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关键词·符号(修订版)

《文化理论关键词》（修订版）第二章符号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的许多重大进展，都导源于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的做法。

1而对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的学科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

该术语源自希腊语semeion，亦即“符号”。

符号学考察符号在文化中的运行方式，乃是基于以下预设：文化的方方面面皆可看作是符号的系统——口头语言和视觉语言，各种动作、姿态和手势，建筑和家具，服装、饰物和菜单等等，都是符号学要破译的对象。

理解一种文化，就意味着对它的符号系统进行探测和解释。

符号并不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观念，而只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借助解释去发现意义。

当符号借助人们有意无意采用的文化惯例和规则得到破译，符号才会呈现出意义。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一观点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提出来的。

在他去世之后，根据他1906到1911年间在日内瓦所开讲座的课堂笔记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年在巴黎出版，2最早译成英文是在1959年。

在索绪尔之前，语言研究一直隶属于哲学学科，其主要工作是追踪个别语言和语言群落的历史（历时性）发展。

索绪尔彻底改变了语言研究，使语言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致力于在给定的时间点上描述语言系统的状况（共时研究法）。

同时，他还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系统，言语是特定的言说。

总之，索绪尔的全部理论都是以符号这一概念为中心的。

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能指（signifier），或曰声象（sound-image）3；一个是所指（signified），或曰符号所指涉的概念。

例如，我念“leopard”时发出的声音和我写在纸上的字母“l-e-o-p-a-r-d”就构成了一个能指。

而由那些声音和字母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四条腿、凶猛而长满毛的猫科动物”这个概念则是它的所指。

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赋予符号以意义，而不是能指或所指本身。

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的联系是任意的，由传统约定俗成。

语言既不反映那先于自身存在的现实，也不会去命名所有文化共享的普遍观念。

事实上，语言通过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分割成各种范畴而创造了现实。

由于产生的环境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范畴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然有别。

（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语有好几个，而其他文化认为，要描述这一独特的实体，一个词就够了。

）索绪尔同样强调，意义并非来自于符号本身所固有的某种品质，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的产物。

语音的差别在赋予符号以意义的时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是“dog”和“fog”首写字母的发音差异赋予这两个单词以不同的意义。

这些声音上的基本差异就是音位的对立(音位是基本的发音单元)，由单一音位区分开来的任意两个单词（像dog和fog）被称为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s）。

4我们只有在由其他符号组成的语境中才能掌握符号，为了说明这一点，索绪尔将语言比作国际象棋：离开了游戏规则，棋盘上的棋子不会有任何意义。

每一个棋子只有与其他的棋子及其运动发生关联，才能获得意义；而符号也只有同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建立起联系，才能获得意义。

句子建构中的两种活动——选择和组合——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能够建构一个句子，我们从一个语言的全部词汇中挑选出一定数量可供使用的词语，然后将它们组合成一1第一部分第一章“意义”可以看作是本章的姊妹篇。

2此处有笔误，《教程》第一次出版应该是在1916年。

——译注3sound-image，即法语image acoustique，有“音响形象”、“听觉形象”、“音象”等译法。

——译注4关于声音与意义关系的讨论，参见第一部分第一章“意义”。

个有意义的序列。

这样，选择和组合就构成了语言坐标系的两个轴。

选择同聚合关系轴相连（“paradigm”指词语的选择），组合则同组合关系轴相连（“syntagm”指词语的组合）5。

句子中实际出现的词语总是暗示着所有本可替换但没有出场的词语。

它们是从一个广大的语言系统中挑选出来的，也只有凭借与这一系统的关系才能获得意义。

除了索绪尔，现代符号学还有一位奠基人，那就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

皮尔士将符号区分为三种类型：图符(icon)，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相似关系的符号，比如一副肖像；指号（index），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的符号，例如烟意味着起火；严格意义上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任意的。

按照皮尔士的观点，符号只能通过解释者来传达意义，而解释者必须把符号当作符号来加以识别，并且把它同世界的某些相关方面联系起来。

同时，只要解释者愿意把符号当作符号来感知，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看成是符号。

解释者本身也是一个符号，他（她）能对符号做出解释，乃是得益于文化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即那些判定何者有意义的惯例和习俗。

惯例和习俗使解释者有能力界定他们所感知到的东西，同时也界定了解释者。

在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考虑的时候，符号学催生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把单个文本看作是更广大的叙事系统的表现。

索绪尔对历史性的语言研究之反感，有力地支持了那些试图避免对文本作历史性评价的批评流派。

同时，索绪尔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反对将语言看成现实的反映，实际上对现实主义思潮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这一点后来被形式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的发展所证实。

形式主义批评最关注文学性：也就是说，它试图分解出一种使个别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殊手法（device）。

文本是自主的、物质性的实体，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抽象观念的体现，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反映。

在把文学同政治分开的时候，形式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可以把文本当作文化现实的反映来解读。

然而，形式主义所主张的文学和政治的分离并不总是那么彻底。

例如，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就认为，文学尽管是自主的，却仍然会同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而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也认为文学语言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性维度。

一个极好的范例就是复调性(polyphonic)文本：它们同时说出许多各不相同的话语，抵制那统一观点的企图，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形式主义有一个核心的预设：文学文本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符号的组织。

文本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突显或者揭示出自身的建构手段（也就是让它的建构性特征引人注目），通过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策略使现实变得陌生。

这些观点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一文中得到了系统阐述，该文通常被认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宣言。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使用意象，其意图并不在于经济地表达以澄清生活的复杂性（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而是要扰乱那些习惯性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方式。

他宣称“艺术手法就是要使对象陌生化，让形式复杂化，增加感知过程的难度和长度”（Shklovsky 1988：20）。

作为一种符号性结构，文学文本只有在传统的期待落空之后，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如果文学意味着要有陌生化的效果，那么这种效果如何产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形式主义批评家试图从特定的文本形式中识别出一些基本的要素和符码（code）。

在这方面，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 影响最大。

普洛普认为，作为一切叙述形式原型的民间传说，都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组成要素。

有七种行动范围，相应地就有七种角色：“反面角色”、“捐献者”、“助手”、“公主和她的父亲”、“送信人”、“英雄”、“伪英雄”。

同时还有三十一种功能，例如“准备”、“完成”、“抗争”、“返回并得到认可”，这些功能与行动中的关5paradigm和syntagm这两个术语，高名凯译作“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此处译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参见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普通语言学教程》。

——译注键时刻紧密相连。

没有一个民间故事能够包含全部的三十一种功能。

然而，那些功能在所有民间故事中都以同样的秩序发挥着作用。

最引人兴趣的是民间故事的二重性(duplicity)：它的基本形式千篇一律，却能产生无数千奇百怪、五彩缤纷的故事。

对于普洛普来说，一个民间故事最终之所以打动人心，靠的不是老套的框架，而是不断变化的角色和背景。

后来的批评家试图归纳出意义的基本结构，以便识别各种文本之间的符号联系。

例如，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1966）中提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

只有当结构中的差异可以感知的时候，世界才能塑造出来。

因而，一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取决于诸如“主体对客体”或“发送者对接收者”之类的对立面。

罗曼·雅各布森的著作常被认为是沟通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桥梁，所以这里要提一提他的观点。

雅各布森接受了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语言要以选择和组合过程为基础：“给定的言语（信息）是各个组件（句子、词语、语音等等）的一种组合，而这些组件是从所有备选组件（符码）中挑选出来的”(Jakobson and Halle 1956：75)。

雅各布森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选择和组合看作隐喻和转喻的基本原则。

隐喻和转喻不应仅仅理解为修辞意义上的修饰，而应看成是一切文化产品最基本的符号组织方式。

转喻以毗邻性为基础：与某一事物邻近的事物的属性，可以替代该事物本身（如“皇冠”转喻君主制）。

毗邻性同样支撑着组合过程，正是藉着毗邻性，词语才一个接一个依序排列在句子当中。

因此，组合与转喻模式相关。

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事物是依照与之类似的事物来描述的（如“生活是一片海滩”）。

相似性同样也是选择之聚合过程的基础，正是藉着相似性，词语才从一堆类似的词语中挑选出来。

因此，选择与隐喻模式相关。

这一结论是从对失语症（aphasia）这种语言错乱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的。

雅各布森把失语症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毗邻性的紊乱，在这种情况下，词语的组合陷入困境，而易于形成隐喻；另一种是相似性的紊乱，在这种情况下，词语的选择陷入困境，易于形成转喻。

在文学领域中，毗邻性的紊乱同隐喻和诗歌相连；相似性的紊乱同转喻和散文相连。

不管是隐喻还是转喻，都是一种等值（equivalence）形式。

在日常语言中，等值原则本质上适用于选择轴：我们从一系列对等的符号中选择出某些词语。

在诗的语言中，等值原则还适用于组合轴：符号基于类型和语音的相似聚合到一起，如“诗行在格律上的相似，或者押韵词在语音上的对等”（Jakobson and Halle 1956：95）。

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的所有形式都建立在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