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变化

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变化
法律硕士（非法学）姓名：郭俊才学号：201322061011
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影响，民事法律制度相对比较薄弱，财产私有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护。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

对我国清末以前的财产继承制度进行探讨，可以对我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了解。

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私有制的重要手段。

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我国传统法制社会，法律成为巩固专制皇权的工具，私人财产得不到有力保护，财产继承制度得不到重视，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

对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研究，进而展现我国古代的民事法律状况的一角。

中国古代,继承法律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首先夏商周奴隶制社会下的继承制度。

在夏朝，父死子继的身份继承制度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王位的继承上。

到了商朝，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后期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

商朝前期这一独特历史形态，曾被法国孟德斯鸠写入其名著《论法的精神》。

周代时，实行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吸收夏商身份继承制度的一些特点，又有所独创。

王位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时期已经确立。

由于西周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的继承必须是正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

至于诸侯王公的身份继承，则是参照王位继承执行。

有关财产方面的继承制度，在夏商西周时期是附属于身份继承制度的，土地、财产的继承被排在王、贵族政治身份继承之后。

即是说：西周时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不管是身份继承还是财产继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紧接着中国封建制社会构建初期的继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奴隶制开始崩溃，新的封建制社会形态开设慢慢构建，财产继承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的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如商鞅在秦国颁行的分异令，就肯定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利。

秦朝建立以后，《秦律》中又将这些改革派的继承法思想收入其中，形成了封建社会第一套完整的继承制度。

但是奴隶制法中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依然保留下来了。

到了汉朝，在身份继承领域，嫡长子继承制度又得以加强。

在借鉴周代经验基础之上，汉朝明确规定，嫡长子才能继承封爵，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在财产继承上，采取诸子均分的形式，同时规定女子也有遗产的继承权利，这与西周时的做法是一大进步，这些有益内容也被我国现行继承法所吸收。

汉代出现最
早的遗嘱继承文件，该文件内容有遗嘱订立人、代书人和证人三方当事人，手续齐全，具有法律效力。

以上这些表明了在财产继承上，汉朝法律较前又前进了一大步。

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在继承制度方面强调嫡子的继承权，故妾不得触犯正妻的权益。

西晋是的晋武帝还专门下召禁止乱嫡庶之位。

唐代和五代时期，在继承制度方面，已经明确的将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加以区别。

宗祧继承名义上是继承祭祀的权力，实际上是与标志政治权力的官爵继承紧密相连，故在唐代宗祧继承似乎与百姓关系不大，而财产继承制是每家每户的大事。

唐代的财产继承制度比汉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唐代已将“诸子均分”作为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

若有遗嘱者，即不按法定顺序继承，采取遗嘱优先的原则。

女子出嫁后，原则上在娘家没有继承权。

但如果出现“户绝”（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女子还是可以依法取得全部遗产。

此外，在分家析产时，在室女（即未嫁女）可以分到相当于未娶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

但此时期的私生子依唐律不享有继承权。

到了宋朝，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就比唐律规定得更加详细，更具灵活性，可以说已经达到封建继承法制的顶峰了。

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和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外，还规定出嫁女（即已婚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没有出嫁女则按数额给出嫁亲姑姐妹侄女得一分。

宋朝法律规定遗腹子与已出生的亲生子享有基本相同的继承权。

别宅子（即私生子）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与生父有血缘关系，不管是否同居或同籍，官府即承认其地位，允许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但如果不入户籍，又无证据证明身份，其申请继承，官府不予受理；将“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就育后夫家者”（即继子）称之为“义子”，义子不得随义父（即继父）之姓。

如义父死，则归本宗，不享有义父财产所有权，但可以分得其母随带财物。

赘婿在家庭中没有财产权和男子应有的地位，更无权承继妻家财产。

但如果“（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可分给赘婿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

南宋时，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人的办法。

这比唐代的规定更加灵活。

绝户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

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

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

这为明朝的“立嗣”制度的创建构建了基础。

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

只有出嫁女的，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另外的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收为官府所有。

宋朝在唐朝“遗嘱处分”的基础上又有发展。

例如立遗嘱人须有年龄限制，其次遗嘱以书面文字记载为有效，并且凡未经官印押（类似于现代的公证）的遗嘱，法律不予承认。

同时，根据遗嘱“已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及满五年而诉
无分违法者各不受理”，及“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这又有点像现在的诉讼时效制度。

到了元朝，在继承问题上部分摆脱了封建宗祧继承制的影响，主张蒙古人与色目人（西夏、回回）各依本族习惯法进行财产与权位上的继承。

同时承认寡妇与无子之家的女子享有继承权。

但对汉族人的继承，也同样依照法律，采取嫡长子继承爵位和权位、财产诸子平分的方法。

在室女与出嫁女也有继承权，但数额少于男子。

金元时期对奸生子的法律态度较唐宋更加宽容，规定奸生子（即私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四分之一，庶子（妾所生之子）的三分之一。

明朝，在继承制度上，开始恪遵唐宋时留下的古代法固有传统，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相结合，嫡长继承和共同继承并存，以及男女不平等等等。

但在继承的具体制度上也有变化发展，主要是立嗣制度更加灵活，奸生子的继承权得到上升。

关于立嗣制度，起源于唐宋时的“绝户”制度。

“有子立长，无子立嗣”，是中国古代宗祧继承的原则。

明朝法律规定，嗣子必须从同宗近支或同姓的卑亲属中择立，且应昭穆相当，不得尊卑失序，亦不许乞养异姓为嗣，这一点与魏晋南北朝的做法相似。

明代中叶法律又作较为灵活、自由的补充规定：“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给财产”。

立嗣者择立亲爱者为嗣，是为“择继”。

奸生子在唐朝被认为无继承权，宋代的规定有所松动，至金元，奸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的四分之一，庶子的三分之一。

明代则规定，奸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的二分之一。

如别无子而立嗣，奸生子则与嗣子均分遗产。

如无应继之人，奸生子可继承全部遗产。

清朝，继承制度基本沿袭明制，又将身份继承分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二种。

宗祧继承承袭明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办法（嫡长子－嫡长孙－嫡庶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庶子－庶次孙）。

前者无则立后者。

违反该法定顺序，处杖80。

如嫡庶子孙全无的家庭，则采取立继的方法确定继承人，这与南宋时的“绝户”制度极为相似。

禁止立养子、义子为继承人，但允许独子一人享有同宗两家的继承权（独子承祧，俗称兼祧）。

，不得随意接触。

即使继承又养男儿，嗣子的身份仍不丧失。

如果生身父母愿将出继子领回的，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才能撤销立嗣关系。

如有嗣子不孝或与继亲相处不睦之情，允许废除立继关系重立嗣子。

封爵继承制度适用于世袭贵族家庭和军功家庭，其继承顺序同宗祧继承，嫡长子享有优先继承权。

在财产继承方面，清律不仅规定诸子均分财产的权利，对赘婿和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有规定。

亲生女只有在无男户的情况下，才有继承绝产的权利。

这与唐代和南宋旧制相同。

夫亡妻子无子而守孝者，才有继承丈夫份额财产的权利。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从来就可区分为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

从商朝中后期开始，直至清末，宗祧继承的原则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但财产继承则不然，是有发展变化的。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对私人财产进行了否定，认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是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表现。

儒家的经典《礼记·曲礼》说：“父母在，无私财”，《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

”儒家的这种观念对封建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唐律》规定的“十恶”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别籍异财”作为罪状之一，予以严惩。

《唐律疏议》解释：“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

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

稽之典礼，罪恶难容。

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对“别籍异财”的处罚是判处徒刑三年。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的是家族财产制，法律强调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忽视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的保护。

但是，在尊亲属均亡，大家庭无法维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遗产继承的问题。

有确切财产继承的记载始自于秦代。

《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请田宅为子孙业”，说明土地可以作为继承的标的。

此外，可继承的财产还有房屋、树木、衣物、牲畜、奴隶等。

秦代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分户，子壮“出分”或“出赘”，所以，可以推断，父母财产多由独子或幼子继承。

此外，据秦《金布律》记载，除官吏因特殊情况发生之债，一般常人之债务，父死子继。

汉代时，财产继承首次确立诸子均分的原则。

据《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

汉代这种诸子均分财产的规定唐代沿袭下来。

但是，女儿有没有继承权，此时却无法得知。

《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硬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唐朝《户令》“应分条”规定：父亲死后，财产应“诸子均分”；如果有的儿子先于父亲而亡的，就由他的儿子代替他参加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的儿子全部在父亲之前死亡，就由全体第三代孙子平分财产。

还规定，未婚儿子可以比已婚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

这里的诸子包括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小妾所生的“庶子”。

虽然在家庭中妾的地位远不如正妻，然而庶子与嫡子一样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这也说明在封建制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比妇女要高。

明朝的《大明令·户令》也是这样规定的：在分配遗产时，“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

”至于现在婚姻法中所说的“非婚生子”，在明代被称为“奸生子”，也依旧享有继承权。

《大明令·户令》规定：“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

”这意味着奸生子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的一半，但在没有其他婚生子的情况下，奸生子可以何思这立的“嗣子”均分财产；如果没有嗣子，奸生子就可以继承全部财产。

清代沿袭了这一规
定。

至于女儿的继承权唐代法律始有了规定。

唐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儿没有继承权，但未出嫁的女儿还有继承权，只是数额相对减少；无子的户绝之家，出嫁的女儿还享有财产继承权。

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交易的频繁，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逐渐加重。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民事活动活跃，财产继承制度比前代完善了许多。

不但沿袭了唐代的“诸子均分”制，还明确了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对户绝财产的继承、妇女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死亡客商的财产继承等新问题也作了规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

《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应分田者及财物，兄弟均分”，这是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规定遗腹子的继承份额与其他兄弟的继承份额相同，非婚生子也享有与其他兄弟一样的继承权，但前提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规定了妇女的继承权，宋朝《户令》规定：“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

”即未婚的女儿可以得到男子一半的继承份额。

这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如果只有女儿即户绝之家，未婚的在室女可以得到遗产的四分之一，出嫁女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然而，寡妇的继承权却受到限制，如果被继承人有子女，寡妇可以得到赡养，也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随嫁奁田，也不能将前夫遗产随意遗嘱与人，如果改嫁他人，就不能完全继承前夫的财产。

关于户绝财产的继承，《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规定：“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入官。

”关于继子的继承权，法律规定：“立继者，与子承父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

命继者，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

”继子的身份不同，所享有的继承权也不同。

关于遗嘱继承，宋朝法律规定了立遗嘱人的年龄、遗嘱形式、有效条件。

《户令》规定：“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家”有特殊含义，“家”的构成条件不仅包括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为维持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即：同居并共财。

家庭成员即指同居公财的人，可以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成员不能占有个人财产，家庭财产实际上就成为家族财产，由家长或家长指定的人来管理。

但是，在秦代，受商鞅法家功力思想的影响，法律规定一家有二男者，必须分户，否则加倍交纳赋税。

到汉朝，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小农经济，法律也允许子女分家，并且逐步有发展的趋势，像樊重三世共财、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的情形已非常少见。

虽然维护长期的同居共财被人们普遍称颂，累世同居被作为美谈记载下来，《史记·张释之传》就记载了张释之十年来与其在乡间的兄长同居。

但是，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

如果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就会出现分家析产。

唐宋以后民间分家析产的现象更为普遍。

在家长（主要指父亲）生存的情形下兄弟分异称作分家析产，其分异的具体事由是多种多样的。

而
在父母双亡时，才会出现遗产继承的问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作为分财产的方式，采取的是“素材的分割方法”，“即将土地、家屋、家畜、农、家具、谷物、现金等等各个种类尽可能地加以分割，不仅单在价值上等量，而且兼顾到财物的组合也大致相等的那样地分成几组财产。

”为显示公平，分割时经常采用抓阄的方式，阄书应该有宗族同意或见证，并到官府盖印。

但是，从汉代以后，民间普遍存在的分家析产的现象与国家法律一直是相违背的，统治者提倡封建轮唱，褒扬时代同居，另一方面，分家析产的现象却日益增多。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儒家的伦理道德贯穿其中。

例如：个体对于家族财产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男子在财产继承中占主导地位，女子的继承权是有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得到全面的贯彻。

2.诸子均分的分配原则。

自汉代以后，在财产继承中，一直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原则，不论嫡庶，不论长幼，都平均分配。

3.妇女的继承权受到限制。

如：宋代，户绝家庭中只有在室女，女可得家产的四分之三；只有出嫁女，则只能继承财产的三分之一，其余没入官府；寡妇对其亡夫的财产，没有典卖、转让、挟带改嫁、随带归宗的处分权。

《宋刑统》准《户令》中规定：寡妇“有男者不别得分，谓在夫家守志者。

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有子的情况下，女儿没有继承权；如果无子有女，女儿可以继承遗产。

《大明令·户令》规定：“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

无女者，入官。

”
4.法定继承优于遗嘱继承。

唐宋法律规定：在“身丧户绝”的情形下，如果死者留下遗嘱的，可以按照遗嘱进行遗产分配，如果死者有儿子，遗嘱就不发生效力。

宋朝法律还规定：即使在户绝的情况下，遗嘱所能处分的遗产也不得超过遗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另外，对遗赠的对象也作了限制。

《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三十一年，知涪州一人家因户绝，赘婿和养子发生遗产纠纷，虽然家主留有遗嘱把财产交与赘婿，但给事中黄祖舜仍判定把遗产均分给赘婿和养子。

《宋会要辑稿》还记载，嘉佑遗嘱法规定：“财产别无有分骨肉，系本宗不以有服及异服有服亲，并听遗嘱”。

此规定强调的是在“别无有分骨肉”的前提下，遗赠的对象必须是本宗之人。

到了元明清时代，法律不再提及遗嘱继承，遗嘱继承失去了法律效力。

5.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

《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判中，王有成“昨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栖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

”因此官府做出判决：“子不能孝养父母而依栖婿家，则家产当归之婿”，并令王有成对其父母在女婿家的生活费用及殡葬费给与补偿。

《折狱龟鉴》卷八也记载了这样
一个案例：“晋张希崇镇郤州，有民与郭氏为义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后因戾不受训，遣之。

郭氏夫妇相继俱死，有嫡子已长，郭氏诸亲教义子讼，云是真子，欲分其财，前后数政不能决。

希崇判曰：父在已离，母死不至，虽云假子，辜二十年养育之恩，倘是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甚为伤害名教，岂敢理认田园。

其生涯尽付嫡子所有，讼者与其朋党，委法官以律定刑。

闻者皆服其断。

”此案例很鲜明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财产继承的原则，即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也就丧失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

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在我国古代已得到了认可。

我国现代社会的继承制度和这非常相似，或多或少的传承了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财产的继承代代相传，每个时期的财产继承制度多少有些不同，但又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