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狐记 - 央视《天网》栏目脚本【密】

《猎狐记》（8月22日播出）
2003年12月20日，十分平常的一天。

安徽省合肥市车水马龙，这里是包拯的家乡。

坐落在环城公园的包公祠，包公墓和清风阁构成了这个城市中一道让人思绪纷飞的历史风景线。

就在人们准备欢庆新年的时候，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反贪局突然接到举报。

举报人向检察官反映：安徽省华业地产公司原总经理尹宣明经手的一笔163万元的公款，至今去向不明。

因为案情特别重大，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拥把这个案件称为“A3计划”，意思是：发生在2003年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

王拥：（字幕：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个案件难就难在它发生的时间是96年7月，而他举报的时间是2003年元月，相隔时间达七年之久。

举报资料仅仅是一张汇票。

但我一定要查它。

因为它涉及的数额巨大，是163万。

特别是这张汇票下面的两行小字，“此款付利差款”。

利差款是属于非法的利益，这里面隐藏着重大经济犯罪。

所以我们决定这个案件要查，而且要快查。

经过在银行的调查，检察官发现华业地产公司的帐面上并没有贷款的记录，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支付163万元的利差款呢？这里面是不是还隐藏着更大的黑幕呢？
此时此刻，涉及这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的主要人物，开始陆续进入检察官的视线。

尹宣明，原安徽省华业地产公司总经理。

就在检察官一次极为关键的传讯中，尹宣明交待了这笔1163万元利差款的来龙去脉。

尹宣明：当时我们在修建安徽星火科技大厦。

工程进行到一半，急需资金，所以就想办法从银行贷款，找到张伟。

尹宣明提到的这个张伟，是原安徽省农业银行营业部的总经理，掌握着审批贷款的大权。

尹宣明：张伟就跟我提出说一般的贷款现在很难做，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以存定贷”。

他正好有朋友有款可以存到他们银行。

我们把利差付给他，然后再从农业银行贷款1000万。

当时计算下来，利差在163万多一点。

当时为了急于贷款，我们就同意这个方案了。

张伟：主要当时想帮这个华业公司贷点款。

因为就是想以存定贷，因为当时社会上都这样做嘛。

我想别人能做，我们怎么不能做呢？
张伟提到的“以存定贷”，是金融机构在九十年代流行的贷款方式，它规定：任何人要想贷款必须在银行有一定数额的存款。

这种落后的贷款方式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金融犯罪的机会。

不久，在张伟的介绍下，尹宣明在合肥“金安徽宾馆”见到了自称是“北京人”的存款人。

他们约定，那个“北京人”为尹宣明提供存款。

然后，张伟用“以存定贷”的方式为华业地产公司贷款1200万元，华业地产公司除了付给银行利息之外，还要额外支付“利差”也就是“好处费”163万元。

1996年7月8日，那个“北京人”携带1200万元的银行汇票来到合肥，见到存单后，尹宣明当场填写了支付163.44万元利差款的汇票。

三天后，一个名叫“陈湘生”的人提走了这笔巨款。

身份证号码显示，“陈湘生”是湖南长沙人。

此时此刻，一起利用“以存定贷”的方式赚取巨额利差中饱私囊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开始露出冰山一角，案情初显端倪，却让人感到迷雾重重。

张伟在这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那个神秘的“北京人”是那路“神仙”呢？
取走163万元“好处费”的“陈湘生”又是何许人也呢？
面对诸多疑点，王拥决定立即传讯张伟。

没有想到，当检察官找到张伟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让他们大吃一惊。

1997年，张伟因为另外一起受贿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张伟将自已掩饰得干干净净。

张伟：我们就是做一个以存定贷吗，没有谈到其他事，不就是一个以存定贷的事嘛。

/因为当时我们又没有想到去讲分钱怎么，/没谈过这个事情，没谈过分钱这个事情。

王拥：张伟说，/我已经被判刑，/他因为受到这个刺激，他的现在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对过去的事情，他一个是回忆不清楚，第二是也不想涉及过去的事了，所以我们是无功而返。

种种掩饰加上证据不足，让张伟侥幸躲过了检察官的询问。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案情，王拥作出了一个判断：暂时放弃对张伟的调查，既然163万元的利差款是汇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

取款人名叫“陈湘生”，那就顺藤摸瓜去北京查找“陈湘生”的下落。

在北京的的调查一开始十分顺利，在证券营业部电脑系统中一输入“陈湘生”的名字，电脑立即显示出：1996年7月8日，“陈湘生”的帐户中汇入过163万元，7月10日就被全部提走了。

就在检察官准备深入调查时，发现“陈湘生”帐户中的资料已经全部遗失。

能找到的只有“陈湘生”开户时留下的身份证号码，刚刚高兴起来的检察官，心情一下子又沉重起来。

王拥：虽然如此，我们毕竟查到了一张取款单，并且查到了陈湘生的身份证号码，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们发现陈湘生是湖南人。

2003年4月15日，办案人员奔赴湖南长沙，追踪调查陈湘生的下落。

谢昌年：（瑶海区检察院检察官）找到陈湘生以后，我们就直奔主题，就问你是否曾经到过北京取过163万现金？她一愣一下子，我从小长这么大也没去过北京，是不是？那时候我紧接着又问她，你是否玩过股票？她说我股票像什么样的我也不清楚。

看样子，陈湘生越来越激动了，凭我职业的感觉，此人被排除，不像从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拿163万的人。

这时我们的心情也进入低谷，线索又断了。

吴自荣：（瑶海区检察院检察官）当时我们那个心情就是很难受，很失望。

虽然我们来之前就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么快。

湖南的调查情况也让王拥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是陈湘生提供了一个线索，说她的身份证曾经借给了她远在江西的亲戚熊克俭，王拥立即让办案人员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

在江西新余市的调查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为了购买股票，熊克俭把陈湘生的身份证又交给了海南的其他购买人，而这些购买人来自天南海北，根本没可能查找到。

试想一下，偌大一个中国10多亿人口，你到哪里去核对一张疑犯使用过的身份证？
吴自荣：案情到这一步产生了再一度卡壳，当时我们心情更一步失望。

此时此刻，从北京、湖南、江西直至追踪到了天涯海角的检察官们，壮志未酬，英雄末路。

在线索一次次中断的情况下，倍受压力的王拥，把这几个月以来的调查材料翻过来翻过去。

他想到，无风不起浪，既然有人拿走了163万的利差，那这个案件还是要从银行入手进行调查，从那1200万元的贷款入手进行调查。

2003年6月2日，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带领检察官在查询华业地产公司在省农业银行是否有1200万元进账、出账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张从安徽省农业银行汇出的银行汇票：
汇票金额为1200.7915万元。

时间是1996年7月17日。

收款方是“上海旺成实业公司”，法人代表叫汪耀元。

虽然数字对不上，但是这张汇票汇出的时间与案发时间十分接近。

细心的王拥猛然发现，这张汇款单上大写数字的笔迹，和163万元利差款取款单上的笔迹非常相似，如果是一个人的笔迹，那163万利差款就很可能是上海旺成实业公司法人代表汪耀元取走的，难道汪耀元就是检察官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吗？
王拥：干警们经过分析之后兴趣都来了，都认为这个案件这一次估计是大功告成，犯罪嫌疑人是跑不掉了。

当时那个心情是非常高兴的，所以连夜到上海，找上海旺成这个公司。

但是也不凑巧，希望是一个个起来，但是失望也是接二连三出现，上海旺成公司找不到，工商局根本找不到。

怎么办？我们就到公安局查户籍，查这个人上海有多少个汪耀元，非常的凑巧，也可能是案件一个转折点，全上海一千多万户籍登记人员当中，就有一个汪耀元。

（回到讲述）一下把我们的侦查范围缩小到最小点上面了。

这是我们所想不到的一种喜悦。

接下来的调查情况却又让检察官们大失所望。

据汪耀元的弟弟汪公元回忆，上海旺成实业公司早在1997年左右就已经注销，公司帐面上从来没出现1200多万元的银行转账。

谢昌年：所以这时我们心一下凉了半截，感到很懊丧，在这种情况下，线索又断了。

就在检察官们再次陷入失望境地的时候，汪公元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1996年，他在南方证券上海分公司八仙桥营业部炒股票时，为了进入大户室曾找过营业部的经理张欲晓，并把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法人代表印鉴交给他了。

张欲晓极有可能利用这些证件从中做手脚。

汪公元还向检察官们描绘了张欲晓的特征：小平头，说话带北京口音。

难道张欲晓就是那个神秘的“北京人”？
难道张欲晓就是163万利差款的取款人？
更让人惊喜的是，检察官们发现，张欲晓和安徽省农业银行营业部总经理张伟非常熟悉，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

根据种种线索和迹象，张欲晓成为案情能否突破的最为关键的人物。

检察官们立即到南方证券上海分公司查找张欲晓的下落。

但是张欲晓早在1996年年底就不辞而别，有关他的一切资料也都不见了。

检察官们又在网上搜索张欲晓的资料，但是仍然没有结果。

难道他出国了吗？无意中的一个疑问让办案人员的思路豁然一亮！检察官在立即赶往安徽省公安厅，在出入境纪录中查找张欲晓的行踪。

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许是正应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那句老话。

思路一正，调查立即有了斩获。

在出入境纪录中发现了张欲晓的蛛丝马迹。

张欲晓，安徽省合肥市人，因为多年在北京工作说话带有北京口音，所以被人误认为是北京人，1997年，张欲晓去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

更为重要的是，2003年10月12日，张欲晓从北京首都机场入境后，再没有离境的记录。

一切迹象表明，张欲晓就在北京。

应该是对疑犯收网合围的时候了。

王拥：我当时去北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这个案件又是我院里最大的一起案件。

查了一年都破获不了，我这个局长是毫无意义了。

所以当时我就给检察长表态，案子破不掉，我就辞职。

2003年12月18日夜晚，王拥带队和战友们再次踏上北去的征程，追踪张欲晓。

为了侦破这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从初春时节到隆冬岁月，一年的艰难经历让王拥感慨万千。

一到北京，检察官们就分头把守在距张欲晓家不远的地方，眼睛死死盯住目标。

12月的北京寒风剌骨，检察官们冷得牙齿直打颤，但谁也不敢离开，只能苦苦地支撑着，一场同高智商的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的战斗打响了。

王拥：当时我们通过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和和平里派出所找到了张欲晓，一开始他就提出要看刑事诉讼法，（张欲晓说）我知道，你们只有12个小时。

我说张欲晓你连我们谈话的时间你都知道，难道你有问题吗？难道你做了充分的准备吗？不管怎么说，到询问室，他就把手表放下来，12个小时，12个小时之后我就走。

当时我的决心就是不论谈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把你张欲晓带到合肥。

就在返回合肥的路途中，张欲晓产生了动摇，交代了他跟安徽省农业银行营业部总经理张伟是认识的。

也承认了163万元利差款是他取走的。

但他把责任推到一个叫葛兵的人身上，而葛兵已经于1998年出车祸死了。

王拥：（张欲晓）他的心理我当时摸得很透，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思想在动摇，只不过推卸责任，我又加强了语调，你做人嘛，你怎能把责任往死人上推？
王拥：大概在山东泰安这个地区的时候，（张欲晓）的思想开始变化了。

他就已经意识到他的问题已经彻底的暴露了。

他掏出了一个红腰带，（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可能有一劫，这一劫也可能过去，但是没想到临到年末的时候给你们碰到了，这一劫是否能过去很难说。

我当时跟他表态，配合的好，交代的好这一劫也许能过去。

配合的不好，交代的不好你这一劫就过不去。

这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了。

但是虽然没声音，始终没有交代。

2004年12月20日早晨七点多钟，张欲晓彻底交代了利用“以存定贷”的方式赚取巨额利差中饱私囊的犯罪经过。

1996年6月份，张欲晓找到了当时任省农业银行营业部的总经理张伟，提出可以通过“以存定贷”的方式从中为自己获取巨额利差。

张伟：张欲晓就是讲这个以存定贷这样做可以，他说我做过，/我对这项业务比较熟，我来操纵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同意了。

他们预谋实施方案是：首先，张伟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安徽省农业银行的1200万元公款，并把此款打入张欲晓私自办理的上海旺成实业公司的账户上。

接下来，又把挪用的1200万元公款作为存款存入安徽省农业银行，用这挪用的公款来操作“以存定贷”，向急需资金的安徽华业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从中谋取利差款。

张伟：同意做这个事情，也就没有考虑到，所以当时欠考虑，没考虑到后果问题。

王拥：他们挪用这个钱干什么呢？就是想获得非法的利益，就是利差款。

利差款是属于非法的利益，挪用公款为了进行获得非法的利益。

1996年7月8日，张欲晓携带1200万元的银行汇票来到合肥，见到存单后，尹宣明当场填写了支付163万元利差款的汇票。

三天后，张欲晓利用陈湘生的身份证提走了这笔巨款。

除了自已留下48万外，其余110万元均以现金方式汇款到张伟的银行户头上。

至此，整个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犯罪过程操作完毕。

当年身为南方证券上海分公司营业部经理的张欲晓，掌握着许多股民的身份证。

而“陈湘生”的身份证就是他在众多身份证中随意抽出来的一个。

正是张欲晓这随意一抽，却让检察官们跑了五个省市，行程上万里。

王拥：张欲晓是个智商很高的一个人，从一开始作案的时候，自称是北京人，就是考虑到以后转移侦查人员的视线。

他把这个钱转到北京，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不用自己的身份证。

把案件造成难度。

他采取了融资的手段把这个账从东搞到西，从西搞到东，给你把每一笔都对不上。

他把你的线索是一个一个掐断。

这个应该说这起金融犯罪案件应该说高智商的犯罪。

就在张伟如愿以偿获取110万元利差款后，就在他正准备向安徽华业地产公司发放贷款时。

东窗事发，张伟因为另外一起受贿案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张伟：因为出事了，那么我想帮帮不上了。

因为本来我已经安排好了，我说分两期贷给它（华业地产公司）的，出事了没有办法，我有这个心我没有这个力了，那不能怪我了，对不对？
此时的安徽华业地产公司，不但没有得到贷款，还白白支付了巨额“好处费”。

尹宣明：确实无奈，这个当时企业项目已经做了，工程已经开了，又不能停下来，后续资金又没有跟不上，所以说必须加大自己的成本，就是用高息来贷款来做这个事。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他也只能咬咬牙愿意干，只不过是最后利润上可能会减少一些。

但总比亏要强得多。

十年后的今天，这座在合肥闹市区的星火科技大厦，仍然还是座烂尾楼，已耗资近亿元的伟峨广厦，如今成了买凉席的场所。

就在张欲晓交代了全部犯罪经过以后，沉寂七年之久的挪用公款千万元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终于真像大白了。

张伟再一次进入了检察官的视线。

而此时的张伟并不知个中详情。

这个己经是“二进宫”的犯罪嫌疑人，凭着多次与检察官打交道的经验，用否认的方式与王拥进行着交锋，而这次交锋的核心，就是张伟究竟拿没拿过110万元利差款。

张伟：我觉得无话可谈了，没什么谈的，没什么谈的，有什么谈呢？
在王拥反复交代政策之后，张伟仍然采取抗拒的态度。

张伟：我没有抗拒，我没有怎么抗拒他。

/没谈过分钱这个事情。

/我在位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过我得多少，你得多少，他得多少，没有说过这个事。

王拥：我最后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我说给你见一个人，他（张伟）头稍微的抬一下，然后我就尹宣明叫过来，我说你认识吗？他开始还说不认识，他一讲不认识，尹宣明急了，他讲，/我当时就是想要你的贷款给你付这个钱的，你怎么说不知道呢？怎么能说不认识呢？张伟（说）我不清楚，头又转过去了。

/我看张伟的表情是非常的紧张，那是坐卧不宁啊。

张伟：我们就没有谈过分钱的事。

如果要分钱，我当时不就把163万分掉就行了，那何必要等到现在呢？因为当时没讲过分钱的事。

王拥：我说张伟呀，你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你还到银行取走50多万，那个（钱）也是张欲晓取的吗？是不是？他不吱声。

我现在有了充分的证据，有张欲晓把118万付到合肥一家银行，张伟取款的凭据。

张伟取款之后又用于其他地方的证据都有。

你张伟交代和不交代都不影响我这个案件。

当时张伟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明知自已已经败下阵来，但侥幸的心理仍让他沉默着。

这时张伟的眼神开始望着王拥，这是自审讯以来张伟第一次与王拥进行眼神的交流。

王拥：我知道他的眼神实际上是一种期待，或者是一种希望，如果我交代你王局长会对我如何呢？从他的面部表情来讲，他有一种欲望，想讲又不敢讲，有欲言又止的那种感觉。

应该是话到嘴边他咽下去了。

但是他一咽下去的时候，我就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立即送走。

张伟就在走进看守所的那一刻，顽抗的心理骤然崩溃。

迅速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张伟：那现在后悔怎么说呢，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东西，挫折吧，怎么办，后悔莫及，这个没什么讲的了，后悔不后悔，这个我也不好形容。

这个现在，这种心情，我没有什么说的。

吴自荣：（瑶海区检察院检察官）当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第一次询问笔录做完以后，看着张伟签字、按手印，那个心情我们当时是眼中饱含了热泪，热泪盈眶。

脸上露出了微笑，这个微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历时将近一年，跨越五个省市，行程近万里的辛劳和奔波，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

此时的窗外，已亮起欢庆新年的灿烂灯光。

此时的王拥，心中最后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王拥：当时要说我的心情可以讲有别样的滋味，/不管怎样，我们坚持下来了，这个案件总算破获了。

也给国家挽回了163万的经济损失，全部挽回。

张伟挪用千万公款特大经济犯罪案，地跨南北多市，在历时一年的侦查过程中，专案组围绕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先后远赴北京、上海、湖南、江西、海南等地调查取证，行程一万多公里，终于使这起几乎是无法侦破的悬案水落石出。

没有什么了，那还有什么？我出去都60岁了还有什么？没有了。

什么也不想。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能不能出去了，难说。

一个“贪”字让张伟两度遭到法律的制裁，而近来频频发生的金融大案，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尽管这些案犯的作案手法不一，但“家贼”作案似乎是一大特色。

这些“金融大盗”的“诀窍”就在于钻有制度不执行的“空子”。

哲人培根有言：“没有执行的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

但愿张伟挪用千万元公款这起金融大案，能给人们敲响警钟。

连续一个月没有回家的王拥，一进家门便倒头酣睡。

后来他说，这是一年里睡得最香的一觉。

2005年2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伟挪用千万元公款一案进行开庭审理。

2005年5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伟挪用千万元公款一案审理终结。

张伟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9年。

张欲晓被另案处理，取保候审。

2005年3月，王拥被授予全国优秀反贪局局长的光荣称号。

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们，仍旧战斗在没有硝烟的办案一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