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一、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其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工作目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提高农村人口的家庭财产性收入无疑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重点。

2008年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重要举措和创新性的发展思路，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谓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

包括居民以资金储蓄、借贷入股以及财产营运、租赁中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租金等收入。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财产，不仅是“养家糊口”的生产要素，也是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

因此，明确农民财产的法律地位首要的是明确农民土地的法律地位；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创造条件让农民从土
地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从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看，无论从总量还是比重，财产性收入还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0-2006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0年增长了90％，说明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

但从绝对额看，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仅为100.50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2%。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主要来源耕作和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还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

（“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需求出发，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土地制度，保护农民土地财产的权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最基础的制度保障，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

）
1.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保护土地财产和获
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条件。

在工业化、城镇化新阶段，土地增值的幅度非常大，但并未为农民带来多少收益。

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7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72.39%的专家认为，使农民拥有物权性质、可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之一。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据调查，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91%是归村民小组所有，但这一级组织却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致使土地所有权主体虚臵，这是征地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本原因。

为此，要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主要扮演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规范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使其主要扮演农民土地权益维护者的角色；明确农民土地产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

2.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实
现条件。

从长期来看，我国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新突破，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正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务。

比较典型的模式有广东南海模式、江苏苏州模式、辽宁辽中县模式、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模式等。

尽管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公司，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
价参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村民可以承包园区内的农业项目，又可以为公司打工，股民可以优先在园区就业。

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佃者享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量化为股权，均等分给农民，实现了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互相换位，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新的实现形式。

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和规模经营，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新的历史时期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条件。

二、实地调查报告
一、##村发展变化情中_国※教育文
摘况
##村隶属##县##镇，全村共有##户，人口##人，其中劳动力##人，耕地面积##亩。

近年来，该村认真响应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发展农村特色主导产业的号召，大力发展以##为主的特色产业，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农村各项事业得到较好发展，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2004年，实现经济总收进3210.5万元，同比增长185%，是2002年的4倍；农业总收进2894.8万元，同比增长224%，是2002年的7.6倍；农村人均纯收进8301元，同比增长
132%，是2002年的3.5倍。

##村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明显。

经济结构过往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目前粮经比例已经达到4:6，特色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黑木耳产业实现了迅猛发展。

2003年，全村产量只有400万袋；2004年，一跃达到了1658万袋，实现了“一年翻两番”，黑木耳销售总收进达到2478万元，纯收进1313万元，仅此一项拉动村民人均纯收进增加5426元，走在了全县乃至全省的前列。

烤烟和果菜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2004年，该村发展烤烟面积达到700亩，实现销售收进80万元，村民人均创收300多元；果树面积达到2600亩，瓜菜面积达到500亩。

随着特色产业的发展，该村土地市场日益繁荣，土地流转加快，每亩土地的承包费由过往的几十元增长到了500余元；经济人队伍不断壮大，已发展到三、四十人，长年从事各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购销，有力促进了村民的增收致富，进一步活跃了农村经济。

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劳动力转移步伐也逐步加快，2004年全村外出打工职员300多人（其中赴俄罗斯100余人），年创收300多万元。

二是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随着该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好发展，村民生活水平进一步进步。

商饮服务业初具规模。

过往该村只有一处国营供销社。

目前，不仅已有9个商店，而且出现了2个饭店、3个肉串店、2个歌舞厅和1个网吧，经营得十分红火。

加产业逐步兴起。

该村已经发展起3个
小木加工厂和1个草帘厂，主要为村民发展黑木耳生产提供锯沫和草帘。

医疗体系日益健全。

过往村民看病得找“赤脚医生”，如今村里已经有3个卫生所，从业职员达到6人；较大型的医药连锁店也在村里落户，村民不用进城就能买到与县城一样品质、一样价位的各类非处方药品。

文体事业十分活跃。

村民有了钱，将该村传统的端午节运动会的规模和档次进一步提升，每两年都邀请邻村和当地林场共同举办一次端午节运动会，共同参与、全民健身。

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过往，特别是冬季，村民赌博成风、饮酒成风。

现今，大部分村民都从事黑木耳栽培，赌博的人少了，饮酒的人少了，打架的人少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生产、忙致富，历史上形成的“猫冬”变成了“忙冬”。

村民生活水平明显进步。

过往的“万元户”，现今对村民来说，已不再是荣誉，而是没有能力、没有致富本领的代名词。

一般从事黑木耳生产的农户，每年的收进都在4、5万元以上；搞搞其它副业每年也能挣几万；为村里农户打工，天天都能挣30元；就连外地长年在村里打工的人，管吃管住一天还给20元。

村民富裕之后，消费水平也大幅提升，2004年全村购买四轮拖拉机110台，摩托车150台，还有10户购买了电脑，实现了家庭上网。

三是一事一议得到较好落实。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集体原来的提统费收进变成了转移支付，“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也全面取消，村集体财力严重不足，出现了筹资难、筹劳难的现象，致使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服务等项工
作难以开展，小学的经费也出现困难，加之历史上遗留的三角债务等题目，村民和集体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村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逐渐富裕起来，为重点、难点题目开展一事一议奠定了物质基础，一系列的困难已寻求到解决的突破口。

针对街道年久失修，车难行，人难走，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四溅的现状，该村采取了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管的办法，利用2005年初的农闲时间先后组织召开了村两委班子会、村民代表大会进行一事一议。

村民在议事过程中受到了教育，达成了共叫，掀起了文明村建设***。

在短短的三天半时间内，535户农户参加了文明村建设活动，全村共出劳动力2200多人次，出车1200多台次，清理生产、生活垃圾2500多车，为路面展垫砂石料1500多立方米，村委会还与村民签定了《村屯环境建管自治责任状》，达到了条条道路有人修的效果。

二、对农村发展的理性思考
##村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正是##县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以该村为切进点，通过对全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深进分析，发现农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可回纳为四个方面。

1、农民的致富热情空前高涨。

随着中心一号文件的下发，特别是省委、省政府“一免两补”扶持政策的出台，给农村带来了深刻影响。

我县于2004年初，抽调县、镇两级干部300余人进镇包村，深进贯彻中心一号文件精神，落实“一免两补”政策，
并开展百名干部下村促农增收活动，通过积极努力，使“一免两补”政策全部落实到位，2004年累计兑现“两补”资金、免除农业税及附加1712万元，户均受益630元，人均受益169元，人均增收62元，使广大农民真正感觉到了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与支持，也真正得到了实惠。

在减轻了负担，得到了实惠后，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调动和激发起来，全县农村和广大农民创业致富的热情空前高涨，形成了比着干、抢着干的生动局面，这已成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条件。

2、农民的致富形式日益丰富。

县委、县政府捉住了农民增收致富热情高涨这一有利时机，立足县情，在深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县大力发展以黑木耳、烤烟、果菜、特色养殖为主的四大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通过采取政策扶持、宣传引导、强化服务等有力措施，使农村特色主导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农民致富的形式，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

2004年，全县农村四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5.9亿元，其中黑木耳完成产值4亿元，烤烟、果菜、养殖业分别完成2500万元、7948万元和8732万元，实现纯收进3.6亿元，拉动农民人均纯收进增加3043元，仅此一项，就高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进33元。

2004年，全县发展袋栽木耳总量突破2.4亿袋，占全国黑木耳总产量的六分之一；落实烤烟面积3.72万亩，比上年增长5200亩；稳定发展蔬菜面积5万亩，新建标
准化果园110个；马鹿、貂貉、肉牛、绒山羊存栏达2.4万（头）只。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特色劳务经济，特别是发挥口岸上风，向俄、韩、日等国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

2004年，全县转移农村劳动力3.38万人（其中向俄、韩等国输出3586人），实现劳动力转移收进1.56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进的10%，一些镇村出现了“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带活一方”的可喜局面。

县委、县政府为农民开辟出形式多样的致富渠道，丰富了农民的致富形式，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

三、
新华网北京8月28日电（记者周英峰王飞）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说，2004至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

受国务院委托，孙政才28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报告近几年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

孙政才指出，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他说，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5％；2008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同
比实际增长10．3％，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孙政才说，从收入构成看，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有以下特点：家庭经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财产性收入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空间。

据介绍，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截至2008年4月，全国已有1000多万被征地农民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

此外，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补贴规模不断扩大。

2008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臵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四项补贴达到1028亿元，比上年翻一番。

孙政才说，今年中国将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积极争取农民增收势头不回落不放缓。

他说，今年促进农民增收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减支；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着力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农民增收的外部
条件；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

四、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况且中国是人口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才有精力发展其他产业，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

社会不稳定何谈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何谈现代化建设。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只有拥有了充足的粮食才能不受中国经济史——国民经济制于人，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谋求自己的繁荣和强大。

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是国家建设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

农业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证。

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农业发展顺利，增长速度快，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反之，农业生产出现倒退，就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损坏。

等等等
五、关于中国贫富差距的思考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

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安全感因此而下降，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疏离和不满情绪加重。

所有这些都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信心，对社会的稳定
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影响了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向。

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公平、机会平等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在缩减贫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收入水平悬殊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

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收入来源呈反向变化趋势，两极分化显现严重，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收入、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社会福利、津贴补贴、赠与等内容构成的话，我们可以看
到，富人与穷人的收入来源在近年中出现了方向几乎相反的变化：富人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和增值速度快的特点。

表现在，第一，补贴津贴和资本收入，如商业利润、投资分红、
股票收益等等在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
重。

同时收入地位较高的群体常常得到更高的福利分配；第二，现代富人通常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如高学历、丰富的管理经验、勇于创新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等，更容易占
据高回报的职业位臵，获取高额收益。

穷人的收入来源呈现出相反的倾向：近年来逐步萎缩、价值递减。

表现在，第一，
构成穷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资收入。

此外，低收入者需要承担高昂的医疗、住房等支出，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必要的、基本的消费性支出的问题日渐突出；第二，非技术性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下降，收入回报递减。

这是由于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工构成的非技术性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过剩的局面。

（三）消费能力悬殊，中国目前存在的2148万极端贫困人口是以人均年收入668元这个标准划定的。

按这个标准人均日消费达到2元便算是脱贫了。

实际上联合国规定的世界通用贫困线标准是人均日消费仅1美元，这是中国现行标准的4倍还多。

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将远不是现在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并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5年，将跃升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多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一）税务不合理，《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
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与此相对，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税收的65%来自工薪阶层，富人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
收入的10%。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

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

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地区政策不平衡。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视。

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

（四）教育机会、权利不平等2002年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资，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

另一方面，实施差别化的高考分数线，本意是为了保护弱者，从而更充分地保证平等的实现。

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在实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利益关系的影响，最终的形态是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
而到了今天，这一政策基本已经背离了其初衷，现在能够享受“低分待遇”的并不是那些最穷苦的农村，
而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实践表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呈正比关系，特别是在当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个体的发展前提。

如此不平等教育只会拉大贫富、城乡差
别，并不断“马太效应”下去，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

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问题的原因入手。

（一）从税收政策入手。

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所占比例约为28%，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在国家税收中仅占7%，其他大部分税收都来自于消费者的消费。

对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

在计算纳税人的所得时应该包括工资收入、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赠与等内容，不应该只针对其工资收入。

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于一些生活必需消费品应减税或免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应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等富人的税务。

（二）完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