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真相 捍卫尊严--王克勤

追寻真相，捍卫人道——一个记者对当代中国的观察与思考王克勤其实我最近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最近不断地接到一些坏消息，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前，我得到一条消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山西疫苗事件患儿家长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对这个家庭所作的报道，题目就叫作《中国最倒霉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家长以及他的长子因为接种问题疫苗而出现异常情况，他的次子因为喝三鹿奶粉罹患难症：总共两个儿子都“被中国问题”了。

这位家长的名字叫做高长宏。

今天下午他同样经历着最倒霉的一个下午。

高长宏家在山西省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

今天下午的时候，在办公室值班的我的学生告诉我说，下午接到高长宏的电话，他今天下午遇到两个人从身后突然抱住他，然后就有人自称高长宏打伤他们，之后警察出现，高长宏因此被带进派出所。

之后高长宏曾打电话给我的学生，声音非常低沉，此后我的学生又一直在与高长宏联系，但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已然联系不上。

至今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以及其他一些山西问题疫苗患儿的家长还在寻找各种路径、一起搜寻高长宏，当然我们不希望躲猫猫在他的身上重演，希望他在看守所里不要出现异况，希望他在派出所里能够度过一段相对平安的时间，然后能够平安的回到他的妻子身边，跟他的两个被“问题中国”“中国问题”了的孩子，一起度过剩下的还算“幸福”的日子。

前天，山西疫苗案的举报人陈涛安先生告诉我，他的单位的同事很严厉地对他讲，说最近得到可靠消息，有人要对他下黑手，自我的山西疫苗案报道见报之后，这对于陈涛案不知道是第几次的恐吓。

当然最早的应该追溯到3月21日的中午，他的妻子在家里接到电话，“要切掉她的腿”，他本人也接到手机短信，内容是要收买他，但倘若还不听话，也要切掉他的腿。

与他们夫妇一起收到这条短信的，还有当时在太原追索自己权利的山西疫苗案的众多患儿家长。

另外，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中午，陈涛安告诉我，说接到可靠消息，山西省纪委中有人策划双规他，并已将报告提交山西省委，此报告后来被山西省委否决。

继续追溯，就在五天前，汶川地震两周年那天，在我工作的报馆里举办了一个很有趣的会议，此前签发我的山西疫苗案报道的总编辑，被上级领导宣布免职。

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以为对我而言，都是坏消息。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讲座的主题，是“追寻真相，捍卫人道”。

我想讲一讲我这样一个有着二十多年采访经验和新闻从业履历的老记者对中国社会的一些观察、对中国现状的一些理解，以及自己工作、采访过程中得到的一些心得和感受。

第一部分生命的尊严——我的总编辑包月阳与山西疫苗事件调查我想从五天前刚刚被免职的我的总编辑以及我所作的调查和报道讲起。

画面上的这位长者就是“原”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

看到照片上苍白的头发，很多人都会认为他已经是五十多岁、奔六十岁的人了；其实，他年仅47岁，仅仅比我大一岁多一点。

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筹创中国经济时报，他应邀参与创刊，之后一直工作到了2010年5月12日，整整十六年。

他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同事们讲，创刊号——第一份的报纸，就是他与我们报社另一位老员工创办的，然而，今天上午他黯然地离开了报社，离开了我们所在的报纸。

我的同事、老搭档刘建锋，他在他的微博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包月阳1994年与发起人乔仁毅、杜少牧共同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新闻界首家创立“冷峻新闻”的文风——听过我的课的同学都知道，我一直讲“激情写作”，也就是这种“冷峻”文风。

中国经济时报，以创立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目标，突出客观性、前瞻性、国际性，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影响和聚集了了一批富有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青年。

包月阳被我们的编辑部视作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他的办报理念自始至终坚守的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不像一些地方党报要对“对党国负责”，我们的理念有所不同。

当然总体上来讲，中国经济时报依然是党报党刊，在党报党刊之列，不能否认这一点。

在编辑部全体编辑大会上，总编辑包月阳讲，“我们的立场绝不能是左的，也不会太右，立场是中偏右”，他要求我们所有的编辑人员坚守中偏右的立场，以及民主自由的旗帜。

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是时报的办报理念，也是我们一直不敢懈怠的报人责任。

——包月阳包月阳在网络上有一句话传播的范围很广：“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将战斗到底！”这是在报社面对各方面压力的情况下，总编辑包月阳、副总编辑车海刚和我提出的一个口号，也是一个立场和态度。

最严重的时刻，包月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车海刚和我同样也重复这句话。

为了让中国更多的孩子不至于因疫苗死去，我们决心战斗到底。

（播放酷6网纪录片——《送给去天堂的孩子》，该视频现已被和谐）那个四月里告别这世界的孩子，仅仅只活了八九个月，最后在北京离开人世，走的时候，孩子的遗体被父母搁在了北京植物园的草丛中，因为在举办伟大的奥运会，遗体不能出京，不能带回他的家乡。

大家看画面中还有一对夫妇抱着两个男孩，那就是我刚才讲得最倒霉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被疫苗的孩子和一个被奶粉的孩子。

我去年11月去高长宏家采访的时候，当他拿出一盒盒三鹿奶粉，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其实在山西，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

其实我不是最早发现这个选题的人。

2007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就做过报告，其间山西青年报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也作过相关报道。

疫苗的问题早就浮现了，但始终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

正如这首歌谣中所说的，撒旦还在疯狂，造孽的人依然在台上，坚持不断努力诉求自己的权利、自己可怜的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人，依然还在苦苦奔走。

很多人，很多孩子，很多生命，随着岁月一个一个消失了。

那是生命啊。

直到去年8月，山西的朋友打电话问对这个选题是否有兴趣，我此前也了解不多。

我们报社编辑部近几年来对方针作了一个重要的调整——任何一个孩子、一个生命的死亡，其重要性都要比几千甚至上万亿资产的重要性大得多，生命至高无上，“人本至上”。

当看到大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死亡，到底是不是疫苗致死姑且不论，单就此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

9月1号，我起草了选题报告，9月4号，选题报告即被报社批准，9月11号，我第一次到达山西境内，开始了对山西疫苗事件的调查，调查时间为期半年多。

我对整个山西疫苗事件做了一个地毯式调查和搜索，但很遗憾的是，我并不是全身心投入在这个报道中，因为本人在中国经济时报还有一个职位，调查报道部主任，每个月都要开例会，主要职责是完成对本部门所有记者选题的审查和报批，以及对他们所提交稿件的修订和编辑，这是我的主业。

南方周末的林楚方说，你做副业就做出了一个山西疫苗事件报道，我说，也可以这样理解。

累计大概跑了十次，有时候呢可能一次去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一次去20多天，从晋北到晋中到晋南，算是做了一个扫荡。

画面上这个孩子，刚才在视频里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孩子的家离北京并不远，在山西北部大同市天镇县的一个小村庄，叫顾家庵村。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宽敞的、应该说是空旷的一个农家院，院落的西北角是他们祖孙四代居住的一所小房子，总面积30平方米。

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发现，他家的“家电”不能叫家电，因为家里太穷，一个15瓦的灯泡和一个农村做饭用的电动吹风机，是我的视野中他家唯一的两件家电。

原来家境还不错，就为了给孩子治病，把牛卖了，把原来盖房的钱全花了。

孩子在某一天接种疫苗之后，就开始“昏睡不醒”，这是他奶奶说的。

县里的医院说“没问题”，抱回来孩子还是昏睡不醒。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孩子睡醒之后，就开始喷射性呕吐，之后就在县里、市里的医院一次次求诊，始终查不出病因何在，最后送到北京儿童医院，院方要他们家交付20000块钱押金，家里确无任何钱款和财务，只好把孩子抱了回去。

我曾经在经过大量沟通之后，给孩子拍了一张照片，拍照过程中闪光灯在闪烁，孩子一点表情都没有，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儿，从画面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孩子的姥姥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难受：“孩子不哭不笑不说不闹，跟植物人一样。

”在我的报道见报之后，这样的病因可能跟疫苗有关联的“植物人”，我在办公室还接待过很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

那天我看到一个湖南来的孩子，四岁，身体很结实的一个小男孩，父母都是农民，带来编辑部见到我。

整个见面的过程中，孩子一直又哭又闹，不会说话。

我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咱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志愿者同学，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疫苗受害者，包括孩子和家长。

有一句话，“治死一个孩子，拖垮一个家庭”。

在山西壶关县，一个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仅有的农舍卖了，他们只得租住在同村其他农户家里，这样的情况很多，包括高长宏，刚才我讲到，直到此刻还在看守所处境不明的高长宏，就租住在同村的一个农户家里。

画面上这位老人，带孙子到村里遛弯，孩子被狗咬伤，于是打狂犬疫苗，打到第四针之后发烧，出现异常情况，之后很快死亡。

老人给我讲述孙子的事情时，一直泣不成声。

与他们家相隔大概只有十公里的平定县另一个村子的一个孩子与他情况一模一样，同样只有三岁半，同样被狗咬伤，同样在打狂犬疫苗的第四针之后，发病，死亡。

这里我要讲一个问题。

为什么此次山西疫苗事件后期，我们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我们报社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就凤凰卫视的XXX讲，叫做一个“掷地有声”。

为什么这么“掷地有声”？这要求你的报道本身非常过硬。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调查性报道的关键实际上就是调查取证的过程。

我在一些公安和检察院系统有一些朋友，他们认为我在调查采访过程中所做的笔录和调查案卷，严谨程度高于他们的案卷。

我的调查笔录的模板，与公安局刑侦笔录的格式非常相似。

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做过刑侦笔录？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被做过刑侦笔录，因为打架。

所以，我对刑侦笔录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在调查中慢慢运用这种方式，为了做到铁证如山。

时间准确到分，地点准确到户，被访人身份准确到职业和身份证号，下面是被调查人的陈述，最后很重要的一句话，“以上记录与我所说的一样”，签字画押。

这个手法应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就在采用这种办法，当然当时我只是背着一块印泥采访，大量的签字画押是在我的笔记本上完成的。

直到大概近四五年以来，我感到中国整个调查的环境以及舆论监督的环境愈来愈不乐观，于是进而推出了“调查笔录”和模板调查的方式，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全程开启录音系统。

所以在报道见报之后，山西有关部门指责我报道不实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对我报道中的每一个字，负法律责任。

我的每一个字，实际上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可能文中只有二三十个字，然而，这二三十个字是建立在几百字、几千字的调查笔录之上才完成的。

有人说我是“笨记者”，人家打一个电话就能写8000字，我叹服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我不能这样干。

我就像经验老道的外科大夫，做每一个手术都是如履薄冰。

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可能就会伤及无辜，不单普通人，老百姓，普通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可能是无辜的，包括很多国家公务人员，也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可能成为强势媒体面前的弱者，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