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名老中医经验集目录（一）

邓铁涛名老中医经验集目录（一）
中医瑰宝苑
名老中医经验集卷四
邓铁涛
名老中医经验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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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家邓铁涛
邓中光刘小斌邱仕君整理
编者按邓铁涛，广东开平县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

邓氏从事中医工作近６０年，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卓有成就。

他十分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都提出很多宝贵建议，作出贡献。

特别是在中医诊断学上用力尤多，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临床经验。

他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抓住了提高中医药疗效的关键。

对于争论较大的五行存废、寒温分合等重大问题，也较早撰文发表不少公允的见解，为中医学术界所接受。

邓氏是著名的临床家，所诊治的病种，除内科领域的各种病症外，对儿科、妇科、外科的某些疾病也颇有研究。

本文虽只重点总结了邓氏诊治心血管、消化系统几种疑难病症的经验，但足以反映出他善于补气、善治痰瘀的临证特色，同时也反映出邓氏既坚持中医辨证论治，又能融汇新知，中西医取长补短，务求切合实用的临证思路。

在科研方面，邓氏除对脾虚与重症肌无力的关系进行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外，在中药新药、新剂型的开发利用研究方面也作出贡献。

邓氏一生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医疗、教学、科研之余，他还勤于笔耕，著书４部，近百万字，发表论文５０余篇，还参加编写中医教科书数种。

咏竹诗含翠，画梅笔带香。

编完是篇，深受邓氏一生以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己任，刻苦钻研，努力工作的精神所感染。

一个人对事业的追求是需要这种精神的，否则，要像邓氏一样在中医药学的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

谅读者将与我同感！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素问·上古天真论》
邓铁涛，名锡才，广东省开平县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１９１６年农历１０月１１日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

父亲邓梦觉，近代岭南温病名医，执业于广州市河南蒙圣上街，毕生以岐黄术济世。

邓铁涛自幼受家庭医学熏陶，目睹中医药能为人们解除疾苦，即有志于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道路。

１９３２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１９３７年毕业，为该校第九届毕业生，其后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行医，１９５０年返回母校，１９５６年调广州中医学院工作。

４０多年来，邓铁涛在中医医疗、教学、科研上相继取得成就，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７８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两次授予他“广东省名第四卷８６老中医”称号。

他临床上所诊治的病种，涉及内科各个不同系统的多种病症，尤其是对冠心病、高血压、中风、慢性胃炎、重症肌无力、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红斑狼疮、硬皮病，及危重病的抢救等，积累丰富的诊疗经验；而诊疗经验的不断取得，又充实了他学术思想宝库的内容，先后对五脏相关学说、脾胃学说、痰瘀相关学说、伤寒与温病之关系、中医诊法与辨证、中医教育思想、中药新药开发、医史文献研究、岭南地域医学开拓等，提出很有价值的学术论点，对现代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邓铁涛努力为中医事业工作，历任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
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等职。

现仍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卫生厅药品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著作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症》，汇集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８１年间的学术论文５４篇凡２６万字，１９８２年５月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获广东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三等奖；《耕耘集》，１３万字，１９８８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

《邓铁涛医话集》，１２万字，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邓铁涛医集》，４０万字，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参加编写的《新编中医学概要》、《中医学新编》，分别获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７９年广东省科学大会奖。

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１９８５年广州市科技成果四等奖，技术转让费５万元全部贡献给国家振兴中医基金会。

主编《中医名言录》，获１９９１年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持“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获１９９１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２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建国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界不易获得的奖励级别。

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０余年间，他虽然年近古稀，却仍然承担医疗、教学、科研的重担，是两项国家科研课题负责人，是国家教委全国重点学科中医院校内科的学科带头人。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日思夜想的中医药问题，写成几封（篇）很有分量的信件及论文，在我国中医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铁涛连续撰写了“中医学之前途”、“试论中医学之发展”、“新技术革命与中医”、“中医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等医政论文，提出系列方针大计，反映了全国广大中医同仁的愿望和呼声，同时也体现了他为发展我国中医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邓铁涛更是一个出色的中医教育家，他培育英才，桃李满天下。

为表彰他对我国中医教育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１９９３年９月９日，在我国第九个教师节来临之时，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隆重举行“广东省庆祝１９９３年教师节暨表彰优秀教师大会”。

大会决定：广州中医学院第四卷８７内科教授邓铁涛荣获广东省１９９３年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奖金５万元。

邓铁涛功成在晚年，他从一名普通的中医生，一步一个脚印，跨越近代、现代两个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中医学理论家、中医科研专家、中医学教育家。

名医成长之路值得后人借鉴，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使我们从中得到鼓舞和启发。

学术精华
邓铁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实践中，融古贯今，逐步形成一个既全面又有个人特色的学术思想，提出一系列对现代中医学发展有影响的理论学说，主要包括：一、五行———五脏相关学说五行学说起源于古代哲学，历史上唯心论者运用得较多。

随着历史的推移，学术界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内涵了解甚少，在把古代的五行学说视为循环论、机械论的同时，亦把中医的五行学加以批判否定，６０年代初就有人主张把五行学说从中医学教材中废弃。

应当怎样的看待中医的五行学说？邓铁涛自６０年代初起，研读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及历代医家对五行学说的论述，并结合自己多年临证教学实践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医理论的核心”、“中医五行学说的辨证因素”、“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等论著，体现了他既继承中医五行学说的精华，同时又主张将其具体落实于五脏，以“五脏相关说”称之，更好为中医临床教学科研服务的指导思想。

（一）中医的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核心之一中医学作为一个医学理论体系，究竟有没有“核心”？邓铁涛在回答此问题时，指出中医的阴阳五行，虽然带着古代哲学的“胎记”，但它与医学结合之
后，已成为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它通过阴阳五行的分类方法，把人体的脏腑组织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生理病理联系和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之相互关系进行了归纳。

因此，它应该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于脏象学说。

脏腑配五行这一抽象概念，是经过历代无数医家的临证实践提炼出来的。

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都可概括于五者之中，并在医疗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

古代的学者在对五行与五脏相关联系方面已做了很多研究，如汉代张仲景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第一》作为《金匮要略》的总论。

宋代钱乙对儿科提倡五脏辨证，研制泻白散、泻青丸、泻黄散等著名方剂，白、青、黄，分别代表着肺、肝、脾。

金代张元素从脏腑出发，进行药物研究著《脏腑药式》，按五行五脏辨证用药。

明代楼英《医学纲目》，即以脏腑为纲目归类临床复杂病证，而五脏六腑者，亦即五行也。

楼氏曰：“昼读夜思，废飧忘寝者，三十余载，始悟千变万化之病态，皆不出乎阴阳五行之病态。

……五脏也，六腑也，十二经也，皆一五行也。

”第四卷８８邓铁涛赞同上述医家的学说论点，并指出古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五行的中心实体是五脏，但仍沿用五行的理论框架受其束缚，存在着名实不符、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缺陷，这则需要我们去研究改进。

（二）中医五行学说的内涵要改进提高发展中医的五行学说，就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

邓氏认为，中医的五行，饱含着辩证法的因素。

例如五行的相生相克，就不单纯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问题。

五行相生相克，都是在相生的同时又寓有相克的关系，在相克中又寓有相生的关系，这两个条件是正常现象所必须具备的。

如果五行中只有相生而没有相克，则不能维持正常的平衡；如果只有相克而没有相生，则万物无以化生。

所以，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相反相成，才能运行不息。

五行的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个方面的关系，因而构成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正常关系。

例如肾水之精以养肝，肝木藏血以济心。

心火之热以温脾，脾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肺金清肃下行以助肾水，这就是它们互相资生的关系。

而肺金清肃下行，可以抑制肝阳上亢；肝木的条达，可以疏泄脾土的壅滞；脾土的运化，可以制止肾水的泛滥；肾水的滋润，可以防止心火的亢烈；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的清肃太过。

这就是它们互相制约的关系。

当这一关系失去平衡，互相资生或互相制约的某一环节出现偏差，就会发生疾病。

为说明这一理论，邓氏早于７０年代初，曾绘画五脏相关病机图用于教学，现将图中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１肝病与他脏的关系。

有肝木乘脾土、木火刑金、肝不藏血致心虚（木不生火）、木盛火炽（肝木过盛致心火炽盛）、肝虚及肾等病理变化。

从上述可见，金本克木，但临床上则多见木火刑金之证，较少见金乘木之证。

肝木乘脾土所见为实证，而肝虚之证多及于肾。

２心病与他脏的关系。

有火旺烁金、血不养肝、火不生土、心肾不交、引动相火下损肾阴等病理变化。

从上述可见，心主火，肾主水，肾水本克心火，但两者的关系却可因心火引动肝火而损及肾阴，水与火宜交不宜分，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反映水火两脏矛盾的统一。

３脾病与他脏的关系。

有脾虚肺弱、土壅木郁、脾虚肝横、心脾两虚、土不制水等病理变化。

从上述可见，土壅木郁、脾虚肝横，均可以引致肝气横逆之证；土本克水，但脾虚反引致肾水上泛。

脾病导致心肺病者，以虚证为多。

４肺病与他脏的关系。

有逆传心包、肺虚及脾引致痰水凌心、肺虚水泛、肺虚不能平木等病理变化。

从上述可见，火本克金，但肺虚引致脾虚，使水饮凌心，心反受累；肺本为肾之母，但肺虚及脾、脾不制水，而使肾水泛滥，形成水肿；金本平木，但金虚不能平木，肝火易动，则证见肺虚肝盛。

５肾病与他脏的关系。

肾为先天之本，病重、病久必及肾，伤害
元阴元阳。

主要病理变化有肺肾阴虚、肾阴虚肝阳亢、脾肾阳虚、肾水不能上济心火、亡阴亡阳、阴阳离决等。

从上述可见，肾在五脏中，其作用不亚于心脏。

先天之本不能恢复，则病将不愈。

肾阴与肺、肝之病比较密切，肾阳命门则与心、脾之病较密切。

肾水实证较少，若有之则多属膀胱。

从治疗上看五行的生克关系，邓氏经常引用《难经》“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的理论加以指导。

一个肝木盛实、肺金虚弱的患者，应该如何论治？可以有三个方案：①平肝补肺；②平肝补脾；
③泻心补肾水。

根据《难经》的意见，第三个方案最好，不论针灸或用药都可以用这第四卷８９个办法。

中医有隔一隔二的治疗方法，实受五行生克在诊疗上运用的影响，如果中医治疗有空洞的肺结核患者时，就想到应用“培土生金”的办法，重用补脾的药物，产生了效果，这就是“隔一”之治。

又例如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中医过去没有这个病名，现在认识了这种病，根据中医理论，这种病的病机多属肝郁脾虚，治疗原则上，一般用舒肝（疏肝）健脾（补脾）为主，使肝木舒畅而脾土旺盛。

虽然目前中医界对该病病机看法还不一致，但是在五行肝和脾的理论指导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即治肝病者不能不顾及脾，治脾者不能不顾及肝，这些基本原则还是相同的。

五行学说除了脏腑相关外，还有五脏与五官四肢百骸的相互关系以及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如肝开窍于目，木旺于春之类，在治疗上都有实际意义，并有临床治验案例。

综上所述，邓氏以为中医的五行学说，不应把它简单地视为循环论、机械论，它既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饱含着许多朴素辩证法思想。

五行生克制化关系，实质上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调节系统促进和制约之间的关系。

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的过程，实质上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状态恢复正常的过程。

但今天我们是否仍沿用“五行”这个名称，则需要认真考虑。

首先，中医五行学说虽来源于哲学但不等同于哲学。

假哲理以言医道，乃中医学术特点之一。

由于寓哲于医，一些中医基础理论带有
哲学的色彩，义理玄妙，难以为现代读者所接受，这正是我们要整理中医基础理论，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原因之一。

今天，中医现代化的呼声高了，我们何不及早剥去中医“五行学说”的哲学外衣，还其“五脏相关学说”的科学内核之实呢？其次，中医五行学说没有停留在《内经》时代，其内容不断发展充实，今天已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前夕，大量临床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的成果，已为五行学说正名五脏相关学说提供了依据。

对于这点，大家都有共识：所谓五脏相关，就是指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五个脏腑系统。

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和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

简而言之曰：五脏相关。

（三）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８０年代后期，邓氏正式提出：“五行学说应正名为五脏相关学说”。

这主要是近二三十年来，他一直运用五脏相关的理论解决临床难题，指导研究生进行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研究的成果证实五脏相关学说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例如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

邓氏认为冠心病其病位虽然在心，而与他脏相关密切。

治一脏可以调四脏，调四脏可以治一脏，此即张景岳五脏之气互为相使之意。

处方则是健脾益气的四君子汤及除痰的温胆汤。

调理脾胃可以安五脏，心与胆通，治心宜先温胆，胆通则心自安，故温胆汤成为邓氏治疗冠心病痰湿证的基本方。

他的研究生梁德任，通过对５０例冠心病病案资料分析，取得“脏腑相关学说治疗冠心病”的科研成果。

又例如对充血性心力衰谒（心衰）的临床研究，邓氏指导研究生李南夷，通过４５例心衰患者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又总结出“五脏相关，以心为本”的理论。

心衰病位在心，而与五脏第四卷９０相关。

在心衰发生发展过程中，肺、脾、肾、肝都起一定的作用，将心
孤立起来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心衰的病因病机。

久患肺胀，失于肃降治节之功，通调水道不利，水津不布，痰水内结，则可遏伤心阳，阻塞心气；久患肾病，肾虚火衰则水饮内停，上凌于心；久患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气血生化无源，脉道不利。

心衰以心病为本，他脏为标，治疗重点应调理心脏的阴阳气血，并重视脾肾二脏，兼以益气健脾，温阳补肾。

这一研究，为邓氏治疗心衰的两个验方———暖心胶囊、养心胶囊的中药新药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用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五行学说，既可以继承五行学说的精华，又可以赋予现代系统论的内容，体现中医学整体观的理论，解决中医五行学说名实不符、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矛盾，使中医的理论更易于为现代学者所理解掌握，有利于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

二、脾胃学说之继承与发扬邓铁涛自５０年代末开始研究脾胃学说，先后发表“祖国医学的脾胃学说提要”、“略论脾胃学说”、“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在临床上的应用”、“补脾与免疫功能的关系”等论著，体现继承前人脾胃学说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思想。

（一）中医脾胃学说提要中医的脾胃学说，是从解剖认识开始，通过２０００多年的医疗实践而不断丰富起来的。

《内经》认为脾与胃一脏一腑，生理上主受纳与运化的功能，所谓“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

”“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内经》对脾胃功能的论述散见于各篇，现摘要列表如下：脾胃与整体的联系主肌肉主四肢开窍于口其荣在唇其志为思统血经络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与外界的联系五行———土（脾为湿土，胃为燥土）四时———旺于四季之末（又主长夏———六月）六淫———湿五味———甘五色———黄五臭———香五声———歌五畜———牛五谷———稷第四卷９１脾与胃分属一脏一腑，共营受纳与运化的功能。

《内经》论运化的过程，大略如下表：饮食→胃→脾散精于肝→筋浊气归心→脉→肺百脉皮毛六腑→留于四脏肺→膀胱→水
精四布→五经→五脏阴平阳秘《内经》有些论述，看来较难理解，特别是与外界联系的部分，在脏象学说中，的确有其牵强附会的地方，要逐步加以扬弃。

但《内经》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并建立在脏腑经络系统中，这个观点已在医疗实践中反复证明确实行之有效。

人与自然界的联系，从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观点来看，也是合于辩证法的。

至于其中有不尽合理之处，则可以批判地继承。

根据《内经》关于脾胃的论述，后世医家认为脾胃为气血精津化生源泉，是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脉皮肉经络等赖以生长发育、进行正常新陈代谢活动的物质基础，故有“脾胃为后天之本”的说法。

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以大、小建中汤及黄芪建中汤等建立中气，执中央以运四旁。

这对金代李东垣的影响很深刻。

邓氏认为，脾胃学说的代表作首推金代李东垣的《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两书。

李东垣乃脾胃学说宗师，邓氏对其学说钻研不倦，体会尤深。

（二）李东垣脾胃论研究邓氏从临床研究的角度，提出李东垣脾胃论的四个要点，一是内因脾胃为主论，二是升发脾阳说，三是相火为元气之贼说，四是内伤发热辨。

内因脾胃为主论。

邓氏总结李东垣学说，认为人体内在元气充足，则疾病无从发生，而元气充足与否，关键在于脾胃是否健旺。

这一论点可以看作是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的发挥，既指出脾胃健旺则百病不生，又指出治病必须注意脾胃有无损伤。

升发脾阳说。

脾胃是人身升降枢纽，脾主升，把水谷精微之气上输心肺，流布全身。

胃主降，使糟粕秽浊从下而出。

一升一降，使人体气机生生不息。

主张升清降浊以调理脾胃，而升清降浊两者中，主要方面又在于升清，许多疾病的发生，与脾阳不升有密切关系，故李东垣创立不少以升阳为主的方剂，而邓氏则古方今用以治现代医学之
疾病，如以升提的理论治疗内脏下垂或血压偏低的患者。

而对于一些舒张压偏高而脉压差小的患者，如有脾阳不升之病机，也可以试用升阳治法。

相火为元气之贼说。

饮食不节，寒温不适，足以损伤脾胃；喜怒忧恐，劳累过度，便耗损元气。

当脾胃受伤元气不足时，心火可能独盛，但这种独盛的心火，不是真正的阳火，而实在是阴火，是代替心火的相火，这种相火是下焦包络之火，为元气之贼。

这种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

后人对“相火为元气之贼说”有异议，以为于理不通。

但邓氏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脾胃气虚兼见虚火之证是有实践作依据的，脾虚体弱者易并发炎症感染，在补中益气汤或甘温补脾方药中加入芩、连，临床很常用，例如四君子汤合左金丸治疗慢性胃炎、胃窦炎，就有一定效果。

内伤发热辨。

邓氏认为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提出的“甘温能除大热”的论点，是值得第四卷９２我们去注意的一项理论与经验。

一般对于发热特别是高热的病人，首先应从外感、实热证等去考虑，在治法上，多从解表、清热等方面着手。

对那些久热不退的病证，也多适用养阴清热法。

内伤发热辨提醒我们还要注意脾胃损伤的发热证，甘温法能除大热。

（三）叶天士“养胃阴”说邓氏读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脾胃》华岫云案语后，又总结了叶天士养胃阴说。

李东垣长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

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李东垣升阳益气，其治在脾；若胃有燥热，或病后热伤肺胃津液，以致虚痞不食，烦渴不寐，便不通爽，九窍不和，舌绛咽干，都属胃病。

这就不能用芪术升柴等药，必先用降胃之法，所谓“胃宜降则和”，宜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使津液来复，达到通降之目的。

邓氏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在治疗脾胃疾病中，凡出现舌嫩苔少，甚或剥苔而舌质嫩红少津者，多宜先养胃阴以固后天之本。

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就宜用益脾气养胃阴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