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死北大》转自阿忆

１．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

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

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但越南语却成为他熟练操纵的第7种语言。

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

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实在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厚厚的4卷《古代汉语》。

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

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

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

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

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

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

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

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

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

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郎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全部被书刊充斥。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

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

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

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

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

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言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

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

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小人物，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

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几天的一连串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２．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俺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

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怀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

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

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

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壁，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公分。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

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

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

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

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３．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

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教授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

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

朱自清有长寿眉，后生也曾以为他会长寿，但他体弱多病，再加上不接受美国救济，只活了50岁。

据说，王先生所有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作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

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

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嗑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2年，终年75岁。

４．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

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

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

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

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

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这个女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

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

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

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

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教室只稀疏坐着7名学生。

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

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

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

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

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５．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

骆一禾分到《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跨进校门，我和臧棣找到西川。

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

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

但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作诗，远远高于骆和查。

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好奇，所以骆一禾和查海生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一禾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

后来，中文系81级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作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在天安门广场见到骆一禾。

那时，我已毕业，在祥云公司作饮料销售经理。

骆一禾和我之间，只隔着厉伟。

厉伟是厉以宁教授的儿子。

只要厉公子不和我说话，我便仔细端详骆一禾。

他是典型的文弱书生。

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示威中，骆一禾太兴奋了，他竟欢叫着，瘫倒在张芙怀里。

很快，骆一禾被抬上三轮车，在张芙护送下，穿过密布的人群，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后来知道，骆一禾是脑溢血突发，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

不出1个月，衰竭而死，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

如果把他放在北大某个食堂，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

他决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

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传诵着。

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

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

凭直觉说，此时的查海生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

６．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储福军”。

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

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中、楼道间问个不停。

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就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蚊帐。

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

后来，我常在校园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

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先进，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我喜欢。

我只是十分羡慕那些不断写诗的人。

事实上，那时的诗已蜕化为少数精神贵族的田园，其中的耕耘毫无利益可言，因此我喜欢这个叫“戈麦”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储福军。

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而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回北大坐坐。

有一次正在喝茶，储福军闯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由他召集追悼会。

这个时候，储福军也已毕业，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

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储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

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青春的敌人》，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投水自尽了，问我参加不参加追悼会。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

我不能相信，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会死。

我又怎么能相信呢?!７．北大经济学院在我上学时，只是经济系。

现在的经济管理系，当时只是经济系的一个专业。

当时经济管理专业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活跃分子，名叫“葛维列”。

葛维列的眼镜度数一定不浅，因此显得眼珠略略突起。

我和他认识，是在校团委。

我在宣传部当常务副部长，他在社团部当副部长。

毕业后，我自告奋勇，去了经济前线，在残疾人占54%的北京三露厂当厂长助理，他却十平八稳，留在社团部，当了专职部长。

90年代一过，我决计离开商海，回到文化圈儿施展拳脚，葛维列却恰好离开团委，去美国读MBA，回国后投入商潮，创办了“中帝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