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律例注释学发展看商业与法律的互动137

由明代律例註釋學發展看商業與法律的互動邱澎生＊在十六到十九世紀之間，中國發生了長程貿易擴張與國內市場成長的經濟增長，1這個經濟增長的大趨勢對當時中國商業糾紛也常訴請解決的法律機制，也帶來不少衝擊，特別是在長江、大運河等全國商業交通主幹道沿線上的特定城鎮中，職司審判工作的商業城鎮所在地官府，總有更多機會面對日益增加的各種商業糾紛。

以位居全國經濟中心地位的江南地區而論，農業生產力的提昇、手工業的發展以及輸出與輸入各類商業的擴張，致使這個地區吸引更多的商業人口、促成更多商業交易機會，2進而引發更頻繁的各種商業糾紛。

特別是許多江南城鎮，在十六世紀以後即出現眾多外來客商與本地牙行間的商業糾紛，這些糾紛涉及仲介費用（所謂「牙佣」）、債務、度量衡、儲貨、運輸等等不同內容。

包含牙行與客商在內的種種商業糾紛，有些是由商人私下協調解決，有些則由自覺權利受損的商人呈控到地方政府，從而演變成許多與「契約」（contract）或「侵權」（tort）有關的訴訟。

3而政府面對全國各地程度有別的市場經濟發展大趨勢，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因應調整了既有的路引、商稅、海船稅、編審行役、鹽業官專賣等影響民間商業行為的財稅政令，並且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明代法律條文的增修與刪改過程裏。

4當然，明代職司地方審判工作的官員人數眾多，每個人多少都有精粗有別的法律素養與高下不同的行政能力，但相對而言，做為判案必需遵循的《大明律》與宣德年間以下各朝新增的「問刑條例」或稱「附例」，這些律例條文仍然是影響當時商業案件調解與審判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幾部明代律例註釋專書為對象，＊中研院史語所，.tw/pengshan/1對晚明以下中國全國長程貿易與國內市場的分析與估計，參見：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217-246、247-265。

2以「二熟制、一夫十畝、男耕女織」帶動的所謂「江南農民經濟模式」概念，藉以分析晚明江南農業生產力的逐步提昇，參見：李伯重，《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王湘云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分析各類輸出與輸入江南商品種類與數量的研究，參見：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至於梳論晚明以降江南手工業的發展，參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由晚明以至清代前期，各類商業糾紛愈來愈多，相關研究參見：范金民，《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糾紛》，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文史哲學報》（台北），43(1995)：37-92。

4這些主題仍有待更多具體研究，一些相關論文可參見：邱澎生，〈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編《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8，頁291-334；童光政，〈明律「私充牙行埠頭」條的創立及其適用〉，《法學研究》，26,2(2004)：116-125。

分析其中較多涉及民間商業行為的法條，進而檢視出現於明代的一些商業與法律之間的互動。

一、明代法律註釋書籍的演變明代政府公布具有法律規範性質的文字或典籍頗為多樣，但若以處理廣大全國民眾訴訟活動的法律規範而論，則仍以明太祖洪武30年（1397）公布的《大明律》最為根本。

同時，至少自宣德年間以後，中央政府便在既有的律文之外，將歷朝陸續增添的各種《問刑條例》或「附例」法條內容，加以整理與公布，並試圖將其與《大明律》相互結合。

至遲在明代中期，律、例的結合關係已更加明確，進而演變成「律、例合刊」法典專書形式的《大明律例》。

這個由《大明律》演變為《大明律例》的過程，反映了十五世紀以後明代中央政府一系列立法與修法努力的結晶。

「例」做為一種既補充「律」而又有別於「律」的法律規範，其發展並不始於明代；5同時，早在北宋時代，「例」即有較顯著發展，北宋政府曾彙整一些較通行的「例」文，由官員討論、皇帝認可之後，正式承認某些判例的正當性，並將其編成例文彙編頒布，供各級官員援用。

6但到了明代，「例」又有進一步發展。

其實，在明代法律系統裏，用來補充或變動「律」的規範內容者，原本是「榜文」。

明初，即常以皇帝發布的「榜文」來改動「律」的法律規範，但愈到後來，則以「例」補充「律」的趨勢則愈來愈明顯，「例」終於取代了「榜文」原先在法律位階中的地位，甚至在司法案件援引法律的過程中，取得了類似「律」的重要法律位階。

學者曾依明代「律、例、榜文」在司法審判中的位階性與關連性，將明代法律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包括洪武、永樂兩朝，是「以榜文為主，以律為輔」；第二期包括仁、宣、英、景四帝，此期是「以洪武三十年所定律為主（包含《律誥》所載准贖死罪律九條）」，但「例的合法性仍有問題」；第三期則包括5「律」是中央政府正式公布的法典，在司法過程中具有極高的地位，但為應付不同案件缺乏適當律條以供援引的情形，早自漢代以下，即有「決事比」出現，以類推方式，擴大現有法條的適用範圍。

在唐代，這種類推法條的方式，稱為「比附」，其意義即是將某事項在現有法條中的規定，推及於類似事項而予以適用；唐代的「比附」，至少有罪名比附、加減等比附以及通例比附三類，參見：戴炎輝，《唐律通論》（台北：國立編譯館，1964），頁14-18。

在「比附」之外，另外用以解決無律可援困境的方式，主要是兩類，一是由皇帝頒布「令、制、敕」，規範律文未規定充份的行為；二是由地方官在實際判案過程中，根據相關律文發展出補充性的解釋和罰則，這就是「例」。

「例」在各級審案官員中流傳通用後，便逐漸形成某種可直接歸類在相關律文規範事項下面，成為類似律文性質的成文法條。

這使「例」較「比附」具備更像「律」等級的司法援用性。

當「例」愈積愈多，中央政府便會做出反應，有時下詔禁止，有時則刪削增訂，由皇帝明令頒布，與原有律文一體施行。

6川村康，〈宋代斷例考〉，《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6(1995)，頁107-160。

郭東旭，〈論宋代法律中「例」的發展〉，鄧廣銘、漆俠主編，《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頁260-272。

憲宗以至明末，這是真正「以例輔律」的時期。

7這三期明代法律體系的變化，基本上正反映著「律」與「例」關係的變化。

要之，隨著明代中期以下「例」的數量愈來愈多，「以例輔律」的律、例關係，也變得更加明確；中央政府定期整理刪削例文，並劃定其與原有律文的關係，已成為當時法律制度的重要發展趨勢。

弘治、嘉靖、萬曆三朝，都有大規模的整理與公布例文修法活動，「例」文數目愈積愈多，到了萬曆十三年（1585）刑部尚書舒化奉命修輯例文時，明代「例」文已被整理公布為382條，8晚明例文愈積愈多以及中央政府定期整理、增刪並公布例文的辦法，往下開啟了清代更加明確的「律、例並行體制」。

9面對460條律文，以及其後愈增愈多的例文，如何有系統地解釋這些法條以使全國職司審判官員能於定罪量刑時不會產生嚴重的輕重出入問題？這便給予明代法律註釋活動頗大的發展空間。

隨著明代法律註釋活動的發展，乃逐漸形成這類書籍生產領域與消費市場上的一些專門作者，其中還出現一些知名的律註家，他們傳世的法律註釋作品，不僅流傳明代當時，甚至還對後來清朝的法律註釋學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分析明代法律註釋書籍如何解釋商業相關法條之前，也有需要對明代法律註釋學的發展做些介紹與分梳。

明代法律註釋學並不始於民間，也與明太祖對普及法律知識的個人興趣有密切關係。

朱元璋是位希望民眾熟悉中央政府公布法律的皇帝，他對製訂並推廣明代法律頗為積極，在〈御製《大明律》序〉中有一段「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的文字，10具體反映了朱元璋希望民眾因知曉法條內容而能不再輕易犯法的願望或是焦慮。

為了讓民眾與官員熟悉法律，朱元璋不僅在全國推廣「鄉飲酒禮」與設立「申明亭」的過程中，11令全國地方長官鼓勵或組織地方里老人，每逢朔望召集鄉民講讀包含「上諭六條」、《大明律》基本法條在內的官方文件。

甚至特別於《大明律》的《吏律》編〈公式〉門內，設有〈講讀律令〉一條法律，規定全國「百司官吏」都「務要熟讀講明律意」並由上級官員考試，「若有不能講解、不7黃彰健，〈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叢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237-286。

8《明史》，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1，卷93，〈刑法志〉一，頁2287。

對明代各朝修訂與公布例文的詳細考訂，以及詳列72種明代律例相關刊本、鈔本的書名及版本資料，參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彚編序〉，收入氏著《明代律例彙編》，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頁1-123。

9瞿同祖，〈清律的繼承和變化〉，《歷史研究》，1980,4(1980)，頁133-143；蘇亦工，《明清律典與條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10（明）朱元璋，〈御製《大明律》序〉（明洪武30年，1397），收入（明）雷夢麟，《讀律瑣言》，影印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刊本，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冊1，頁2。

11邱仲麟，〈敬老適所以賤老─明代鄉飲酒禮的變遷及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 1(2005)：1-79。

曉律意者」，初犯罰薪水一個月，「再犯笞四十」，「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至於「百工技藝諸色人等」，則可以因為熟讀通曉「律意」而於初犯過失罪刑時「並免一次」。

12此外，朱元璋還立法規定民間若收藏有《大誥》等宣揚民眾遵守法律的專書，即可以對特定罪名予以減罪一等。

同時，朱元璋更下令對《大明律》進行解釋或增加司法官員援用方便性的改編，這便是與洪武30年《大明律》同一年編輯的《大明律直引》。

13自朱元璋下令編刊《大明律直引》以來，明代法律註釋書籍即代有專家陸續出現，其間有相互影響甚至抄襲處，但也有內容與體製的新創處。

有學者以較寬鬆的標準統計目前已知書名與實際現存的明代「律學著作」，謂其「共有一百零一部」，並與清代的「一百六十餘部」律學著作合併觀察，予以區分為「輯注類釋本、考證類釋本、司法指導類釋本、便覽類釋本、圖表類釋本、歌訣類釋本、不同朝代法典比較類釋本、特定法律原則與概念專著性釋本」等八個類別。

14這個統計與分類都有再商榷的餘地，但基本上指出了明代法律註釋書籍的數目與種類都有其可觀處。

基本上，任何書籍的分類方法都是有時而窮，明代的法律註釋書籍也難能例外。

但為配合本文的分析脈絡，倒是可將明代法律註釋書籍以出版者的身份而區別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等三大類。

前述《大明律直引》是政府下令編輯並印行的「官刻本」。

但終明之世，這樣的「官刻本」種類大概很少，除了朱元璋的個人興趣之外，明代皇帝似乎沒有太多這方面意願或愛好；至於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也似乎很少以政府名義出版法律註釋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