介绍、普及已有的文化成果，根据已有的观点、知识、资料写成的书籍。不是完全抄录已有的作品，有自己的构思，用自己的语言。

选编者指文集、选集、资料书等编辑作品的作者。不是直接从事创作活动，选编者的功力在于充分占有资料，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有独立的思想学术观点。中国有选本的传统，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

主编某一种书籍的编辑活动的主持者和负责人。与刊物的主编不同，书籍的主编是作者，刊物的主编是编辑人员。

译者将一种语言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作品的作者。有人说，“翻译是另一种创作”，很有道理。如《大卫·考坡菲》与《大卫·科波菲尔》，再如查良铮（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欧根·奥涅金》、《青铜骑士》、《波尔塔瓦》、《高加索的俘虏》等。

编译者既翻译又编辑的作品的作者。

注释者对书籍的背景、内容、词汇、人物、事件、引文等进行解释、说明、评论的作者。

校订者古籍中的校订者和校勘者相同，其工作是查考不同版本古籍的异同，改正古籍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缺漏、讹误等。译著中的校订者，指将别人的译稿和原著对照，纠正其中错译、漏译的地方，对不准确的文字进行润饰、加工。

弄清作者种类十分重要。有些作者不清楚署名方式，错署会闹纠纷的，也是编辑工作的重大失误。

2．尊重作者和发挥编辑的作用

如果说，哪两种人最容易成为朋友，我认为，就是作者和编者了。这是因为，编者和作者利益一致，他们是共同来完成一本书的亲密伙伴。这也是我们做编辑最大的乐趣——整日与一些有识之士、有德之君打交道，并且一字字处理他们的思想情感的成果，会有多大收益啊！然而，也经常可见作者十分反感编者的情况。正因为你所处理的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结晶，所以要分外谨慎认真，概括说，就是尊重作者。

尊重作者首先是尊重作者的作品。由于编者既代表出版社，又是以个人身份同作者打交道的，在编稿时免不了有个人的见解。但要注意，编稿过程中要善于转换立场，全面审视。首先，要站在读者立场上，换言之，拿到稿件，第一件事不是“审”，而是“读”，你是稿件的“第一读者”。读和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他们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表达形式？有许多问题，站在审稿者的立场上无法理解，站在作者的立场就容易理解了。尤其是文学作品，常常有编者用所谓规范化的语言去修改作品，令作者苦笑不得；第三才是站在编辑或编辑部的立场上。这就是尊重作者，就是尊重作者的劳动。

在加工作者的书稿时，还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只能删改，不能加写，删改后的稿件一定让作者过目。

当然，也有些很难打交道的作者，尤其是一些名家。他们的稿子一字不准动，你提出要求他们就把稿子拿走。可是，以我的经验，再有名的作者，写的稿子也需要编辑加工。因为，我们所做的往往是一些出版技术方面的加工。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一家小报约到了一位名作家的稿子。这篇稿子题材很有趣，而且写的很有才气，但不知为何，层次不清，甚至是杂乱无章。可是，谁也不敢去请名作家修改。于是一位老编辑对稿件进行了技术处理，一字未动，只是改了一下标点符号。第二天报纸出版后，那位名作家冲进编辑部大声问是谁改了他的稿件，老编辑已经准备好告诉作家他并没有动一个字，但名作家不听，而是拥抱了老编辑，连声感谢，说这是

很好的重大的改动。

能够让作者接受正确的修改意见，是一个编辑的基本功之一。我曾经约过叶至善先生的一部书稿。其时叶先生已81岁高龄。他寄来的书稿书写工整，剪贴仔细，大约有二十多万字。我做编辑多年，如此工整清楚的稿件十分少见。读后，虽然有些篇章深深打动了我，但仍觉得内容结构有些杂，缺主心骨。我怀着忐忑，把我的想法和建议写给叶先生，很快就收到回信。信中说：

稿子没编好，您的意见提的都对，

我都同意。书名是安上的，序也写得

牛头不对马嘴……我已经觉察非改不

可。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以

后如有机会面谈。

我想能不能这样办：稿子寄给我；

在目录上，请按您的看法，加上或取

或舍的标记，供我重编时参考。

这信使我有些震惊。叶至善是叶圣陶先生的儿子，是名副其实的编辑界前辈，1940年即从事编辑工作，1956年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可是他对我的意见却这般认真。现在想来，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位编辑大家，才更懂得编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应当怎样的。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书名是《舒适的旧梦》，这个书名是我建议的。

还有一本插图珍藏本《徐悲鸿一生》的例子。

美国著名编辑马克斯韦尔·埃瓦茨·伯金斯说过：“有两种气质使编辑名满天下：一是对于一本好书能越过缺点看到优点，不管这些缺点多么让人沮丧；二是任凭困难再大，也能不屈不挠地去挖掘书稿的潜力。”

3．建立作者队伍

对编辑来说，他面对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是读者市场、读者资源，二是作者市场、作者资源。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占领作者资源是第一位的事情。很显然，占领了作者资源就占领了读者资源。人们公认的名编辑，其实是掌握着很多很好的作者的编辑。但获得作者资源，建立作者队伍，必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日本，一个编辑必须做到5年以上，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编辑，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有个积累过程。同弄清读者对象一样，要建立自己的作者队伍，首先要弄清本社的图书定位，根据这个定位去选择作者。选择作者就是选择选题。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走弯路。

建立作者队伍，第二步的工作是收集作者信息。常用的方法是：1）阅读已出版或发表的书籍、文章、书评，从中发现线索；2）参加学术或作品讨论会。这种会议是人才密集的地方，可以借机了解和认识一些作者；3）编辑出

版社交办的书稿，在编辑中与作者建立良好的关系；4）审读自然来稿，注意发现新作者。这一条尤其重要。实际上，能够发现默默无闻的新作者，并且通过你的努力，使他成长起来，甚至成为一个名家，是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作者，会成为你的骨干作者。巴金曾说：“编辑的成就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作品。”在出版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当年巴金在法国写成处女作《灭亡》，寄给一位朋友，叶圣陶看到这篇稿子，立即决定在刊物上连载，巴金从此踏上文坛。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叶圣陶在自然来稿中发现的，作为头条在刊物上发表。巴金和丁玲后来都成为大作家。

托尔斯泰二十多岁时在边塞的部队里写出处女作《童年》，因为不自信不敢用真名，用假名寄给当时最著名的杂志《现代人》的主编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给他回信说，您不必用假名发表这篇作品，这篇作品让我们编辑部全体欣喜若狂。小说发表后，当时的文学泰斗屠格涅夫对涅克拉索夫说，“他再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就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了”。他盛赞涅克拉索夫发现了一个天才。

再如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学生刘绍棠的小说《大青骡子》。后来这篇小说被选入高中课本，刘绍棠上高中时就要学自己的作品。

建立作者队伍，经常用“连锁法”。你与一位作者建立了联系，他会给你再介绍一位或几位作者，这些作者会再给你介绍更多的作者。我当年在《收获》杂志看了李辉的连载栏目文章，为他出了《风雨中的雕像》后，通过他，我又认识了姜德明、范用、徐城北等作者。像李辉这样的作者，就成为我的基本作者。他早已不仅仅是我的作者，而且是我的好朋友。这样的好朋友，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很多。

关于组稿

组稿的概念，需要重新认识。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创作作品，写论文，都是先有理念和主题，然后才围绕它动笔的，如“三突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再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申毛泽东所阐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承认无论如何，实践是第一位的。所以，出版社根据上级精神设计选题，然后再去组稿的做法已经减少了，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在作者队伍中去“发现”鲜活、富有生命和创造力的选题，

这是符合创作规律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不需要运用组稿的手段，编辑不需要学习组稿的业务了。很显然，当你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读者需要，策划出一套图书时，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落实，就是组稿了。这是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的行为。

尽管如此，图书出版中已经不太谈组稿的概念了，报刊中还用得比较普遍。

举几个例子：

1．《共和国的故事》

2．《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3．《中国边疆探察丛书》

编辑职业化

前面所讲的偏重于技术性的知识，类似工作指南的一部分。实际上，做编辑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它的空间特别大，你的所有知识和情感积累在这里都会派上用场。它会融入你的生活，真正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我想讲一讲编辑职业化的问题。

所谓职业化，对编辑而言，不过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职业生活状态，比如，一边读书，一边编书，一边买书，一边卖书，一边评书写书；平日是编者，有时是作者……工作得有滋有味，有苦有乐，并在工作中认识一个个作者、一位位读者，形成自己的生活圈。此时，工作与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了。

前辈在这方面做出了最好的榜样。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叶圣陶、邹韬奋、巴金、孙犁……他们是最好的作者，也是最好的编者，也是最好的读者。鲁迅设计的封面和内文版式，叶圣陶撰写的图书广告，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巴金策划的文化生活译丛等等，已经成为业界的经典。这是所谓职业化最真实、最具体的例子。

在我看来，编辑的职业化，是对出版诸环节的全方位的介入，是把握综合工艺的能力，是对书籍发自内心的喜爱。我想设计一些格式化的提问，根据这些提问的答题状况，来测定从业者的职业化水平： 1）你知道书市上近日的热点书、畅销书有哪些吗？有什么特点？是哪个出版社出的？其作者的背景情况？你读了或翻了这些书吗？ 2）你是否了解自己所编图书在市场中的位置？同类书的状况如何？ 3）你是否关注并思考了所编图书的封面、勒口、环衬、扉页、插图、字体字号、页码、书眉、版权页、用纸、印制方式以及作者简介、内容提要、读者意见反馈卡、序言和跋语？ 4）你是否具备一定的版本知识，是否了解书籍的历史？ 5）你在出版界的朋友多吗？你与那些有水平的出版家有接触吗？你了解他们的出版业绩和出版理念吗？ 6）你常逛书店吗？你买书多吗……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许多许多。要知道，一位编辑是否掏钱买书，对于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平日里，在业界的聚会或各种会议上，常看到一些普通编辑谈起书业来津津有味，如数家珍；在报刊上，也是这样一些编辑，经常发表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表现出的，正是职业化素质。

“职业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必然对各行各业提出职业化的要求。已故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一件事：他小时候喜欢看路边摆摊儿绱鞋的——针锥和线绳上下翻飞，手和臂的动作十分优美。汪曾祺说，活儿干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劳动就变成艺术了，劳苦中也就有了快乐了。编辑这个“活儿”，当然比绱鞋复杂些，但说到底，也是一门手艺。把手艺练好，把活儿干精，是手艺人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像一位名编辑说的那样：编辑的职业生活，“并无高深之处，不过是一群爱书人为另一群爱书人呈现手艺”。我想说，呈现，是一件崇高而美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