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考释方法,求诸音韵法

古文字考释方法,求诸音韵法
我在甲骨文字源考释上的方法论：“义证法”
蔡历甲骨文金文正义今天
关于我在甲骨文金文考释上的方法论，以前零散地在字例考释中说过一些，现做一个小结，以促进诸位对我的有关甲骨文字源考释系列文章更好地理解。

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建立对应，这就是甲骨文的基本释读，识别某个甲骨文应该是现代汉字的哪个字。

第二个部分是，确定每个甲骨文字例的字源，就是确定在造字时，这个字形所描述的具体事物，或这个字形源自哪种具体事物。

第一部分工作相对容易，而第二部分工作则比较难。

尽管甲骨学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但是，这100年的成绩却更多体现在第一部分的工作上，即对甲骨文的基本释读上。

在第二部分的工作上，即确定甲骨文字源上，从根本上来说，几乎还没有做。

当然，实际也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结论大都是错误的，牵强附会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甲骨文学，在甲骨文释读上做的比较好，但是在确定甲骨文字源上，却非常差。

何以至此？原因在当前甲骨文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基本假设。

在甲骨文释读上，学界所使用方法可以称之为“拼凑接近”法。

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在字形上，甲骨文和现代汉字之间一般差异很大。

要在甲骨文和现代汉字之间建立对应和连接，就需要将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之间的字形变化链条找出来，建立起来。

这个过程是一个
逐渐的“拼凑接近”的过程。

事实上，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过程中，最大的变化点，甚至断裂点，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是“礼崩乐坏”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严重的变革期，也是最大的断裂点。

文字上的“礼崩乐坏”则是整个历史“礼崩乐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期，汉字也发生的最严重的变革，出现了整个汉字演变史中最严重的断裂。

西汉以后，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长期的和平秩序重新回归，学术开始兴起。

主要标志就是《五经》文本的考释和定型，经学开始形成。

在这个过程之中，汉字领域的混乱也逐渐被终结，汉字本身也开始成熟和定型，其重要标志就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出现。

从《说文解字》到现代汉字之间，其演变链条是清晰的。

因此，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之间所缺失的链条，就是春秋战国，乃至西汉之间的。

传世文献中并没有保存这些字形上的演变信息，而只能借助考古学。

事实上，就连甲骨文本身，也被传世文献彻底遗忘，是凭借考古学才得以被重新发现。

因此，建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之间的演变链条，关键是建立从甲骨文到《说文解字》之间的链条。

《说文解字》本身也保留了一些古字形，然后结合通过考古新发现的金文和竹简帛书中先秦两汉字形，逐渐拼凑接近，建立这个链条。

因此，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即在甲骨文和现代汉字之间建立对应和连接，与甲骨文本身的字源毫无关系。

对甲骨文能够进行释读，丝毫不意味着能够确定甲骨文的字源。

也可以说，释读甲骨文和确定甲
骨文的字源是两项截然不同的工作。

甲骨文是汉字之最早形态，其与现代汉字的关系只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某个字已经被废置不用，因此也就找不到与现代汉字的对应字。

另一种情况是，这个字还在继续使用，在现代汉字中继续存在，只是发生了形变。

这样就一定能够找到其到现代汉字的变化链条，与现代汉字建立连接，即完成释读。

在这种情况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之间的连接是确定的，一定存在的。

关键工作只是确定其间的变化链条。

但是，对甲骨文字源的确定却截然不同，唯一确定的是甲骨文字形，至于这个甲骨文字形究竟是源自何种事物，是对何种事物的描述，却是完全不确定的，没有任何直接线索，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因此，确定字源的难度要比释读要大很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确定字源上，目前学界所使用方法是基于象形原则的“瞎猜”法。

假定甲骨文的造字原理是象形的，看到甲骨字形直观上象什么，就说所象的东西就是其字源。

之所以说这种方法是“瞎猜”，原因有二。

其一是，这种方法重字形而轻字义，所确定的字源对该字的义项缺乏解释力。

要么仅能勉强解释一个义项，要么连一个义项也不能解释。

其二是，想当然地认为甲骨文的造字基础是象形，甲骨文是象形文字。

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尽管甲骨文中的确存在象形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造字基础不是象形，而是对此前成熟契约符号的借用，包括书契符号和结绳符号。

我所使用的方法重义项而轻字形，是“义证法”，或“考义法”，通过义项确定字源，然后再反过来，通过所确定的字源重新加深对义项的理解。

对甲骨文来说，尽管其字源没有传承下来，被彻底遗忘，但是，其义项、含义却被流传下来了。

用“考义法”解释字源，我提出了一个“三通”原则，以检查所确定的字源是否为真。

第一通是“通义项”：对一个字的所有义项，都要与所确定的字源有联系，都能用该字源解释得通；第二通是“通字例”：对所有以基础字为结构的字例，它们的所有义项也应该与所确定的该基础字的字源有关，能够被字源解释的通；第三通是通义理：所确定的字源不能背离传统中的基本义理。

汉字的义项，并非狭隘的义项，还包含着广义的“义”，要可叫“意”，汉字从根本上是“义”、“意”的承载系统。

有汉字所组成的文章，也不仅包含这篇文章的字面意思，也还包括“义”、“意”。

无论是单个的文字，还是成篇的文章，都是包含着“义”的，都是“义”的承载者。

历史记载则是由文章组成的，其中也包含着“义”，清代大儒章学诚把历史的“义”，叫“史义”。

汉字的“义”，文章的“义”，历史的“义”实质上是一个“义”。

因此，在确定字源的“考义法”中，所考的“义”，就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字的义项，而是包括历史之“义”。

历史之“义”也将会为字源的确定提供重要线索。

因此，甲骨文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并非狭隘的文字学，以狭隘的文字学的视野，是无力完成确定甲骨文字源的大任的。

那么应该是什么学？是历史学，是义理学，是研究历史的、义理的。

唯有具备精
深的历史学和义理学的背景，才有能力识别甲骨文的字源。

而甲骨文字源中，又包含了历史和义理的崭新的始源性信息，因此，对甲骨文字源的识别，可让对历史和义理的理解精而又精、深而又深。

对甲骨文字源的识别和确认，不仅仅是对汉字的溯源，更是对历史和义理的溯源。

事实上，我对甲骨文字源的关注，正是在历史和义理的研究中而切入的，正是由追溯历史和义理的源头而引发的。

在对三代时期贝币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贝币并非实物货币，而是一种信用货币，贝币上的双排齿文是代表诚信的符号。

也就是说，贝币的价值并非贝币自身所内在，而是被人为赋予的，贝币自身只是承载人为所赋予的价值的符号，也是承载载体和工具。

因为贝币的主体并非天然海贝贝币，而是各种材质的仿贝贝币，而且很多仿贝的材质是廉价的，譬如石头（石贝）、骨头（骨贝），甚至泥土（陶贝）。

防贝贝币也不是在天然海贝贝币大规模流行以后而逐渐产生的，而是和天然海贝贝币同时出现。

目前考古发掘出的贝币是天然海贝和仿贝共存的，而且仿贝的数量还比天然海贝要多。

这意味着，不仅贝币是信用贝币，而且在贝币之前，就已经存在成熟的信用体系和信用符号，贝币只是对此前信用体系和信用符号的继承。

进一步研究可以确认，贝币之前成熟的信用系统就是书契系统，成熟的信用符号就是双排契齿文。

贝币上的双排齿文，就是来自双排契齿文。

同时，还发现书契系统不仅被贝币系统所继承，而且被玉器系统所继承。

大量的玉器上被雕刻上变形的双排契齿文。

最能显示贝币系统和玉器系统都是书契系统的，是“朋、玉”两个字的甲骨字形：两者同字，字形都是双排契齿文。

至此，我开始关注甲骨文中的书契因素和书契符号。

发现一系列书契文字，包括尹、君、事、吏等等。

结绳的原理与书契基本相同，由书契而结绳，又发现了一系列结绳文字。

通过对甲骨文字源的研究，得出了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契约是汉字的造字基础。

汉字从根本上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契约文字，甲骨字形主要是来自对契约符号的借用，包括结绳符号和；第二个判断是，契约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基石。

在历史和文明的早期阶段，契约都居于历史和文明的核心。

这就是老庄所说的“民结绳而用之”的“至德”、“至治”时代。

也是《周易》所说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结绳-书契时代”；第三个判断是，契约是《五经》的基石，是义理的基石。

《五经》是对三代以前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总结，而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和文明都是以契约为核心的。

包含在《五经》和历史之中的义理，不仅源自契约，而是以契约形式呈现的。

譬如，“仁”就是二人，其原型就是契约之双方，或结绳或书契。

再譬如《大学》所讲的“絜矩之道”，“絜”字中上面的“丰刀”也是一个字，同“契”，就是书契。

下边的糸则是指结绳。

从字形看，“絜”字的整体意思就是指书契和结绳。

“矩”是标准，“絜矩”就是以结绳和书契为标准。

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其核心在契约双方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诚信。

这种契约双方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诚信，就是
“忠恕”。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将汉字定为契约文字，将中国文明定为契约文明，将《五经》定为契约之学，显然是惊世骇俗的创见，亘古未有。

但另一方面，这一切的基础似乎是对甲骨文字源的契约化解释。

但是，甲骨文的字源是否真的是基于契约的，基于结绳和书契的，缺乏实证证据。

实际上，在甲骨文字源的考释上是不可能有实证证据的。

因此，我觉得更应该把这套学说当成一个假设：“契约假设”，包括汉字的契约假设，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契约假设，以及《五经》和义理的契约假设。

在方法上，这套假设产生自基于历史和义理的“义证法”、“考义法”。

在目的上，是进一步溯源、挖掘和解释历史和义理。

也就是说，对甲骨文字源的考释，源自历史和义理，又归于历史和义理，它本身只是一个中转，是不重要的。

不要纠缠于“契约假设”的实证证据，而要看这种假设是否可以为历史和义理增加新的合理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呈现更清晰的历史，和更清晰的义理。

如果能，就是正确的假设，如果不能，就是错误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