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素、义位理论与同义词的辨析

义素、义位理论与同义词的辨析
内容摘要：义素和义位是语义学理论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研究义素和义位对于辨析同义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义素和义位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利用义素和义位界定汉语同义词以及利用义素进行同义词辨析。

关键词：义素义位同义词
引言
义素和义位是语言学理论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在具体研究中重要的基本单位。

语义单位是语义系统的基本构件，义素、义位的研究对词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学者们对西方语义学理论的介绍促进了汉语语义学的建立和发展。

但是，随着语义系统研究的深入，汉语语义单位的界定和分析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和争论，这就包括最基本的语义单位—义位和义素。

贾彦德（2001）列出的语义单位有7个，即义素、语素义、义位、义丛、句义、言语作品义和附加义。

考虑到义素和义位的基础性（其它的语义单位的研究要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和历史性（对它们的研究的时间相对较长，也相对较为成熟），本文简要介绍了最基本的语义单位（义素和义位）的基本理论，并探讨义素、义位理论框架下如何利用义素和义位来界定汉语同义词，随后讨论了义素和同义词辨析问题。

义素和义位理论
20世纪30年代，俄国学者别塞科夫斯基提出词义可以分解为独立的成分的观点。

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雅各布逊以及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把音位区别特征的分析法运用到词义描述之中。

20世纪50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大师布龙菲尔德首先提出“义素”这一概念（徐志民，1998）。

后来，美国人类学家郎斯伯里和古德列夫对亲属词的词义进行义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卡茨、福特等人将义素分析用来为转换生成语法提供语义特征，这种分析方法很快受到现代语法学和语义学的重视。

义素理论和义素分析法也随之进入中国。

（一）义素
梅家驹（1986）认为：语言有它的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语言的表达内容为语义。

以一个单词来说，它所表达的内容则为词义，每一词义都可以分析，经过分析得出词义的若干成份，通常称之为义素。

义素，语义系统的最小单位，是对语音学音位系统音素概念的仿用。

实际上，义素和音素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性质不同。

音素是声音形式，有客观的存在方式，可以被客观地感知和精确的分析；而义素并不表现外界的物理性质，而是表
现人类认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心理状况，所以不是人类机体之外的物质性质和关系的符号，而是人类感知和认识外界现象的内部机制的符号。

第二，数量不同。

任何一种语言的音素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的义素的数量却无人知晓。

贾彦德（1992）在讨论义素是否是主观的心理符号时指出，义素及义素分析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把握、分析义素，而不在于否认它是主观的、心理的符号。

人们可以采用通过上下文、比较词典中有关义位的释义、用列入图表等不同的方法将义素从义位中分离出来。

此外，还可以用某一语言的语句来验证分析出的义素是否是该语言某一个或某些义位所具有的，并且还可以推论出词义(义位)是客观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换言之，义素虽然是主观意识的东西，但它是有客观基础的。

（二）义位
1908年，瑞典语言学家诺论提出了“义位”这一概念。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著名学者高明凯先生首先引进这一概念并将之定义为“语言中最小的语义单位”。

高明凯先生在《语言论》中指出，义位指的是一个词的全部词义，有若干个义位变体，其中有典型的义位变体，有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之分。

但是，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音位理论的仿用痕迹。

义位是一个能够独立运用的意义所形成的语义单位，是词的语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语义系统中基本的、现成的单位。

义位一般指词的义位，但有时也指语素的义位和熟语的义位。

有的词只有一种意义，就有一个义位，而有的词有多种意义，其中能独立运用的一种意义，才是一个义位。

一个义位一般表示一个概念，但义位还包括依附与概念之上的附属义。

各种附属义一般是与概念义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够独立应用，所以一般不能构成独立的义位。

而有的词没有概念义只有语法义，如“了、着、的、呢、啊”等词，这些词的语法义也能独立运用，因此，也构成义位。

词的义位是概括的、固定的，不包括在特定语境中的临时义或特殊义。

有人把义位称为“义项”，但事实上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属于语义学术语，后者属于词典学术语，指词典中每一个词条所列举的意义项目。

单从表面上看，义项一般包括释文、书证和用例。

而义位只相当于释文部分。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则不难发现，在义位的研究上，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义项在带给我们研究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束缚。

张志毅、张庆云（2001）认为，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义位一般有以下三种概念：第一，指一个词的所有义项；第二，指一个词的一个义项；第三，指一个义项的语义成分，也称“义素”。

其中，第三种概念是和义素是异名同实的，而第一和第二种概念使人们意识到义位研究和义项研究是分不开的。

目前，义位研究大多是利用词典学已有的成果，因为词典学在词的义位划分、意义源流分化和意义的阐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为语义学提供了可利用的丰厚资源，这使我们可以按照词典例举的义项来归纳和描写义位。

但是，林新年（2003）认为，人们忽略了词义是概念的反映，其实这种反映只不过是认知概念的一种“紧缩”，而认知概念又可以看作是人类认识主客观事物的结果，因此，它相对来说是更全面地反映了现实事物，包括根本特征与非根本特征；而词义则不同，它与事物的某些特征有关。

只要这些特征在交际中足以指称事物，传达概念就足够了，词义不能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反映人类认知概念的全部。

他指出，利用义项来研究义位是不合理的，因为，语义系统本应当反映的是人类认知系统在语言中的表现，利用义项研究义位进而试图研究整个语义系统似乎难以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义位的描写、分析、归纳不可能只是利用词典学的义项分类就可以完成的。

葛本仪（2001）在《现代汉语词汇学》中指出，人们利用词典研究义位，应当注意对词典所列义项作词义发展过程的考察，根据语言实际和语义系统的要求来确定词的义位，而不能机械地根据词典的义项来归纳语素义和义位。

因为，词典中列出的义项并不区分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情况和一个词的意义演变情况的不同。

她认为，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情况和一个词的意义演变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从共时范围来看，在词的一个意义的变化中，新义与旧义不再共存；而在一个词的范围内，无论义项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们的各个义项都能够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即新旧义项可以共存。

义位、义素与汉语同义词的界定
同义词的界定一直没有公论，池昌海（1998）将先贤、时贤们对同义词的界说总结为“意义同、近”说、“概念同一”说、“对象同一”说、“义位同一”说四种。

随着“语义成分分析”法的引进，一些学者认识到义位对同义词界定的重要性，将其应用到同义词的界定中。

其中以黄金贵、钱乃荣、徐正考为代表。

黄金贵（2002）认为“同义词是具有不同‘义象’（理性意义或附加意义的同中之异）共同表示一个义位（词义）系统的词群。

”徐正考在对界定同义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取舍后，认为同义词是“同一时代、同一语言（或方言）中具有一个或几个相同或相近义位而词性相同的实词”。

钱乃荣（1995）认为：“义位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叫同义词。

”从“意义同、近”说、“概念同一”说、“对象同一”说到“义位同一”说可以说是同义词界定的一个飞跃，是同义词的界定深化到了义位层面。

这说明学术界对同义词的认识在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