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再造与文化自觉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再造与文化自觉
戚晓明
【摘要】乡村文化是理解乡村社会的切入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乡村内生文化的再造非常有必要.文章通过对乡村文化再造实践案例的分析,发现乡村文化再造策略有:注重包括古色文化、戏曲文化、红色文化在内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通过文化产品、文旅融合项目及校地联姻等手段打造品牌文化;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发展时代绿色文化等.然而,在文化再造的背后仍然存在着文化断层、工具化及“异化”的隐忧.要缓解这些隐忧关键在于文化自觉.提倡挖掘乡村文化精英,发展文化自组织;赋予农民“话语权”,实现多元共治;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践行文化创意等.
【期刊名称】《艺术百家》
【年(卷),期】2018(000)005
【总页数】6页(P94-98,116)
【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再造;文化自觉;乡村振兴;内生
【作者】戚晓明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0
一、问题提出及个案选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经济、政治、文化、
教育、民生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显得格外重要。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口。

[1]119
费孝通指出，乡村性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文化在理解乡村中具有重要意涵。

对文化的理解是乡村文化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基础。

[2]160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
社会“被嵌入”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相伴而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乡村文化建设滞后问题，表现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衰微[3]31、乡村文化资源匮乏、乡
村公共文化组织不健全等等。

[4]64-68尽管2000年至今政府在人、财、物方面
加大了投入，如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文化礼堂、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以及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但却也阻挡不了乡村文化的没落和衰败。

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乡村社会精神生活的困乏，无法实现常态化发展，并且还常常使乡村的内生文化被遮蔽甚或压抑。

[5]124而恰恰这种内生文化折射了乡村的精神内核，
塑造着乡村的集体认同。

因而，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下研究乡村的文化再造，尤其是乡村内生文化的再造显得非常有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S市Z镇的乡村文化再造
实践为个案，通过对该镇乡村文化再造策略的梳理与审视，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再造的现实境遇及解困路径。

Z镇位于J省北部，镇域总面积73.7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6.67万亩，林网面积4万亩，水域面积1.3万亩，辖5个居委会、9个行政村、123个自然村庄，总人口4.29万人，其中劳动力人口2.96万人。

全镇森林覆盖率达37%以上，生态
环境优越，土质肥沃，水源充沛，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苗木之乡、蔬菜之乡。

2013年Z镇所在的县被省综改办列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2014年该镇获“国
家级生态乡镇”称号。

近年来，Z镇紧紧围绕美好乡村建设不断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初步形成“五大”文化特色：古色文化、红色文化、戏曲文化、绿色文化以及长寿文化。

二、文化再造策略：注重历史文化、品牌文化和时代文化建设
所谓乡村的内生文化，即乡村土生土长的文化。

当然也有些学者提出外来文化资源只要被乡村消化吸收[6]177并用来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也属于内生式的文化。

不过，从Z镇的文化再造实践来讲，其打造的“五大”特色文化均属于乡村土生土
长的文化，植根于乡村。

(一)传承历史文化
正如每个生命体都拥有不同的遗传基因一样[7]51，乡村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

必须慎重考虑这些传统历史文化，因为其彰显了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基因。

而这独特的文化基因传递着当地的传统价值、规范和伦理，是乡村生活秩序有序运行的固有基因，也构成为乡村振兴的厚重根基与现实需求[8]180。

Z镇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主要侧重于古色文化、戏曲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发展。

1.挖掘历史人文古迹，弘扬古色文化
据史料记载，位于Z镇ZB居委会辖区内曾有作朱陈庙，相传朱陈庙的前身就是历史传说中讲诚信典范的季札“挂剑台”。

季札的品德以为Z镇人民所继承，古朴
淳厚，对人热情大方，对朋友讲诚信、重义气。

这些世情风俗，就像挂剑台一样代代相传。

查阅相关史料记载有《史记·吴太伯世家》《魏书·地形志》康熙《泗州志·古迹》等等。

目前，Z镇文化部门正在深入挖掘相关史料，倾力打造礼仪诚信
的文明乡镇。

此外，Z镇还注重保留特色民居，对部分老旧严重的民居，翻修时尽量保持其原貌；注重弘扬传统民俗，通过影视资料等形式薪火相传。

2.传播戏曲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徽四大优秀戏曲剧种之一的泗州戏，在Z 镇传唱已经有百年历史并得到传承发扬。

每到逢年过节或是农闲时节，该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就组织广大群众放下农具，自编自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泗州戏文艺节目。

早在2001年，Z镇中心学校还把泗州戏作为课余素质教育内容，变身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传习所，利用课余时间教授学生学唱传统泗州戏曲目，争创为文化特色学校，被授予市级“非遗进校园”传承基地。

当地政府还在镇区人口居住较为集中的小区配套建设泗州戏大舞台及广场，为群众提供自编、自唱、自演的平台，让泗州戏在民间得到传承与发展。

3.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基地
Z镇作为革命老区、红色热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张爱萍、韦国清等都曾在该镇战斗、工作、生活过。

ZQ村作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旅游和原S县政府所在地，曾被当时的《拂晓报》誉为“苏北的小延安”，新四军四师九旅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合编成立大会在该村召开，境内留有市级文物保护点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合编成立旧址纪念亭、“八座墓”五名烈士等多出革命遗迹。

在这样的基础上，Z镇通过修葺维护这些红色遗址，将其打造成红色旅游基地，以期对当地人及外来者带来红色洗礼和教育。

(二)打造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名片。

Z镇境内河流密布、绿树环绕，水土及空气质量好，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孝道传承，因而当地人的寿命普遍较高。

“八十能种地，九十还爬树，百岁穿针线”，在Z镇随处可见。

镇域内百岁及以上老年人6位，90岁以上老年人168位，各项数据均高于国内外“长寿之乡”评审的必达指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亮做响以“长寿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品牌效应，是当地政府努力的目标。

具体来讲，该镇从文化旅游、文化产业及校地联姻三方面扩展品牌文化效应。

1.开发品牌文化产品，培育文化产业增长点
“银发潮”将对未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老年人越来越多的背景下，老年人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而形成的养老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认识的提
高，绿色食品、健康产品及保健养生服务等将会受到更多消费群体的青睐。

因而，有着优良长寿文化基因的Z镇在努力获得“长寿之乡”这块金字招牌的同时，深
挖长寿文化、做精长寿产业。

该镇鼓励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网络创客、普通农户等各类经营主体，抓住长寿之乡商机，积极行动。

目前，该镇水蜜桃、生态火鸡蛋、干槐树花、蜂蜜等农副产品和长命锁、虎头鞋、儿童绒线手链等百岁老人手工产品已经陆续走向实体和网络销售市场。

当地政府还申请了长寿的商标。

2.将品牌文化要素转化为旅游产品，打造文旅融合项目
2017年该镇打造长寿文化公园；引入专业商业公司建设候鸟式养老基地；争取上级政府投入或PPP模式建设养老福利院；招商健康产业项目进入镇工业集中区；
布点百岁老人吉祥手工产品家庭加工点；提升镇内健康休闲基地如南水北调景区、花木林海、世外桃源、缥缈园等。

2018年养老基地建设运营；长寿产品、手工艺品、健康产品产业链成形；生态养老旅游、百岁老人家庭手工作坊亲子体验游成为县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城市家庭前来游玩并购买产品如长命锁、虎头鞋、红肚兜、绒线手链等。

由此，用文化的理念发展了旅游，用旅游的载体传播了文化；从而产生了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叠加效应。

3.通过校地联姻做靓文化名片
目前，Z镇已与J省内12所高校共建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一方面，Z镇可以
为高校提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场所，也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文化资源、技术资源、人脉资源和商业资源，把当地的“长寿文化”品牌做得更大、更响，把“长寿产品”销得更多、更远，实现高校与乡镇的互惠双赢，致富农民。

(三)发展时代文化
Z镇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优越，发展了生态宜居的绿色文化。

这也是在当地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

党的十九大就提出了“生态宜居”的乡村
发展方向。

Z镇凭着肥沃的土地，悠久的蔬菜种植历史，良好的种植技术及其品质，很早就被列为省无公害蔬菜基地。

这是一个绿色生态的花木之乡。

境内森林覆盖率达37%，完整地保存了大片的杨树，有“天然氧吧”之称。

近年来通过土地集中
流转出土地用于景观花卉苗木种植，形成规模苗圃繁育基地。

该镇农产品种植历史悠久，境内有优秀粳米、芦蒿、萝卜、白菜、辣椒、菌类等春天然绿色食品，兼有柿林、桃园、葡萄园等水果生产基地。

三、文化再造背后的隐忧：文化断层、工具化及“异化”
基层政府在地域文化内涵的挖掘上和制度设计上高瞻远瞩，不仅发展了当地内生式的文化，还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但基层政府的设计并不意味着其在真实的乡村居民文化生活中的欣欣向荣[9]56。

基层政府致力于依托当地内生式文化资源，再造
古色文化、红色文化、戏曲文化、绿色文化以及长寿文化“五大”文化特色，提升当地文化软实力，丰富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营造健康积极的文化氛围，从而形成特色镇村，推动当地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但从调研的情况看来，除了文化产业发展中乡村居民的参与外，其余文化再造过程中，乡村居民较为被动，乡村依然存在着“政府动而村民不动”状态。

具体表现在：
(一)文化断层：年轻一代对传统历史文化所知甚少
从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再造来看，Z镇重点发展了古色文化、戏曲文化和红色文化。

但是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对于乡村的传统历史文化所知甚少且不关注。

与此同时，乡村留守的儿童、青少年、妇女也对这些传统文化不太关注。

对传统历史文化了解较多的往往只限于老年人中的男性。

一般孩子或者青壮年都不太好奇会去询问历史，只有过节回来看到父辈的宣传红色文化诗词簿还会问一句，“有意思吗?”自己丝毫不感兴趣。

孩
子们在爷爷奶奶吃饱穿暖的教育理念下，也很少有接触这些文化。

就古色文化和红色文化而言，村内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会眼里闪着光，拉着你事无巨细地娓娓道
来。

就戏曲文化而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泗州戏也因人力资源的缺乏而难以传承下去。

政府想要通过戏曲文化进校园的方式来促进泗州戏的传承，在校园内设立戏曲社团，由老师每周一次地教授泗州戏。

这应当是一种可行且有利于培养文化接班人的方法。

然而现在学校缺少能够教授泗州戏的老师，原先仅有的几位老师都先后去了其他地方发展，学校的泗州戏课程岌岌可危，戏曲文化传承的任务显得更加困难。

这流传百年的泗州戏，原来是农闲时农民可以在一块吹拉弹唱的休闲娱乐活动，是农民精神上的寄托；但现在乡村知道的人寥寥无几，更别说会唱几句的人了。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离土”性使乡村社会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被剥离，破坏了乡村旧有之意，也带来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坍塌。

[10]152而传统乡村历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是乡村发展的精神基础。

显然，基层政府意识到了传统历史文化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试图挖掘当地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精髓，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推动仍然和90年代末出现的“文化下乡”有些类似。

这种政府“一头热”的行政化推行方式，忽略了农民的需求和声音。

即使是内生式的本土文化，如果农民只是作为看客，被动地参与甚至是不参与，忽视了对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全然由政府推行；那么效果无异于“外来植入”，难以形成认同，这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依旧缺乏动力。

实际上，内生式的传统历史文化从特征上不像政府推行的“文化下乡”的产品，它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能和乡村生活联系起来。

那么，如何使得传统历史文化鲜活的存留与发展，是要考虑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乡村文化主体——人的能动性。

在文化断层的状态下，如何激活农民对传统
历史文化的兴趣及文化本身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

(二)工具化：文化建设被置于推动经济、政治发展的从属地位
Z镇无论在打造传统历史文化还是品牌文化亦或是时代文化时都或多或少带有工具化的倾向，文化建设服务于当地的经济、政治发展。

例如他们把红色文化基地打造成旅游景点；在做长寿品牌文化时注重做出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开发长寿
文化旅游基地；在做生态宜居绿色文化时也注重打造生态旅游区域，等等。

这一切都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同时，挖掘文化内涵，打造长寿文化，攻坚“长寿之乡”“生态之乡”等称号，这些扩大了该镇的知名度，增加了基层政府的政绩。

当然，这些做法确实取得了成效，在发展当地文化的同时推动了经济、政治的发展。

但落到文化建设的细微处，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例如一些农村社区文化管理组织、机构有名无实，部分已建成的文体设施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成为了摆设。

镇文化站长期大门紧锁，利用率较低，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地方特色文化建设偏向纸上谈兵，甚至出现了“让马跑却不给马吃草”的情况。

一些文化场所只给挂了个牌，无后续工作，沦为面子工程。

社会学家布迪厄说，“文化既可以呈现物质性的一面，又可象征性地呈现出
来”[11]198。

这里“象征性”主要指其内在价值，彰显文化对人和物的养治与育化，诸如知识教化、行为规范、思想引领等[12]44。

这也是文化初始的功能。

而“物质性”则主要指其经济价值。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引入，文化的经济价值愈来愈以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形式彰显出来，成为实现人们物质利益的价值依归[12]46。

而文化和政治历来就一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作为规制人们行为
和思想的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一直存在。

由此，就不难理解在文化再造背后的隐忧之一——工具化。

但是，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都不是文化发展的全部，文化
发展的关键价值还在于凸显文化自身的引领价值。

前两者都是为后者服务，文化最终要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三)异化：文化再造的预期与实效存在一定的张力
Z镇文化再造过程中出现了异化现象，即文化再造没有与农村生活、农民的需求充分衔接，甚至在农民之间产生隔膜；一些文化成为少数精英的文化，不是农民的大众文化。

地方特色文化作为一种极具凝聚力的文化，社区成员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是影响其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农民对于政府辛苦打造的特色文化却了
解的并不多。

例如，长寿文化建设中，政府(市、县政府)逢年过节就会派专人来看望百岁老人；但当地人很多人却说并不知道，因为村(居)委会没有通知，直到事后有些人才从宣传栏上看到相关新闻。

很多农民认为即使知道了也无所谓。

更别提其他长寿产品产业的发展，只有和其有直接相关的人员才了解。

再如，泗州戏作为地方特色曲艺文化，却被官方用作政策宣传工具，频频出现与当地生活风俗迥异的内容。

县文化部门有时来办免费演出，曾经将吃苦耐劳的精神赋予到戏曲表演中，希望对农民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据说看的人很多，看不懂退场的人也很多。

还有些其他的特色文化活动如镇上的希望书屋、楹联诗社，懂的人少，主要以少数退休老干部、教师和医生为主，难以成为普通农民的大众文化活动。

内生式文化的培育与再造更需要农民的参与与认可。

正如吉登斯所说，文化由特定群体成员的价值观、他们的准则及所创造的物质事物组成[13]31。

广大农民的广
泛参与、体验才是乡村文化存活的依据。

少数人的精英文化无法重塑或改造乡村的传统习惯和地方性知识。

如果广大农民在乡村文化场域中只能作为看客被动地“欣赏”(假如他们能够看懂的话)“异域”景观[14]110，那只能说明文化异化了，乡
村文化再造的预期与实效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张力。

四、乡村文化再造解忧的关键：文化自觉
如前文所述，本文所谈的乡村文化再造主要是内生文化的再造。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所谓“内生”是从乡村社会固有的肌理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以“内生”的方式出现在乡村社会的事物是完全可以被乡村社会成员用地方性知识来解释和言说的。

[15]67这种乡村成员用地方性知识的解释和言说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从Z
镇内生文化再造的主体的来看，目前的主体显然是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包含了较少一部分乡村社会成员，也包含一些外来的社会成员，其表达的是一种官方的行政权力。

那么，基层政府对内生文化的解释和言说显然是容易偏离地方性知识的。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基层政府在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内涵、进行文化再造的背后存
在这样的隐忧：文化断层、工具化、异化现象明显。

要缓解这些隐忧，就要回到对内生文化的分析上，即内生文化是可以被乡村社会成员用地方性知识来解释和言说的，这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的概念[16]15-22。

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
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

[17]5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提出乡村文化再造解忧的关键：文化自觉，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挖掘乡村文化精英，发展文化自组织
乡村文化精英是文化建设的领军者，是先进文化自觉的实践主体。

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文化自觉意识需要那些具有先知先觉的时代领潮人士唤醒[18]20。

一方面，文化精英在乡村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权威和认同感，且与其他人的关系较为紧密，具有一定说服力；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精英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开阔的社会视野，能够承担起传播内生文化的职责。

但是如前文所述，随着乡村劳动力的外流，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乡村常驻人口往往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文化再造面临文化人才断层。

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退休老干部、乡村尚在的教师以及妇女都是可以挖掘的乡村精英。

与此同时，乡村也已经受到市场价值观的影响，农民的经济理性更多于情感驱动，退休老干部、教师、妇女等乡村内生文化精英是否能通过个人魅力带领大众开展文化活动也存在着疑问。

因而在此过程中，乡村基层政府、村委会应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在物质上、场所上充分支持以文化精英牵头的乡村文化组织，以免文化活动的发展因为缺乏资金运作走向消亡。

由乡村文化精英领头的乡村文化组织能形成村庄内生文化传承的自主力量，从而激发农民大众的文化觉醒。

(二)赋予农民“话语权”，实现多元共治
从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路径来看，我国历来惯性地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控的方式进行，包括乡村文化方面也是如此。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文化下乡到21世纪初的文化礼堂、文化惠民工程等，无一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方面推进着、植入着。

在这一方式下，农民的自主性被忽视，农民的“话语权”缺失。

正如费边所说，当地人处于“失语”状态，对事关自己的重要事务往往缺席[19]77。

而文化再造的主体是农民。

乡村内生文化应由农民的价值观、准则及所创造的物质事物组成。

只有依赖农民的力量，乡村内生文化才能得以真正的传承、再造、创新。

因而，基层政府需要在乡村文化再造的实践中真正冲破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革除那些行政人员或精英们独自设计的徒具“工具意义”的僵化制度，真心关注农民、文化组织等行动者的主体地位[9]58。

在乡村文化再造中赋予农民“话语权”，多倾听农民的声音。

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激励措施、举办一些活动激发农民参与文化建设和治理的积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提出社会治理从主体上实现了由政府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从内容上实现了由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公民合作共治的转变、从过程上实现了由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向多向度的协商与合作转变。

[20]16十九大报告也提到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体制。

那么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更要强调农民的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多元共治。

(三)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践行文化创意
创新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理念，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创新，没有创新，文化的发展终将失去灵魂。

[12]48乡村文化再造的实践表明，一些乡村文化的再造出现了农民不认同、不了解、形式脱离农民生活等“异化”现象，行政化用途明显，不能实现农民的广泛参与，乡村文化缺乏活力。

因而，乡村文化再造尤其是历史传统文化的再造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创新。

在慎重考虑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因素的同时，要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文化内涵[7]51。

将传统文化与新的现代文化元素进行有机结合，才能使文化具有活动和生机。

例如传统戏曲文化在编排时就可以加入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