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机制

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机制
当前，在中国，不论是从行业的角度，还是从地区的角度，FDI与工业集聚之间似乎都存在较强关联。

那么，究竟是工业集聚吸引了FDI，还是FDI促进了工业集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背景下，深圳、东莞等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并无足够集聚优势来吸引FDI，改革开放之后，FDI逐步涌入，在这些城市的工业成长中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现实的印象是，FDI推动了中国的工业集聚。

为了印证此种现实印象，本章将对FDI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机制进行探析，而后文将对FDI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本章关于FDI对中国工业集聚影响机制的分析，将从FDI的自我强化效应、FDI的区位优化效应以及FDI与工业集聚的循环累积效应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节 FDI的自我强化效应
FDI的自我强化效应是指，FDI对中国进行区位选择之后，一些FDI和内资企业特别是一些FDI企业，会因前期FDI企业的区位选择而做出相似的区位选择，而这些FDI和内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又会继续吸引新的FDI及内资企业流入，使FDI的作用不断强化，进而形成基于FDI的工业集聚。

FDI的自我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
FDI对中国的区位选择，会促使与之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企业也选址于附近地区。

前后向产业关联表示的是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因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而产生的联系，其中“前向”和“后向”是一个企业相对于另一个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

随着分工的发展，企业一般只集中于产业链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而进行生产，因此，基本上，任何企业都需要其他企业与之配套，才能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FDI企业也不例外。

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配置资源，具有投入产出关联的企业并不需要分布于同一个地点，甚至不需要分布于同一个国家。

但是，FDI企业在中国选址之后，还是会带动与之具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企业就近布局，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省运输成本。

FDI企业在中国选址之后，如果原来与之配套的FDI企业仍在原址生产，彼此之间的产品往来就会产生较大的运输成本，包括产品的储藏、装卸、搬运、输送等环节所产生的运输费用以及效率损失，而如果运输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FDI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业务联系的终止。

对于内资企业，情况亦是如此。

如果与FDI企业就近布
局，就可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和节约运输时间，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也就意味着该企业更有可能获得与FDI企业进行分工合作的机会。

因此，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与FDI企业具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FDI及内资企业均倾向于分布在其附近。

第二，降低交易成本。

FDI企业与产业链上其他FDI企业及内资企业进行业务往来，必然会涉及信息搜寻、谈判、签约、监督等项与交易有关的活动。

如果就近布局，不仅这些活动能够得以快捷、便利地进行，相关费用能够得到节约，而且这些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可得到降低。

另外，FDI企业与相关配套企业就近布局，有助于建立基于信用的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在遭遇困境之时，可以互相扶持，共渡难关。

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FDI企业的前后向关联企业倾向于与之就近布局。

第三，节约贸易成本。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与FDI企业相配套的其他FDI企业。

FDI企业在中国进行区位选择之后，与之具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FDI企业如果不在中国建厂或设立分支机构，彼此之间的产品进出口就会受到中国以及配套企业所在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制约。

而且，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FDI企业和其配套企业之间的产品往来还要经历繁杂的海关检验检疫程序，而这会导致双方效率的损失。

因此，为了降低贸易成本，FDI企业在中国选址之后，与之有前后向关联的企业可能会选址于相邻地区。

第四，获得溢出效应。

FDI企业对中国进行区位选择之后，为了获得溢出效应，一些与之具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企业会选择与之就近分布。

这一点尤其适合于一些规模较大的FDI企业。

大型FDI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R&D实力。

为了保证供应商的产品质量，FDI企业经常会为供应商提供信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援助等，甚至帮助其建立生产设施；为了保证产品的销售以及获得需求反馈，FDI企业常会为其客户提供技术培训、与客户建立产品信息反馈机制、帮助分销商建立销售渠道等，这会使前后向关联企业得以分享FDI企业知识外溢的好处。

可见，FDI企业的区位选择能够直接带动与之具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企业也选址在临近地区。

事实上，前期FDI对中国的区位选择，会促使与之有产业关联的后续FDI及内资企业也对该区位进行选择，而后续FDI及内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又会继续促使与之具有前后向产业关联的企业做出类似的区位选择，因此，FDI的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能够通过循环累积作用而不断得到加强。

二示范效应
FDI企业在中国选址之后，可对其他FDI和内资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其他FDI和内资企业在邻近地区选址，从而对工业集聚发挥促进作用。

FDI的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资源禀赋示范。

在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中，传统区位理论强调的生产成本因素仍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

中国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低廉的地租、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这些资源有利于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

而由于信息不完全、投资环境不确定等原因，这些资源禀赋优势并未被一些FDI企业所了解或接受，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如此。

如果一家或几家FDI 企业获悉了中国某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对该地区做出了选址决定，并在投资之后得以稳定地获得利润，就会对其他FDI企业产生示范作用，吸引其他FDI企业也对该地区投资以利用这种资源禀赋优势。

而且，率先做出投资决定的FDI企业在行业内影响越大，其示范作用就越强。

第二，市场示范。

其一，对内资企业的出口示范。

内资企业打入国际市场需要具备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产品营销、分销、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处理国际贸易的复杂程序的能力，而能够掌握这种能力的内资企业并不多见，在改革开放之初，情况更是如此。

[1]FDI企业通常具有较为成熟的出口经验和国际市场销售渠道。

因此，对于内资企业，与FDI企业就近分布并建立联系，就可分享FDI企业的出口经验，借助FDI企业的国际销售网络进入国际市场。

其二，对FDI企业的市场示范。

FDI企业在中国成功运营之后，就会掌握一些关于当地乃至国内原材料、中间产品供应商，以及销售、售后、物流等服务商的信息。

由于FDI企业拥有较为庞大的关系网络，其所掌握的本地乃至国内市场信息会通过关系网络传递给其他FDI企业，带动其他FDI企业进驻中国。

第三，创新示范。

其一，技术示范。

FDI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在进入某个地区的早期阶段，会对本地同行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部分本地企业遭到淘汰。

而从长期来看，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本地企业却可通过技术改善实现竞争力的提高，甚至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因此，从长期来讲，FDI会吸引同行内资企业布局在相邻地区，通过技术模仿实现技术升级，获得竞争力的提升。

其二，管理示范。

FDI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包括对员工的培训、对生产和销售的管理、对供应链的管理等，会对内资企业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吸引内资企业与其就近分布以分享其管理经验。

其三，新产品示范。

FDI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能够不断推出新产品。

而FDI企业推出新产品之后，与之相邻的企业就会迅速获得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并对新产品进行模仿，从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获得新产品生产能力。

因此，为了快速模仿FDI企业的新产品，一些企业会倾向于选址在该FDI企业附近。

第四，文化示范。

FDI企业在东道国能否获得成功，与对当地的文化环境熟悉与否存在较强关联。

FDI企业在中国某地区扎根之后，会逐步融入地区文化之中，了解地区文化中一些非
编码化的、隐性的知识，如与当地政府官员相处之道，与企业家、员工等各界人士沟通的秘诀，当地的礼节、习俗、道德规范等。

这些基于本地文化的隐性知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所难于了解的。

而且，FDI企业进驻之后，也会逐步培植起在当地乃至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国外企业所难以获得的。

由于FDI企业拥有较为庞大的关系网络，FDI企业对中国进行区位选择之后，其所掌握的当地的隐性文化知识就会传递给其关系网络中的其他FDI企业。

而熟悉当地文化之后，其他FDI企业就可能也对该地区做出选址决定。

第五，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示范。

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于中国，情况尤其如此。

这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至今仍不彻底，各级政府均存在对微观领域干预过多而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职能不健全问题。

外商决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后，在选取具体投资地点时，地方政府职能的完善程度常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如果一家FDI企业对中国某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考察之后，肯定了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其他FDI企业对当地政府服务水平的疑虑，就会对其他FDI企业尤其是来自同一母国的FDI企业产生示范，吸引其他FDI企业也对该地区做出选址决定。

正因为如此，常可发现同一母国的FDI企业高度聚集于同一地区的现象，昆山、无锡等地的“日资高地”便是较好的例证。

由上可见，FDI企业不论是对其他FDI企业还是对内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而且，示范效应也会像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一样通过循环累积而不断得到加强。

三竞争效应
FDI在中国选址之后，会带动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内外资企业也选址于相邻地区，从而促进工业集聚。

FDI企业通过竞争效应对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争夺市场的竞争博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FDI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争夺市场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在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的FDI企业可凭借市场份额的扩大获得更多利润，并通过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产品品质、开发新产品等活动，继续扩大垄断优势，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改变其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原始势力平衡。

因此，为了不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中落败，竞争对手之间常会模仿彼此的投资行为，一家FDI企业选择了一个东道国进行投资，其竞争对手也会竞相对该东道国进行投资，借以瓜分该东道国的市场。

因此，一家FDI企业在中国落户之后，为了不丧失中国的广阔市场，其竞争对手会模拟该FDI企业的直接投资行为，也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第二，跟随对手的竞争策略。

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迫使企业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动向，比
如，竞争对手使用了何种新材料、采用了何种新技术和管理方法、正在研发何种新产品、采用了何种销售策略、与哪些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等。

只有盯住竞争对手，及时了解对手的动向，充分借鉴对手的有益经验，才有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能够及时掌握竞争对手的动向，一些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会倾向于就近布局。

因此，一家FDI企业流入中国之后，会带动与之有竞争关系的FDI企业也对中国进行投资。

同时，与FDI同行业的内资企业也倾向于与之就近分布，通过跟随和模仿FDI的经营活动来提高自身竞争力。

第三，竞争性合作关系。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一些同类企业之间为了避免过度竞争以及降低运营风险，会倾向于结成战略联盟等合作关系，以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共同对抗外敌。

具有战略联盟等合作关系的企业倾向于集中分布，这是因为，一方面，集中分布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建立起基于信任的、稳定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集中分布有利于资源共享，如进行联合采购，以降低生产成本，进行联合研发，以节约创新成本和降低创新风险，进行联合营销，以打造区域品牌等。

因此，FDI对中国进行区位选择之后，会带动与之有战略联盟等合作关系的企业，或与之有合作意向的企业也选址于该地区。

与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和示范作用相仿，FDI通过竞争效应对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也可以通过循环累积得到加强。

此外，还应注意，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有时难于区分，共同起作用。

综上所述，FDI在中国做出区位选择之后，会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引致其他FDI和内资企业做出类似区位选择决定，从而形成基于FDI的工业集聚，并且，FDI对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循环累积不断得到强化。

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可在现实中发现FDI自我强化的例证（Head和Ries，1996；Wu和Strange，2000；Cheng和Kwan，2000）。

第二节 FDI的区位优化效应
FDI迁入某地区之后，不仅会直接引致其他FDI及内资企业的迁入，而且还会对地区的区位条件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增强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吸引力，进一步引致其他FDI及内资企业的迁入。

FDI的区位优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优化效应
FDI对中国做出区位选择之后，不仅会传播先进制度和观念，引发地区制度变革，而且会对当地的制度环境提出要求，迫使地方政府不断进行制度改革，推动地区制度变迁。

FDI的制度优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产权制度建设。

产权制度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

FDI流入后，会加快地区产权
制度变迁。

其一，FDI能够敦促内资企业明晰产权。

FDI决定对中国投资之后，常会采取合资、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与内资企业进行合作，而这些合作涉及产权的交易，必须以明确产权的归属为基础。

因此，为了便利FDI与内资企业的合作，政府会加快对内资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其二，FDI能够推动地区产权结构合理化。

FDI属于私有产权，流入后，可增加国民经济中私有产权的比重，并且，FDI的明晰产权所引致的激励效应，会促进国有及民营内资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扭转传统上以国家为投资主体的单一产权结构，加快产权结构多元化。

其三，FDI能够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FDI企业为了避免创新行为被当地内资企业模仿并凭借低成本优势抢占市场，会迫使政府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FDI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也会提高内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带动内资企业共同参与地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第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由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中国各级政府均存在职能不完善问题。

在FDI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估中，政府职能不完善经常是一个较为突出的负面因素。

而在引进FDI之后，FDI会对当地政府职能转变发挥积极作用。

其一，促使政府逐步撤出微观领域。

引进FDI之后，FDI要求与内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这会迫使地方政府减少对内资企业的政策扶持，逐步从微观领域退出。

其二，促使政府加快市场机制建设。

FDI流入之后，各项经营活动均需要以市场机制为平台来开展，这就会敦促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快推进市场机制建设。

其三，促使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FDI流入之后，在与当地政府的交流过程中，会对地方政府宏观服务不完善之处提出质疑，敦促地方政府加以改善。

同时，为了提高利用FDI规模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也会努力改善公共服务以满足FDI的需求。

可见，利用FDI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三，推动区域文化升级。

引进FDI之后，来自不同国家的FDI带来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这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会在与当地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步融入当地文化之中，从而提高当地文化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先进文化的吸纳能力。

而且，FDI带来国际化的经营理念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思想，这种理念和思想会在FDI与内资企业的交流过程中逐步深入人心，促使当地人形成自主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及开拓进取、力争上游的向上意识。

另外，由于FDI企业十分重视诚信，在与FDI企业的业务往来中，一些诚实守信的内资企业会逐步与FDI企业建立起稳定的业务联系，并借此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

而这将对其他内资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促使其他内资企业改善信用，结果是，区域整体信用环境会得以改善。

可见，FDI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区域文化的改良与升级。

由于FDI能够促进地区制度优化，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Dunning，2006；Wei，2000；Du等，2008；邱成利，2001；金煜等，2006），因此，FDI能够通过制度优化效应引致其他企业区位选择，进而推动工业集聚。

二基础设施改善效应
FDI的迁入有利于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

FDI的基础设施改善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FDI可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首先，FDI会敦促地方政府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不论是为了吸引FDI还是更好地利用FDI，地方政府均会努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地方政府会着力改善硬件交通基础设施，如开辟新的铁路、公路、航空、航海运输线路，增加各种运输方式的客货周转量，采用新的运输技术手段，更换新的运输工具，改善机场、码头、火车站和汽车站的硬件设施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尽力改善交通运输软设施，如改善铁路、机场等运输方式的运输服务、简化海关程序、降低通关费用等。

其次，FDI能够促进地区交通物流服务的改善。

FDI的流入会吸引交通物流企业迁入与之配套，FDI 的运输需求也会敦促交通物流企业不断改善技术、设施及服务。

交通物流服务企业的成长和壮大，有利于地区交通软环境的改善。

再次，FDI本身也会参与推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FDI企业为降低运输成本，甚至会选择赞助或参股等形式推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FDI可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FDI能够推动信息工具和设施的推广与普及。

相对于内资企业和机构，FDI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信息工具和设施，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

引进FDI之后，FDI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方式就会快速被当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及机构所模仿，带动信息工具及设施的迅速推广和普及。

另一方面，FDI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基础设施是各类基础设施中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较大的成分之一，因此，不论是为了吸引FDI，还是为了留住FDI，地方政府都会积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为了宣传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吸引更多的FDI，地方政府会努力搭建对外宣传的信息平台，介绍区内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基础设施、市场条件、优惠政策、发展规划等，并为有投资意向的FDI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为了满足区域内FDI及其他企业寻找经济合作伙伴的需求，地方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会共同建设市场信息网络平台，以即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为企业进行电子交易提供便利。

第三，FDI可推动公共及服务性机构建设。

一方面，FDI能够促进大学、科研机构及职业培训机构等公共教育机构的发展。

FDI企业在一个地区的选址会创造出新的就业需求，促使大专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加强FDI所涉领域的教育和培训力度；FDI企业为了提高技术水平、
开发新产品以及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通常会与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联合研发及科技交流，在合作过程中，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能够得到提升；为了满足FDI及内资企业的用人需求，地方政府也会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另一方面，FDI能够促进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发展。

FDI企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因而对配套服务的要求较高。

为了吸引FDI及利用FDI，地方政府会加强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如增加对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投入，鼓励展览会、科技洽谈会、投资贸易促进会等交流平台的建设，推动金融、会计、审计、法律、职业服务等服务性机构的发展等。

此外，一个地区不仅在吸引和利用FDI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且，由于FDI 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而经济增长带来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财政收入的提高又会带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因此，FDI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效应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的改善。

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吸引企业区位选择的积极性因素（Dunning，2008；Coughlin等，1991；Combes和Lafourcade，2002；Broadman和Sun，1997；金煜等，2006；路江涌、陶志刚，2007），因此FDI能够通过基础设施改善效应促进工业集聚。

三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FDI流入中国之后，能够对当地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作用。

FDI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FDI引致的区际人力资本流动。

FDI能够通过吸引区外熟练劳动力迁入而引致区域人力资本提升。

与内资企业相比，FDI在吸引熟练劳动力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一般来讲，FDI 企业盈利能力较强，雇员能够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FDI企业规模较大，雇员能够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FDI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雇员能够积累更多的专业化技能和管理经验；FDI企业竞争力较强，被市场淘汰的机会较小，雇员能够降低失业的风险。

FDI 企业的这些优势会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吸引力，导致其他地区的高素质劳动力流入FDI所在地。

同时，FDI也会对区内劳动力产生吸引力，为了与FDI企业争夺人才，当地内资企业会竞相提高对雇员的待遇，而这会导致地区整体劳动力待遇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引致国内熟练劳动力向区内迁移和集聚。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的人才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就与FDI的劳动力迁移效应有关。

第二，FDI本身的人力资本培养。

FDI企业招募到国内的熟练劳动力之后，会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培养机制进一步提高这些劳动力的素质。

首先，FDI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和良好的企业文化，FDI企业的雇员在工作过程中能够逐步掌握这些知识、技能和文化精髓。

其次，由于FDI企业拥有较为发达的国际关系网络，其雇员有机会通过这些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