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古典悲剧的差异及成因

论中西古典悲剧的差异及成因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摘要：《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古典爱情悲剧的巅峰，它们都极其完美地再现了男女纯洁忠贞的爱情。

由于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化、宗教观念、观赏者的审美心理、审美理想、悲剧理论等的不同，中西方古典悲剧作品具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探讨，探寻西方审美对中国审美的影响,以及对中西审美的现状和趋势进行思考。

关键词：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
ABSTRACT：Both the Butterfly Lovers and the Romeo and Juliet are the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 romantic tragedies, reproducing the pure and loyal love perfectly.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religious concepts, aesthetic ideals,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the theories about trage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great distinctions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al tragic works. Therefore, this thesis aims at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by analyzing these dissimilarities.
KEY WORDS：the Butterfly Lovers ;the Romeo and Juliet ;tragedy
绪论
《梁山伯与祝英台》（下文简称《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古典爱情悲剧的巅峰，极其完美地再现了东西方男女纯洁忠贞的爱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部西方爱情悲剧，在情节，结局，人物安排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因此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周总理提议介绍辞中加上这么几个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见两者的渊源。

但这两个悲剧在本质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其美学观念、审美心理等不可避免的打上民族的烙印。

一、《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剧的相似之处
（一）相似的思想背景
《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

当时新型的资产阶级力量已经比较强大,他们生气勃勃,不满现状,勇于改革,对前途充满信心,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

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始于东晋,其后1600多年间,这个故事情节不断繁富、思想内容也不断复杂化,表现形式亦不断丰富多采,至越剧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集民间故事之大成,作了加工、提高,升华为艺术精品。

纵观这些作品,其基本的情节、人物和追求爱情自由的主题是一致的。

梁祝故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

汉末以来,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多种文化思想兴起,儒家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冲击,社会呈现出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趋向,女性生活出现了罕见的潇洒、自由、放达的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祝英台的女扮男装,梁祝的自由恋爱。

所以两个悲剧的思想背景有相似之处。

主人公都是生气勃勃,勇于改革创新,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

（二）相似的情节
尽管世界上各个民族千差万别,但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人们遭遇的问题,面对的困难,却常常是相似的。

追求真挚的爱情这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而纯洁真挚的爱情来之不易有时又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这也是各民族都曾出现过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两者都以美好的自由恋爱开始,又都经受了家庭的种种阻拦,最后忠贞不渝的主人公双双殉情。

（三）相似的情感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表达忠贞纯粹的爱情。

无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反映了特定时代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剧的差异
（一）在情感表达上的差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人物的言行举止较为含蓄,需要读者主观意识的渗入方能领悟。

作品中多处运用比喻、暗示等手法表现事实和心态。

以“十八相送”为例,祝英台寓情于景,以牡丹花、母鹅、比目鱼,美鸳鸯、牛郎织女等事物委婉地暗示自己的女儿身及对山伯的爱慕,愿意终身相许。

当他们行至送子观音堂的时候,梁山伯说到“金童玉女列两旁”,英台马上应道“他二人分明夫妻样,谁来撮合一炉香?”表现出她对梁山伯不能会意,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焦急与无奈。

《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不同,人物情感的表达都是大胆而直接的。

他们频频约会,互诉衷肠,朱丽叶对罗密欧说:“亲爱的罗密欧……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你的目的是在于结婚,那么明天……带信给我,告诉我你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①而罗密欧也对朱丽叶说你就是我的爱,为了朱丽叶愿意放弃自己的姓氏。

这里罗密欧与朱丽叶用最直白明了的语言,表达了彼此对爱情的坚贞。

超越社会伦理教化的价值体系，奋不顾身地追求所爱。

（二）在悲剧结局的处理上的差异
两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都是以死殉情。

但《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于采取了幻想手法,负载了人们在现实的苦难生活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从而稀释了悲剧感,使观众在哀痛之余又颇感安慰。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结局却是彻底的、绝对的,它将冰冷的墓穴中两具血淋淋的尸体展现在舞台上,留给观众的是沉重的恐惧与悲痛: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不会再复活了,今生不能相守,来生……没有来生。

如果说梁祝的结尾是用虚幻的方式回避了血腥与恐惧,富有浪漫色彩,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以真实地直面死亡甚至尸体来震撼人心。

（三）在情节设置上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祝的故事织入了许多幻想情节,这些情节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发展逻辑。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化蝶双飞”等情
节就是后人在原来梁祝故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而凝成的,为整个梁祝故事增添了一笔浓郁的幻想色彩。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注重根据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

全剧五幕二十四场,在短短五天时间里,整个事件的发展环环相扣,其中虽然也有巧合,但整体上来说,情节的发展是合乎逻辑,顺情顺理的。

此外,剧中朱丽叶死而复生这一情节的设置,也不同于《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死而复生”。

前者是朱丽叶喝下了教父给的药假死,等到药效散尽后才复活的,相对来说是一种科学的手段,令人信服,不似梁祝采用化蝶式的幻想的手法。

可以说,在情节设置上两部作品一虚一实,一幻一真,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三、中西方古典悲剧的差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上述三方面的差异,正体现出中西审美追求主观善美和追求客观真美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往往要求“缘事而发”,但在反映现实时,以情为重,强调对物质世界的超越。

这种超越,突出反映为主观上对和谐美的追求。

它往往致力于化解冲突,追求精神的和谐,即情与美结合的善美。

中国自秦以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中庸观念根深蒂固,这也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情趣长久不衰,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含蓄、和谐的风格,而这种和谐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对“圆”的境界与结局的追求。

中国历代文艺作品中,无论人物的命运多么坎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作家也总是通过主观作用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中,力图使作品当中的故事得到圆满的、理想的结局。

无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化蝶,还是《娇红记》中的“鸳鸯冢”,还是《杨叛儿》中的连理枝,还是《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都以夸张、比喻、幻想等方式来体现理想的完美。

中国式的悲剧在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苦难时,从来不把苦难作为悲剧的最终目的。

正是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和谐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一种善美:超越了苦难的现实,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并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而西方传统文明的基调是理性知识主义,理性知识一直是人们的一个最高理想。

正如策勒尔所说:“希腊哲学在公元前6世纪就大胆地并几乎是猛烈地踩出了由神话通向理性的道路。

”充分地信任理性、用理性追求知识、智慧、艺。

因而,西方以希腊为代表是科学型文化,重视客观和人本主义的结合,强调对物质世界的反映,追求真美。

这种真美不仅反映为人物形象的真实,同时也要求情节安排的合情合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人的天性在于摹仿,认为文学、戏剧、音乐的本质在
于摹仿。

他重视反映客观的事实,并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

他肯定了摹仿的艺术不仅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而且还能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反对戏剧情节中不近情理的事。

同时认为只有真实的、合乎逻辑的才是真正美的作品。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正是以合理紧凑的情节,实践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要求的艺术创作的整一性:“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模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

”③这种整一性,使得作品本身呈现出一种客观真实性,反映出西方追求客观真美的审美倾向。

（一）在戏剧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塑造上,西方古典戏剧突出主人公精神，昂扬和壮伟，强调其拼杀到底、鱼死网破而在所不惜的精神。

如西方古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因其生父忒拜从神谕中得知他长大后将杀父娶母,于是被抛弃于荒山野外,然而俄狄浦斯不但没有死掉,反而成为科任托斯国王的养子。

当他误杀自己的父亲，又得到神示,必须揪出杀害前王的凶手,否则全城将死于瘟疫。

他不顾一切的追缉凶手,一步步地暴露了自己杀父娶母的行为,一步步陷入不可抗拒的命运罗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古典悲剧中,主人公往往是崇高的、善良的、忠义的、孝顺的、忠贞的和忍耐的等等。

如《窦娥冤》中的窦娥,20岁时已当了三年的寡妇,尽管这样,她仍与世无争,更没什么多么高的要求,只想平静地生活下去,万念俱灰的窦娥唯一的目的就是服侍好婆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二）中国悲剧强调悲剧冲突的曲折、生动,讲究情节起承转合的巧妙安排,所以可以称之为“情节悲剧”，《汉宫秋》中的王昭君,因没有贿赂毛延寿,而被其在画像眼下点一破绽,使她十年长闭深宫,见不到君主。

中间经历众多情节起伏，最终昭君投江自尽。

西方悲剧冲突往往强调的是人物性格之间的强烈对抗，如《奥瑟罗》中的主人公因为自己的轻信和草率,亲手杀死了自己最爱的美丽、善良的妻子等等。

（三）在戏剧冲突方面,中国古典悲剧不管冲突的过程是多么的悲惨,到最后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

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之一《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历尽了世间的千辛万苦,遭遇催人泪下,至最后的结局,终得到了孝妇的好名声,并与牛小姐二人和平相处,共侍一夫,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西方在这方面也有着与中国悲剧迥然不同的特色,冲突过程撼人心魄,主人公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宁愿选择“玉碎”也不会选择“瓦全”,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
也毫不犹豫地奋勇直前,最后往往是以惨烈的牺牲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代表着西方古典悲剧的最高成就的《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在父亲被害、母亲嫁给自己的叔叔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最后只能凭一时冲动抱着宿命论观点行动起来,任凭命运女神把他当作一管箫,吹出她愿吹的调子,最后哈姆雷特与所有善恶人物都遭到了毁灭。

四、中西方古典悲剧差异产生的原因
中西方古典悲剧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 跟中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民族欣赏心理等是分不开的。

(一)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西方的基督社会信奉人死后灵魂得救,把死看成是一种充满殉道者牺牲精神的高尚行为。

所以,西方人爱以伟大人物的死亡和美的毁灭为悲剧的结局,表现主人公绝不向命运或自己的对立面妥协,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而中国的宗教文化是以“永生”为主要特点,是一种“泛神”的宗教,这种特点导致中国人相信“善有好报,恶有恶报”,特别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传入后影响十分巨大,佛教很快被世俗化,人情化,尤以禅宗为甚。

它的“来往”学说、“生死轮回”观念、天堂地府构想,对中国古典悲剧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不少悲剧的结尾采用天人感应、轮回报应、神仙正果那一套,不能不说是受到宗教观念的作用。

所以,在戏剧中,主人公往往表现出“忍”的特点。

（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内调和。

以及宗法制的国家形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僵化统一的思想教育和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形成了个人服从社会、个人认同社会的克己思维模式。

人存在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世的伦常关系之中, 人的所思所为都必须符合这种规范。

所以,在中国古典悲剧中,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支配着悲剧主人公的性格。

而在西方古典悲剧中,悲剧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 他们能够依据各自的独立判断力作出毫不妥协的选择,甚至把个人的判断凌驾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上,这种过于独立的判断往往带有过于浓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断,从而产生不理智的举动,走向意愿的反面。

但中华文明起始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国人是以整体和谐为美之极至,以道德修养促内在完善为基本特色的价值观念。

这一特征虽然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但也在需要创造更新的历史进程中,抑制了中国公众自我人格的声张和抗争命运的力量。

祝英台正是在“父母之命不能违”的观念下,寻求协调,答应了婚事。

最
后的投坟化蝶只是无奈的选择。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禁锢着她的思想,她没有冲破家庭,寻求自由爱情的想法。

西方文明则起始于开放性的商业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

”②在那种个体本位主义价值观念和以斗争求和谐的美学思想作用下,西方人更尊重自我、热爱生活、外向开拓,西方悲剧所表达的审美意向主要是鼓励抗争,西方悲剧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则是趋向崇高。

西方的这一美学观念,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丽叶进行了一系列的彻底反抗,其悲剧是因为偶然因素,而不是她个人原因造成的。

梁、祝二人把爱的希望寄托于封建势力的允许上,对爱的争取远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积极的行动,其反抗是在背负着沉重的伦理观念的前提下进行的,其悲剧的结局是必然的。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东西方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无所顾忌,在他们的观念中爱就是爱本身,什么家族世仇、杀兄之仇、前任情人、礼法约束都可以抛弃。

他们的伦理本身就允许和激励他们追求自我的幸福。

这种爱即使放在今天开放的中国也是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的。

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恐怕西方人也会为之叹息,甚至不理。

（三）从民族审美心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美学在崇高的心理内容上,强调的是崇敬,而不是恐惧,这种悲剧情感的特定内容决定着中国古典悲剧人物在品质上不同于西方古典悲剧人物的特点。

而西方对悲剧的欣赏更看重使人“恐惧”的悲剧,博克就认为,崇高在心理内容上的突出特征是恐惧,其次才是崇敬。

所以,西方古典悲剧强调的是“借引起恐惧与怜悯而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③。

（四）从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看,中国悲剧以和谐美作为理想,古代戏剧作家深受儒家“温柔敦厚”“中庸”调和思想的浸染,因而在艺术创作上往往体现为一种婉而成章、从容中道的美学风格。

在这种美学氛围中,呈现在观赏者眼中的中国古典悲剧,就没有西方悲剧那种一悲到底、以美的毁灭来唤起观赏者的“恐惧与怜悯”从而进化人们心灵的特征,而是给人一种单纯、均衡、宁静、和谐的美感。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

”还指出:“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④朱光潜先生说过:“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都一定会感到惊讶和不快的。

这就使我国的古典悲剧不象西方悲剧那样始终充满了苦难和死亡、充满了恐惧和不幸,
而如水中行舟一样,虽有惊涛骇浪的拍打,而终究要归于风平浪静的港湾。

”⑤
结语
虽然中西方古典悲剧具有相当大的审美差异性,但不管怎么样,它们在戏剧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都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

中国古典悲剧的“亮色结局”,可能会相对地削弱原来的悲剧气氛,但却不能改变悲剧的性质。

正面的人物悲壮的死去,有价值的东西一一被毁灭,观众的敬仰、同情、悲痛的感情已被激发出来,悲剧已构成。

同时尽管反面的恶人受到了惩罚, 观众也相当地出了一口气,却没有消除对他们的痛恨。

总之,从总体而言,这种“亮色结局”虽有不尽人意之处,却并未改变悲剧的本质,而充分体现我国古典悲剧浓郁的民族特色。

无力发现悲剧性就是认识不到积极价值在不可避免地毁掉，就会价值盲从，就会流众，这些都是鲁迅早已批判过的国民性。

因此我认为，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智慧和意识，要以一双善于看到悲剧的眼睛，学会对待真正的积极的价值。

注释
①[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29页
②[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27页
③[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38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61页
⑤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218页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M ].陈中梅,译注,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德]歌德.歌德文集(第2 卷)[M ].冯至,姚可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1997.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赵清阁.梁山伯与祝英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6.
[9]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0]朱光潜.谈美书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