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9(3):449-452
Journal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 on),2007-06,9(3):449-452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
许宪国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南京210046)
摘要: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研究和国民性研究两部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而国民性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其精彩部分也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主要致力于日本文化研究的提倡,关于日本国民性虽也有所涉及,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展开。

他真正投入精力进行日本文化思考和国民性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一组“日本管窥”“谈日本文化书”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研究;日本文化;国民性;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9713(2007)03-0449-04
一、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与思考
对于日本文化,周作人坚持把它作为既受中国和西方文化影响,又保持了本民族特点的一种民族文化来对待,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观。

从这种理性的文化观出发,他对日本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一)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文化研究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注意于日本的文学和美术,他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介绍日本新文学的发展,谈日本的绘画和美术,并多次表示对日本的文学、江户版画和浮世绘的欣赏,这些都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日本特色的文化。

周作人为了将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1918年发表的《近三十年来日本小说之发达》,是我国日本文学及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发轫之作。

以此为开端,他对日本古今文学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

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他在1926年亦译出了狂言十种,结集为《狂言十番》;在日本近代文学方面,他一方面将日本近代的著名作家,如二叶亭四谜、夏目漱石等人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对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如对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和唯美派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的这些工作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周作人关注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日本文化主要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他尤其对平民文化感到深深的兴趣。

从文化划分的角度来说,二十年代周作人所关注的日本文化仅限于狭义的文化,也就是纯文化的部分。

(二)文化概念的变化和周作人的思想矛盾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其变化的原因与结果这里不做讨论。

但与他的日本文化研究和思考相关的是,对于自己的文化概念有了改变,由狭义的文化进入了广义的文化思考和考察,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日本文化性格的双重性。

在1935年12月所作的《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中,他说:从前我说文化大抵只以学术与艺文为限,现在觉得这是不对的。

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1]。

周作人对自己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日本文化认识产生了怀疑,因此对日本文化的概念进行了修正,由狭义文化而进入到广义文化的范畴,学术艺文不再被视为文化的全部,而只是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的转变,在周作人可以说是一种痛苦,因为这个转变的背后,隐含着他一直欣赏鼓吹的建立在纯文化基础上的日本文化形象的瓦解。

周作人将文化划分为高级和低级两部分,但他依然坚持学术艺文等纯文化为文化“最高代表”的地位,这收稿日期:2007-05-10
作者简介:许宪国(1973-),男,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表现了周作人的文化认识方法。

“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呈三角塔形态。

人们通常喜欢从文学艺术作品、学术著作,从理论上去看外来文化,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著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是在文化三角塔的尖端,与大多数的,国家民族的平均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

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就不能只了解尖端文化或所谓精英文化,更要注意大多数人的平民的文化。

也就是说要从民间文化中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

”[2]
除了从高和低来对文化进行划分外,周作人还提出了另一种划分标准,在同文中他说:……我近来有一种私见,觉得人类文化中可以分作两部,其一勉强称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样勉强地称曰人的文化[1]。

他将人类文化划分为“物的文化”与“人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两分法,既体现了周作人的文化观念的前进,也隐含了对作为“文化的最高代表”的“学术艺文”的维护之意。

接下来他在文章中说: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仅神驰,但是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很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

其实这是不足怪的。

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

……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疑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气,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1]。

从对人类文化的区分,到日本文化的思考,隐含着周作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就是他所说的“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的无法“合一”,这个矛盾正是日本文化双重性格的表现。

对于日本文化表现的矛盾双重性,周作人将之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古今时异”;二是“多寡数异”。

不管是“古今时异”“多寡数异”,还是他的文化的“三角塔形态”的认识方法,虽然都触及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但都无法做出解释。

我们从周作人这种古今多寡的感慨中,可以感受到他内心对日本文化形象的失落感和文化情感上的矛盾。

联系三十年代他对日本在中国行径的批评,其对日本文化的态度也微妙地表现了出来。

在1936年7月5日的《谈日本文化书》一文中,他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明的高度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

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 (3)
这种文化的解释,似乎与前面他所作的关于两种文化的分类,以及“古今时异”“多寡异数”的文化表现矛盾的解释相矛盾。

在这里,文化被定义为“一时”的和“少数”的,这样,就又不觉将今日日本文化上多数人的表现排除在了文化之外。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对待日本文化的问题上内心的矛盾,他既不得不将文化的范围扩大,来考察和思考日本文化,又在心里不愿放弃自己所欣赏的日本文化的纯洁形象。

在一个月后写的《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一文中,他说:本来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

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

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3]。

民族的代表,也就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因此,“政治军事方面的贤哲”和“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也就都是文化的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的两个方面都是文化整体的构成,研究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就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

但在周作人看来,在这两者中,真正能代表一国、一民族文化的,还当属后者,因为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3]。

找出日本民族的贤哲来,而将“英雄”“搁在一旁”,这样对日本文化来进行研究和理解,既避免了日本文化的矛盾,又保持了日本文化形象的纯洁性,周作人以此来解决了自己所面对日本文化双重性格所带来的矛盾和困惑。

二、对日本国民性的思考
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

周作人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也是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是属于广义的文化研究范畴的。

(一)20世纪20年代对日本国民性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日本的国民性,周作人在20年代就有所论述。

在1925年1月的《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他这样写・054・
第3期许宪国: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道: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

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真的精神[4]。

无论是外国还是日本本国人著的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著作中,都将“忠君”作为日本国民性之一来提出,日本当时最有影响的国民性的著作是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就将“忠君”列为日本国民性之首,但周作人对此却并不认可,他认为这“忠君”只是外来影响下的产物,不是本国所固有的,因此不能算国民性。

周作人对国民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是本民族、尤其是本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不受外来影响自主形成、具有独特性的民族特点。

在1925年1月21日的《桃太郎的辩护》一文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国民性的理解:国民性不是一时的,须是历代都存在的一种特色才可称得,所以要决定一民族的国民性颇不容易,在未研究明白之前还是只好阙疑[5]。

由此标准出发,他找到了自己认为最能代表日本国民性的东西,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他说: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

和辻哲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论《<古事记>之艺术的价值》,结论云:“……《古事记》全体上牧歌的美,便在这润泽的心情的流露。

缺乏深度即使是弱点,总还没有缺乏这个润泽的心情那样重大”。

这种心情正是日本最大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4]。

周作人所发现的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是“富于人情”,也即“润泽的心情的流露”,他的这个发现正是从文化中得到的。

而这一点正是使他对日本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

从文化(尤其是学术艺文)中寻找日本的国民性,这是周作人20世纪20年代国民性认识的主要特点。

(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民性研究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的文化的概念有所改变,但对于日本的国民性的思考基本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延续,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却是有所进展。

在1935年5月13日的《日本管窥》一文中,他再次提出“忠君”来,他文中说: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说,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的第一项便是这个,西洋人也大抵如此,……我以为日本古今不变的特性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个据我想有两点可说,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

……虽然仍相信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义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6]。

周作人依然坚持“忠君”不是日本的国民性,这一点与20世纪20年代没有什么变化,但对于日本国民性,他提出了两条新的看法,这就是“现世思想”和“美之爱好”。

后一点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的富于人情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否定了“忠君爱国”是日本的国民性,但却承认“万世一系”的重要性。

在下文中,他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对此做了解释:万世一系是说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这的确是稀有可贵的事,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

这里可以分两点来说。

其一对于国民的感情。

……日本在历史上没有被异族征服过,这不但使国民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国土感到真的爱情,而且影响到国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刚健质直一点。

但是这种感情也有粗细之分别,即乡土的爱护与军国的欲望[6]。

周作人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说明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性,对于他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仅从其研究视角的扩大就可以看到周作人对日本国民性研究和思考的深入。

另外,从周作人的文章中,我们还能感受到的是他对日本国民性的一种欣赏态度。

在1935年12月的《日本管窥》一文中,他这样评价:我常想人类道德中仁恕的位置远在忠孝之上,所以日本的武士道中我也看重这“武士之情”,觉得这里边含有大慈悲种子,……总之我只想略谈日本武士生活里的人情,特别举了那阴惨可怕的检查首级来做个例,看看在互相残杀的当中还有一点人情的发露,这恐怕就是非常阴暗的人生路上的唯一光明小点吧[1]。

从武士道中也发现了日本国民性的人情之美,从中可看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欣赏之情。

(三)日本文化双重性的困扰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的渐渐紧张,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来探讨日本国民性的努力受到了现实的挤压,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再次・154・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困扰了他的国民性研究。

他已经无法回避现实与理想的日本国民性的矛盾,他原有的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已经失去了对此解释的能力。

为了突破日本文化双重性的困扰,周作人不得不从其他方面来寻找解释这一矛盾的办法,这时,他开始注意于日本的宗教。

在1937年6月16日的《日本管窥之四》一文中,他说: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

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日本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容易了解的事。

我想假如我能够懂得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那么我也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的意义了吧。

……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上边所说的也都是废话,……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7]。

宗教也是属于广义的文化的范畴的,周作人通过中国与日本宗教信仰差异性的对比,得出了日本宗教信仰特殊性的结论,并希望以此来解释日本对亚洲进行侵略活动的行为与他心目中的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的矛盾。

但他无法自圆其说,他以宗教来解释日本国民性矛盾的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他不得不宣布日本国民性终不可解,“日本研究小店”关门。

三、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研究的思考,一直围绕着文化这个中心进行的,他所做的工作,既有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包含着对日本对华行径的文化批判的努力。

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他竭力要在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中寻找解释,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政治行径与他心目中的日本文化形象,甚至日本形象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距。

但他所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日本文化双重性格的困扰,他的研究和思考已经触及到了日本文化性格的核心,但他无法突破这个困扰,因此只好失望地宣布自己的失败。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风雨谈[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108.
[3]　周作人.瓜豆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　周作人.雨天的书[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上)[M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6]　周作人.苦茶随笔[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　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On Zhou Zuoren ’s Study of Japenese Culture and Japanese Na ti ona l Tra its
XU Xian -guo
(D epart m ent of B asic Courses,N anjig Vocational Tochnological College,N anjing 210046,China )
Abstract:The late Zhou Zuoren’s Japan study can be r oughly divided int o cultural study and nati onal trait study,in which the cultural study was centered ar ound literature and the nati onal trait study was started chiefly with the cultural study,the wonderful part of which lay in the cultural study .Chr onol ogically s peaking,in the 1920s and 1930s Zhou mainly worked on advocati on of Japanese culture study,in which neither the range nor the quality of Zhou’s study of Japanese nati onal traits was well devel oped though it was dealt with .Not until the 1930s did Zhou truly devoted hi m 2self t o pouder over Japanese culture and study of Japanese nati onal traits .I n the m id 1930s,in particular,a series of articles by Zhou entitled as M y Hum ble O pinion of Japan and O n Japan ’s B ooks on Culture were able t o centrally reflect his ponder on and u mderstanding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nati onal traits .
Key words:Zhouzuoren;Japan study;Japanese culture;nati onal trail;literature [责任编辑　赵书平]・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