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皇帝朱棣五次远征蒙古

永乐皇帝朱棣五次远征蒙古
明太祖驱逐鞑虏，定鼎中原。

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

驱逐的，防备的，无外乎漠北的蒙古。

朱棣为了彻底解决元朝蒙古的残余势力，从公元1410年（永乐八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

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

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后来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死，也就是1424年。

历史上，对朱棣的远征蒙古评价很高，但是 1449年，距离朱棣最后一次远征蒙古刚刚25年，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棣的太孙皇帝朱祁镇成为阶下囚。

因为这个，有人认为朱棣的五次远征蒙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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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对于朱棣的五次远征蒙古，历史评价很高。

然而，历史却非常搞笑，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不到25年，蒙古国就抓了大明皇帝。

因为这个，人们就对朱棣的五次远征蒙古提出了质疑。

那么，五大征都有哪些功
绩？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

“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

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

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

之后，敌又无踪影。

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

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

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

虏由是遂绝”。

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1414年（永乐十二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击败瓦剌将领马哈木，追至土剌河，马哈木逃遁。

瓦剌战败，明成祖诏告天下。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撤离，朱棣完全扑空。

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

”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
“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

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在朱棣亲统大军来伐之前就已撤军，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

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

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

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

他正懊丧之际——《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另一部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

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

“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因为蒙古的地盘太大了，一遇到明军来打，蒙古就远遁他乡，根
本找不到。

所以说，朱棣的几次远征，根本没有伤到蒙古的筋骨。

但是，为了这些远征，明朝的付出是十分巨大的。

明成祖五次千里出师，远征漠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第三次亲征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等人以为频年用兵，戎马资储丧失不少，且粮储不足，不宜兴师。

但是，朱棣却坚持远征，给明朝的国民带来很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