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doc

全面，涉及大陆、日、台、美各地学者。

因此，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抽时间读完此书。

之前读川胜义雄先生《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与宫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研究》时，就发现对于魏晋之际历史他们有着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些矛盾，也激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仇先生的书在这方面无疑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

此外，过去常听别人说陈寅恪先生的错误很多，但阅读量有限，陈先生具体哪里错误的文章还没有看到过。

仇先生此书可谓看到的第一本，对政治集团界限模糊的批评以及贾充等问题的研究都修正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

过去也听过史源学的说法，但读过的书中并没有什么作者特别提到史源，而仇先生的书则是我看过第一本提到史源的书，且反复提及，这与仇先生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即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唯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

这种主张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素养，仇先生在讨论史料的时候，处处注重对书写的分析，也唯有清楚史源才更好的分析其书写，这两者是一体的。

这种对书写的分析无疑让仇先生在史料分析的深度上比别人更进一步，从而从大家熟知的史料中，解读出新的信息。

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本书自第三章第四节始对西晋政治的分析极其精彩，这或许亦源于我对于此段历史了解的不足。

但仇先生此书也明显有一些缺陷。

首先是仇先生指出陈先生政治集团理论界限模糊的理论，并且对司马氏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即提出司马氏是新型文化家族而非过去我们认知中的世传一经的传统儒家家族。

可在我看来，仇先生这一论述虽然看起来更清晰，但实际上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原因便在于仇先生并没有对此展开，没有说明这种新型文化家族与传统儒家大族有何区别，表现有何不同，并产生了哪些作用。

如果没有这些说明，仅仅是注重史与注重经的区别的话，那并没太大意义。

不过，这一点，陈先生反倒是提供了一条史料，那便是司马氏虽然是儒家家族，但却精于权谋，手段狠辣和汝南袁氏明显不同（P14，黄山书社）。

这或许便是不同之一，但在没有其他新型文化家族作对比的情况下，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这是新型文化家族的特征，所以这点还是有待研究的。

仇先生注重具体的研究，对很多具体的事件都有廓清之功，如对司马氏三代四人之别，淮南三叛之别，贾充形象的叙述，都非常精彩。

对陈先生的框架作了很多补充以及修正。

仇先生在学术史回顾中就指出了儒家豪族与法家寒族或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这种二元对立的缺陷，结尾中又再次提出，可见仇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野心的。

仇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范式。

并且进行了的一种力图用政治史叙述来代替社会文化叙述的尝试，如从人事而言，曹爽与司马氏并无不同，实际上他们基于同样的家族网络（P155），又曹魏已经儒家化，并非魏晋之别（P293）。

这都可看出，仇先生想取消双方在文化、社会上的对立，企图从纯粹政权转手的角度来重构这段历史。

这种尝试应该是可行的，如魏文帝时期重用儒家文人，又如夏侯玄这个本应为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人竟成了名士的表率。

这都说明陈先生的范式更多适用于曹魏初期（即曹操时期），而儒家大族的胜利也未必一定要通过政权交替、魏晋易代，曹氏自身的儒家化也是儒家大族胜利的一种表现。

如此，魏晋易代的性质便有了讨论的余地。

但很可惜的是，在我看来，仇先生的这一努力是失败的。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仇先生此书俨然一部司马氏家史，处处以司马氏为主体（具体而言则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一切分析都从此种角度出发，那自然便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司马氏胜利的过程是很不确定的，武力夺取的胜利以及曹爽的投降都是一种偶然，而司马孚与陈泰只能被动的抵抗，而无选择的余地。

这是很有问题的。

曹氏与司马氏作为以往分析范式的两极，若想打破此种范式，也需从这两极入手，如着手分析曹氏魏武、魏文、魏明、曹爽的区别以及曹氏的儒家化等等问题。

遗憾的是仇先生书中对曹氏明显没有进行什么讨论，而只当成被司马氏团结力量打败的一个对象，在魏晋易代的过程中，司马氏极尽权谋，纵横睥睨，而曹氏与其他家族只有被攻击、配合、反对后辈处死的选择，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

哪怕讨论司马孚、陈泰、贾充也更多是分析一个个人在面对一个政权力量时被动的抉择而非将其当做一股自主地、有活力的政治力量进行分析，探究其意图。

这掩盖了魏晋易代的许多面相，虽然对司马氏的认识更加深入，但对整个时代的认识反而更模糊了。

而这种以司马氏为主体的视角并不是万能的，在遇到诸如邓艾、王濬、石苞这种人的时候，司马氏便不能因他们的力量、功绩、才能而予以对司马氏最有利的对待，而不得不迁就各个重臣与家族看法、意见。

这个现象表明，各个家族与重臣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其决策的，不止是简单的被动承受而已。

同时也因为只从司马氏分析，我们只看到司马氏在魏晋易代时的连横合纵，仿佛一切均是因为司马氏用了正确的计谋，团结了正确的力量而导致其胜利。

而没有注意到世家大族支持司马氏背后复杂的思考，以及为何放弃曹氏，又为对抗司马氏作出了哪些抗争。

仇先生没有用这种多元视角进行观察是极其可惜的。

希望日后可以看到提及这些内容的相关论述吧。

值得一提的是，书末所附对司马芳墓碑考释一文也相当精彩，极见功力。

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

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

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

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

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

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

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

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

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

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

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

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

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

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

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

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

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

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

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

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

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

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

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

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

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

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

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

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

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

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也像钱穆先生自己说的，历史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本书也只是从几个角度截面来看历代政治制度演变得失，更多是科普读物，不是学术专著，里面的各种说法也未必准确，但作为入门级对历史并无专研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合适的。

我觉得，它所带来最大的启示，不在于学术方面的准确性有多高，对具体制度的解读有多精准，而是教我们郑重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启迪我们减少武断的思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是延续传承的，历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会，于组织，于个体，应该都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