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杜甫诗学著作四种经眼录熊飞宇

第34卷第1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4 No.1 2013年1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an.2013
民国时期杜甫诗学著作四种经眼录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20世纪20年代，是杜甫研究的黄金时期。

重庆图书馆藏其相关著述颇多，主要有四：《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杜甫生活》、《李白与杜甫》和《李杜比较》。

四著版本各异，且因新方法的援用，为杜甫研究辟出一个新的时代。

关键词：《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杜甫生活》；《李白与杜甫》；《李杜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3）01-0034-03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和杜甫所处的时代，多有近似；而杜甫忧时忧世的情怀，与民国学人的感念正相切合，因此，对杜甫的研究，一时蔚成大观。

且因西学的输入，研究者在方法论上，也有很大的突破与更新。

作为一笔丰厚的历史遗存，有待进一步的掘发和阐扬，但由于年代渐远，许多书籍不易获取，现就重庆图书馆所藏的四种杜甫诗学著作，从版本流衍与主要内容方面，略作介绍。

一《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
顾彭年著，王云五编辑，为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之一。

重庆图书馆藏本，系1933年4月印行，国难后第1版，总计122页。

《序》中说，本文是1924年作于杭州，原 稿仅一万五千字。

五月中脱稿后，即邮寄《小说月报》主任郑振铎，拟投其“非战文学号”。

惟自问尚多疏漏，七月间至上海，由郑处索回，再握管修改。

迨江浙战争爆发，对战争的认识，日益清楚，也因战争的惊扰，屡次迁徙，不克专心于此，直到逼近年节，方始完稿，字数则增加一倍以上，遂改投《小说月报》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文学研究号”。

值此出版之际，整理成册[1]P1。

作《序》时间为“民国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据此可推断初版的年月。

杜甫之所以能“如太空间的星辰，燡燡煌煌垂晖千秋万代而不殒灭”[1]P7，其艺术和诗品的超凡，固然是一种原因，却不是主因。

其主因，在文艺的真实性。

换言之，是他能将所处时代的罪恶与弱点，从自己丰腴的经验与阅历中发现，用“高妙的艺术，真纯的感情，沉痛的语词”，果敢大胆地绘写出来，歌吟出来。

那么，时代的罪恶与弱点又是什么？是“长久的战争，寇盗的充斥，镇将的专横，与兵制的腐败”。

其诗集满载着社会崩坏的写真，尤其是关于战争所蔓延的遗毒[1]P8。

20世纪20年代，与杜甫的时代类似，其艰险甚至收稿日期：2012－10－17
作者简介：熊飞宇（1974－），男，四川南江人，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庆抗战文化。

有过之而不及，作者有感于“文艺之园的荒芜，青年作家思想的浮泛，民族精神的衰萎颓唐”，不得不往溯杜甫，从其人格与作品中，获取“民族的精灵的知识”[1]P9。

顾著就是在此背景和前提下展开。

其架构，可从“目次”得知：第一章《绪言》，第二章《杜甫传》，第三章《杜甫的时代》，第四章《杜甫以前及他同时代的反对战争的思想与作品》，第五章《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并有附录《杜甫时代重要之战争与叛乱年表》。

以“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进行专题研究，是顾著的显著特色。

研究的起点，在于对诗人思想背景与个性的关注。

杜甫的个性：第一，极真挚；第二，最富于同情心；第三，具有强烈的反抗性。

更当注意的是，杜甫的思想，染着强烈的儒家色彩。

其反战诗，多半写实，可分为外征与内乱两大类。

[2]
二《杜甫生活》
谢一苇编著，重图藏本为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11月出版，正文计84页。

书前有徐蔚南《生活丛书发刊旨趣》，标举“生活的学术化”和“生活的丰富化”，并图片两幅：其一，《诗人杜甫之像》，戴笠，曳杖，有野老闲逸之气，与常见的杜甫画像迥异，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其二，《草堂》，有说明云：“草堂为杜甫当日吟咏处，在成都西门外”。

1933年5月，本书曾再版。

对杜甫，自有认识的必要，而且“应该用现代的文学的见地，把千余年来的大诗人，加以新的评价”。

但这并非“轻易的可以造次的事”，必须首先就其“生活的各方面”，给予“正确的考察”[3]P2。

只有全部了解杜甫的生平，才能把握其文学上的造就与影响。

尚有最重要的一点，杜甫非“抒情诗人”、“叙事诗人”，或“浪漫诗人”、“写实诗人”等名词可以概括。

就作品而言，大部分写实，但浪漫的倾向也非常浓厚；其史诗为人称道，但抒情诗亦为后人所不及；最能表现平民的凄苦境况，也常暴露贵族的极欲生活。

就作诗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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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在同情弱者、同情物类的地方，杜甫是人道主义者；在诅咒贵族、诅咒富人的处所，则是社会主义者。

读“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可知道他是最彻底的非战主义者；读“洗鱼磨刀鱼眼红，设网提纲万鱼急”，可认识他是最崇高的泛爱主义者。

就作诗技巧而言，“精细处如在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通体毕露；豪放处如在碧空之中驾驶飞行机，翱翔自如”[3]P3。

不但善于刻画人事，而且也长于描写自然。

有时修辞雅洁，属对工整，大有引经据典之癖；有时落笔粗放，清新流利，更兼质朴自然之妙。

举凡《诗经》、《楚辞》、乐府以及前代名诗的优点，莫不荟萃于杜集。

但如何排除别人的成见，去重新评价杜诗？总的一句话，当用“精密正确的材料与方法，去了解他的生活，去确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3]P4。

谢著论述的路径与面向，在目次中有详尽的呈现。

第一章《绪言》：唐代诗坛的盟主——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泛爱主义的大诗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大天才——中国写实文学的开山祖；第二章《不平凡的时代》：政治状况及社会生活的激变——农村经济的衰颓——思想界的新潮——硕果仅存的儒冠；第三章《家世及其少年生活》：纯粹文士的血统——七岁的处女作——一个幻梦丰富的青年；第四章《中年生活转变的大关键》：功名思想与仕进之心——残杯冷炙的滋味——严肃的社会批评家；第五章《“骑驴三十载”》：“足迹遍天下”——贫瘠之地与饥荒之区——社会生活的考察者；第六章《安史乱中之老杜》：不为贼威所屈——彭衙道上的夜行——同谷县中的绝食——兵祸匪乱的体味；第七章《严肃中之诙谐风趣》：儒教信徒的本色——开口大笑与吞声暗泣——穷开心的习惯；第八章《非战思想与博爱胸怀》：唐代非战文学的北极星——战争罪恶的暴露——积极的非战主义——被压迫阶级的喉舌；第九章《穷苦的晚年》：子女饿毙者数人——所至辄遭饥馑——浣花溪的短期安居——“右臂偏枯半耳聋”的老人；第十章《“饥饿饭肉饱”》：丰富的饥馑经验——老杜嘴里的佳肴美餐——唯一的饕餮诗人；第十一章《悲凉的客死》：贫病交困的晚年——“饿走半九州”的生活——传奇似的醉饱的死；第十二章《日常生活的一斑》：苦吟白头——敞（敝）衣破屐（屣）——以诗换酒——慷慨无私——伉丽情笃——饮酒骑马——阿段与阿稽——杜甫一生喜——豁达的气度；第十三章《创作生活的一斑》：黄四娘不朽——一字难煞陈公——参寥子不免一朵颐——“语不惊人死不休”——怪伟的书法——文章深浅因人而施；第十四章《批判台上的杜甫》：极端的赞誉——忠君主义的拥护——杜诗的技巧——杜诗的渊源——杜诗的影响。

对杜甫的非战思想，谢一苇也有阐发。

在他看来，唐代是战乱最激烈的时代，不但蔓延的地域广，时间也非常长久。

但对于战争，大多只是消极地描写，没有积极地提出非战的主张，而杜甫尤为此中的特出人物[2]P42，不仅具有积极的反抗精神，以及激昂慷慨的热忱，且能把握下层社会的痛苦，站在被压迫阶级的地位，对战争的罪恶，加以沉痛的弹劾、呼吁、诅咒[3]P43。

不过，有论者以为，“在现代杜甫研究史上，对于杜甫的传记研究，国内最早的著作当属谢一苇编著的《杜甫生活》”[4]，从本文所掌握的材料，此说似不确当。

三《李白与杜甫》
傅东华著，商务印书馆1927年10月出版，1931年4月再版，“百科小丛书”之一，王云五主编。

重图藏本为1933年5月国难后第1版，70页。

亦有1935年的版本，系第3版。

《序》文是1927年1月15日作于上海。

编者以为，要研究一个人及其作品，大概有两种工夫：一是考证，一是批评。

前者属于历史的研究，后者属于文学的研究。

就性质而言，本书当属后者，对于李杜的生平事迹，并没有新鲜的贡献，其目的，只“在试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比较李杜的作品，希望读者容易了解他们的性质和异同”，并“用类此的方法去研究别的诗人”[5]P1。

具体的落点，则如“目录”所显示：一、《诗的两条大路》；二、《自来批评家的李杜比较论》；三、《遗传的影响与少年时代》；四、《“归来桃花岩”与“快意八九年”》；五、《居长安的经验不同》；六、《人生观的根本差异》；七、《同时代的不同反映》；八、《晚年的不幸相仿佛》；九、《两诗人的共同命运——客死》；十、《从纯艺术的观点一瞥》。

“李杜”并称，在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中，便已存有。

相关的比较与品评，可分为三派，或右杜黜李，或赏爱李白而不悦杜甫，但这些品骘，大都是从个人的趣味出发。

实际上，李杜二人因性质不同，故只能辨别差异，却不能品评优劣，故无可轩轾。

如何才能对李杜二人进行恰切的比较，傅东华首先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前提。

他认为，诗人不外两种，或以个人为本位，或以万物为本位。

前者谓之主观的诗人，后者谓之客观的诗人。

客观的外物是有限制的，所以，客观的诗人，无论气性、艺术如何差异，其作品，总不外是外物的反映，逃不出现实的范围。

主观的诗人则不然，因为个人的想像可以自由创造，其作品往往随作者个人的气性，表现出各种超出现实的境界[5]P1。

之所以如此，一半是先天的关系，如遗传性、本人的气质等；另一半则是后天的作用，如教育、境遇、遭际、时代等，而气候、地带也大有影响[5]P2。

李白“少任侠，尝手刃数人”，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表现。

正因其禀受这种心理，遂形成“瓌奇宏廓，拔俗无类”，“慷慨自负，不拘常调”的性格，更因其祖上徙居西域，至少已历两代，与异族的风俗日相渲染，而与中原的文化久相隔绝，故也不无影响[5]P9。

而杜甫身上则含着纯粹文士的血液，生成一副忠厚沉着的性情，富于同情心，一生谨守儒教的范围，未尝有奇诞放浪的思想和行动，虽也承袭祖父杜审言的自负，后来却为境遇和遭际矫正[5]P10。

从遗传性出发，李杜二人自然走上分歧的道路：一个本着破坏现实的精神，对现实具有一种离心力；一个不能脱离现实的束缚，所以对现实具有一种向心力。

离心的重主观，而无时无地不务超实；向心的重客观，而一语一言皆求刻实。

如是一个成为主观诗人，一个成为客观诗人[5]P11。

就人生观而言，李白虽以个人为本位，但又不是纯粹的自我主义，借用刘昫的批评，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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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超世主义”，超越人世，超脱自然。

李白自始便以天宠的超人自命，因此，对于人间的一切，抱着藐视和玩弄的态度；也惟其如此，才对人间的富贵非常热心。

因为李白深知，必先取得人间的富贵，方能藐视一切，玩弄一切[5]P28。

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首段，堪称杜甫人生观的总自白，在儒家教义的基础上，衍生有四：1.否认个人享乐主义；2.否认隐遁主义；3.以严肃的态度对付现实；4.因不满于现实而苦闷[5]P35。

对于时代，李白是站在高处看，仿佛自己是超然事外[5]P46，而杜甫却是走进去看，所以看得更加明白，更加亲切[5]P47。

同一时代背景，反映于杜甫诗中的，比反映于李白诗中较为真切，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杜诗的价值在李诗之上，毕竟反映时代不是诗的唯一职务。

李白的诗，能创造一种境界，自有其价值所在。

譬如风景画，立于近的观点，只见一松一石，形容毕肖；立于远的观点，但有层峦叠嶂，云烟缥缈。

杜甫的诗，属于前者，李白的诗，则属于后者[5]P50-51。

如果从纯艺术的观点来看，凡属创造的文学，不能不带着主观的色彩，纯客观的诗，根本就不存在。

但以方法而论，则有主观的描写法和客观的描写法。

前者以作者自己的情绪为对象，后者以实在的外物为对象。

由前之法，读者只看见作者的情绪；由后之法，读者所注目的，惟在作品所描写的“实在”。

李杜艺术的分别，大半是方法上的分别。

李白的诗，没有一首无“我”；杜甫的诗，则没有一首无“物”[5]P67。

因为这种根本的差异，所以二者的修辞，也取不同的途径。

杜甫求近于自然，李白则力求超脱自然。

另一方面，李白是复古的、摹拟的，故集中多袭用古乐府的题目；[5]P69而杜甫是创新的、从今的，所以集中绝少拟古的作品，而其律诗赡富天然，遂成千古独唱。

[5]P70
四《李杜研究》
汪静之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5月初版，1931年再版，1933年1月国难后第1版，1935年3月国难后第2版，“国学小丛书”之一，王云五主编。

总计211页。

全书目次如下：第一章《李杜比较论》；第二章《李白之流浪生涯》；第三章《李白之颓废思想》；第四章《李白抒情之笔》；第五章《杜甫之穷苦身世》；第六章《杜甫之博爱襟怀》；第七章《杜甫之写实工夫》。

李杜比较，始自元微之的《杜甫墓志铭》。

两派辩论的理由，可分为外形与内容两方面。

就外形而言，李派以为李诗豪放自然，不假修饰，杜诗雕琢太甚；杜派以为杜诗研练精切，属对典雅，李诗毫无法度。

就内容而言，杜派以为杜诗忠君爱国，感时忧世，李诗不过神仙虚无之说，酒鬼色徒之谈[6]P10。

汪著则从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身体各方面加以比较，以见其异。

1.思想方面。

李悲观而杜乐观。

杜之热心社会，乃由肯定人生而来；李之纵乐颓废，是因为对人生十分不满。

李是个人主义，杜是利他主义。

李为肉所霸占，杜为灵所统治。

李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杜要求有限的平凡的生存。

李离经叛道，杜拘守礼教。

李藐视俗众，杜爱民如子。

李是社稷苍生从未系其心，杜时以民生疾苦为念。

李对于战事，不闻不问；而杜非战，忧时忧世。

李不反对贵族，杜憎恶贵族。

李在某一意义上可说是出世的，而杜是入世的，不能与世间相离[6]P12。

2.作品方面。

李是贵族的文学，杜是平民的文学。

李是浪漫派、唯美派，杜是写实派、人生派。

李富于想像，杜善于刻画。

李多抒情诗，杜多叙描诗。

李诗中无事物可寻，全是情感；杜诗中处处有事有物，全是经历。

李多抒发个人颓废的心情，杜常描写社会实际状况。

李可说没有一首关于时事的诗，杜有关时事之诗极多，可作历史读。

李主观的诗极多，杜客观的诗不少。

李诗中多女酒二字，杜诗中多饥饿肉饭饱五字。

李缠绵委婉的恋歌甚多，而杜绝对没有一首恋歌。

李赖天授，故以才胜；杜赖人力，故以工胜。

李诗极豪爽轻快，悲哀颓丧，自然缥缈；杜诗极工整劲健，沉郁严肃，慷慨激昂。

李以文言为诗，用方言处极少；杜以方言俗语入诗处甚多[6]P13。

3.性格方面。

李浪漫而杜敦厚，李似智者所爱的海，而杜似仁者所爱的山。

李强项不屈服，有破坏反抗的天性；杜虽亦不折腰，但比较的保守[6]P16。

4.境遇方面。

李虽常在穷困中，然实际上未受十分苦痛，杜屡遭兵难饥馑，备尝艰苦。

李常往来吴楚安富之地，杜常奔走陇蜀僻远之区。

李所到之处，常受官府礼遇；杜除严武外，虽亦有接济者，但不如李受优待。

5.行为方面。

李不拘常调，不修小节，杜比较拘礼。

李有钱便奢侈纵乐，杜俭约克己。

李曾手刃数人，杜鸡鱼虫鸟亦不忍杀。

6.嗜好方面。

李喜与豪侠贵族交游，杜喜与田夫野老为伍。

李喜衣华丽服饰，杜不讲究衣著。

李好色喜携妓，杜不好色不携妓。

7.身体方面。

李甚强健，杜甚虚弱。

李无久病，集中言病处极少见，杜有痼疾，肺有病，脚与手臂亦有病。

统括说来，李杜二人，一个表现的是贵族的精神，一个表现的是平民的精神。

二人的诗所以臻于极境，因为都是苦闷的象征，是人间苦、社会苦、世界苦的结晶，同时也是不平之鸣。

上述四种有关杜甫的诗学著作，其中《杜诗里的非战思想》和《杜甫生活》，从社会史和生活史的角度，对杜甫及其诗歌展开研读；而《李白与杜甫》、《李杜比较》则从比较的维度进行探究，不过，均因新方法的援用而导出新结论。

四著的出现，在杜甫研究史上，继往开来，划出一个簇新的时代，有待于进一步认识。

参考文献：
[1]顾彭年.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2]谢一苇.杜甫生活[M].上海:世界书局,1929.
[3]熊飞宇.民国学人顾彭年的二三能事[J].公共图书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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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芳.以杜解杜以诗为传——评弗劳伦斯・艾斯库《杜甫:诗人的自传》[J].杜甫研究学刊,2007,(2):97-100.
[5]傅东华.李白与杜甫[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6]汪静之.李杜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责任编校：王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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