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场协议”的影响及现实启示

论“广场协议”的影响及现实启示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为消除“滞涨”的影响，提高利率，降低税率，升值美元，扩大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且财政也出现赤字，陷入“双赤字”困境，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而国内经济发展也放缓。

于此相对的是，日本自推行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后，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而且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缓和，持续平稳发展。

美国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酝酿将美国贬值以改善出口，进而改善国内经济。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财务政要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国际外汇市场的协议，诱导美元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即“广场协议”，这本质上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较量。

此后，各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引起市场的跟随反应，于是美元贬值。

而日本由于经济依赖于出口，而且对美国贸易往来密切，所以日元受影响尤其巨大。

在协议签订后几个月的时间内，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即降至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

日元升值后，制造业出口优势降低，加之日元保持了数年的上升趋势，于是投资者倾向于将自由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股市，认为这两个领域还会一直保持“牛市”。

于此同时，面对持续上涨的地价和房价，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调节，甚至还在1987年实行了积极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造成货币供应量过剩，加剧通胀。

所以说在1985年至1989年期间，日本的GDP年增长率远远低于地价和楼市价格，日本经济逐渐偏离实体部门，“泡沫”越长越大。

到1989年，日本政府迫于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采取货币紧缩性政策，金融部门投资受到限制，于是股市和楼市在不久之后随之陷入衰颓，“泡沫”衰退，这就是经济学当中的“搏傻原理”。

在此后日本经济再未出现过高速增长局面，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但笔者更倾向认为这是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平台期。

这些人士仅依靠GDP增长率就直接将日本经济归为衰颓未免武断，目前日本的GDP总量虽然是世界第三，但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所以国民生活水平仍然很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的经济一蹶不振了。

另一方面，日元升值迫使日本经济全面转型。

成本优势被削弱，于是只能往技术主导型经济发展，因此日本众多企业开始注重研发自身科技。

到今天我们知道日本在机器人、生物科学、电子产品方面的科技水平不可谓不是世界顶尖。

而且完成转型后各日本企业也得以以将产业链下游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以跨国大企业的形象走向世界。

事实上，产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场协议”只是提供了一个加速这一进程的契机。

依靠成本领先获得贸易优势不如产品差异化战略的持续性强，日本的产业升级是有利于它自身发展的。

而对于美国来说，“广场协议”也没有解决问题。

在此期间美国的出口贸易未见增长，而且国内预算赤字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抓错了问题的症结。

因此1987年上述五国达成“罗浮宫协议”，要求美国不再强迫马克和日元升值，改从财政政策角度入手解决美国国内问题。

不过美元贬值无疑是对美国最大债权国日本造成巨大影响，减轻了美国的财务压力，这对美国是有利的。

而且美国的财政预算之所以赤字也跟里根时代长期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低税、扩张性政策有关，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需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里根政府“故意”制造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弊端。

中国目前就处于与当时日本类似的情况中。

这几年来，美国屡次要求人民币升值。

国内有“爱国人士”和阴谋论者自然极力反对，但是平心而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人民币值的确遍低，是有升值空间的。

中国也不可能一直保持低币值依靠低价占据国际市场，这样的战略迟早有走到头的一天，产业转型是必需的，何况现在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人口红利”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人口负担”。

所以说，中国需要将自己的优势要素从劳动力改变为技术，这样才能占据产业链上游，步入新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升值犹豫，部分也是由于目前房市已经存在一个大“泡沫”了，而且相继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2年欧债危机影响后，中国出口受到影响，制造业增长率降低，不少实业家转行做金融，虚拟经济远远比实体经济活跃，这跟当年的日本很相似。

如果贸然将人民币升值，政府肯定担心会刺破房地产和金融业“泡沫”，引起经济衰退。

今年来央行为了应对欧债危机两次降息，企图刺激制造业和投资消费，但这同时也可能刺激虚拟经济，导致“泡沫”进一步胀大。

如何在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虚拟经济，这是政府正在探讨的问题，而且非常需要谨慎。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的人民币还是要升值的，升值对于促进购买力、鼓励企业海外扩张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金融部门经济的控制，逐步开展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给予“泡沫”充分的缓冲，防止出现类似“广场协议”带来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