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毕--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

湖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姓名：徐雷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章启辉
20070508
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代表人物，服膺程朱，谨严自律，以理学治军。

深入研究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对于曾国藩个案研究和清代理学整体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义理之学的渊源主要有家学、湘学、京学三方面。

曾国藩出生于普通农家，祖父和父亲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言传和身教是影响他的第一个因素；曾国藩生长于湖南这块有“理学之邦”之称的土地上，深受湖湘学派讲性理重践履的学风影响；中进士后，在与唐鉴、倭仁等一批京城师友的密切交往中，他的义理之学逐渐形成。

曾国藩的天理论主要包含理气、性命和致知三方面，并有着比较分明的重气、重势、重命、重行的理论特征。

在理气论上，曾国藩对“天理”二字的理解和运用，大都不是本原之理，而是分殊之理，反映出他把抽象概念具体化和生活化的理论倾向。

所论理气关系，虽然主张“理与气相丽”，但更强调理对气的依赖性，有重气而不轻理的理论倾向，并成为他的理学经世思想的本体论凭据；所论理欲关系，主张礼与理相通，提出“以礼节欲”，把欲的获取与满足纳入礼制的规范与约束之下，并形成了好道寡欲、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人生态度和追求，明显秉承朱熹的理欲观和清中叶以来的以礼代理的思想路线；所论理势关系，主张“因势”而行，要求在顺势的前提下寻求理与势之间的平衡和统一，则明显深受王夫之的影响，有重势而不轻理的理论倾向。

在性命论上，曾国藩反对“不知性命”和“空谈性命”，对“尽性”的态度犹为鲜明与坚决，并因此而产生了有别于前人的认识。

他认为天道自然，性与命不是虚空、玄奥之物，而是属于人自己的“可知”力量，是人自己持有最终决定权的“性分”之事；他在多数情况下坚持人事与天命并提，并把“尽性知命”视为毕生追求而探索颇勤，归为份内职责而诉求主观努力。

这是曾国藩的性命论的闪光点。

但是，由于他所能认识的“命”仍然包含有绝对的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他的性命论逻辑地包含有自相矛盾的天人感应观、天命职能的过分夸大和生死前定的宿命思想。

在致知论上，曾国藩“宗朱子而不取阳明”。

他赞同程朱的“格物”说，反对陆王不求诸物，反求诸心；考“格”字为相交之义，较之朱熹所解“极至”的繁琐之至和遥不可及，令人更容易把握和认知；将格物与等级名教联系在一起，认为明仁义才是格物的最终目的。

在知行关系上，他注重从实践中探索，有“知之
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
真，靠笃行；行之坚，靠真知”的可贵认识。

曾国藩的工夫论重在践履实行。

他理论和遵循的居敬、主静、明诚、慎独工夫，基本上是宋明理学工夫论的核心内容。

但是，他主张的居敬、主静、明诚、慎独之渐进次序，修行而修心的工夫路径，以及静由敬出、积诚而慎的修身心得，对于程朱陆王的修心而修行的工夫论，有新的见解。

曾国藩义理之学的内容是较为丰富的，且多半来自自己的亲身体验，反映出他治义理之学遵循理性务实的原则，曾国藩抱着“取其长，而溺其偏”，“矫其偏，而成其善”的态度治义理之学，“不谈过高之理”。

所以，曾国藩的义理之学思辨性不强，在理论上开新不足，守成有余。

不过，他顺应晚清经世思潮，重视经济之学，将常人眼中抽象、玄奥的义理之学改造成简易可行的务实之学，又提倡汉学与宋学，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相统一，从而为晚清理学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目前学术界对于曾国藩义理之学的系统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拟从有关曾国藩的原始资料入手，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对曾国藩义理之学的来源、主要内容、特点及历史地位等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曾国藩；义理之学；天理论；性命论；致知论；工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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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New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anasty.
He i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in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to some extent meets the demand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end of fedual society. His study is the fruit of the combination of function and theory. Therefore it totally differs from the pedantic research without any concern to the current issue.
His study derives from the moral education abtained from his grandfather and his father. Since Song danasty, Hunan has been regarded as “home of Neo-Confucianism”. Some masters of the Confucian theology devoted themselves into the study , leading the follower to pursue the further research. Hunan School of thought is famous for its emphasis on practice. The tradition of New –Confucianism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experience of running academy. His study also owns much from Tongcheng School and some teahcers and friends of Neo-Confucianism. He has great interest in ancient prose.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with Meizengxue、Shaoyicheng, he belonged to Tongcheng School,accepting the acedemic view made by Yaoding who thought the whole knowledge wasdevided into three parts. During the 13 years in BeiJing , h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Neo-Confucianism,especially from the fellow Tang qian, Mongol Woren.
His study includs Theory of principle . Theory of fate and human nature. Theory of knowledg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As far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le (li)and Qi is concerned, Though his study originates from Principle (li), it puts more attention to Qi than Principle (li), it points out that though Principle (li) heavily relies on Qi, it could become clear and obvious after the merge with Qi.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le (li)and desire,while it adheres to the prefereance to Logos and indifference to desire., it confirms the worldly desire and maintains the reasonable desire is inevitable . However ,the desire is expected to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rites and righteousness..
Tal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le (li)and actuality (shi), influenced by Wang fuzhi who adovocates of the doctrine as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 is pushed by Principle (li)”. He stronly recommends that On the premise of the resign to the actuality,great efforts would be made to achieve the hamony between Principle (li)and actuality (shi).
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
In his thought, he prefers fate and human nature (性命)to Principle (li) (理气), in his eyes, fate and human nature are not imaginary. Human nature is a force within the reach of human beings. In contrast, fate is out of human beings control.
He explored a lot in theory of knowledge.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feudal morality , he deduce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benevolence obliga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he opposed pure theory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practice. Meanwhile, he emphasized the relevancy and complementar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which he benefited a lot.
A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elf, he experienced a lot set backs. Gradually, he became a sage with high morals.
key words: Zeng Guofan; Neo-Confucianism; Theory of principle; Theory of fate and human nature; Theory of knowledg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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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 选题意义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晚清大臣，也是晚清理学的代表人物，因事功卓越而闻名。

《清史稿》说他“事功本于学问”，曾国藩本人也认为“事功、学问本自同原”，这些都引起了学界对曾国藩学术思想研究的广泛兴趣。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义理之学。

①义理之学就是理学，亦称道学，顾名思义，就是传道、习道之学。

②理学始于宋，盛于元明，衰于清。

自形成之后一直对中国社会发生着重大的影响。

时至晚清，理学在整体上处于衰颓时期，但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学者的“中兴”，屡屡被批空疏无用的理学，有如横空出世，焕发出惊世骇俗的“救世”功效，以致有“理学经世”之称。

纵观整个清代学术史，理学发展呈现出“起——落——起”的趋势，明末清初理学以自我批判、思想启蒙为特征，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而荣耀史册；晚清理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动荡和没落，虽早已失去昔日的创造精神，只是墨守陈规，沿袭以前的基本论点，但在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历史大背景中，为拯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而使理学价值取向实用。

如果说晚清经世思潮是清初以来封建危机和实学主流的累及，反映在学术形态上则主要是今文经世和理学经世。

曾国藩自称“一宗宋儒”，但服膺程朱，学应当下。

他注重道德自律和理学治军，把认知理学与生活体悟相结合，于自然事物和社会人事上体认天理及其人间制度，提出“不谈过高之理”，“论天之理，惟易简乃可行”，故而其义理之学的思辨性和理论性都不强。

不少哲学史著作对他略而不谈，但钱穆、冯友兰、任继愈三先生的相关著述有专节论述，并各有所长。

曾国藩的义理之学是清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它对于把握清代学术史演进的脉搏有积极意义，同时也能增进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

目前，清代理学研究成果甚少，这与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的认识有关。

其实清代理学是宋明理学的自然延续，它不仅高居庙堂，也是封建末世儒生们的身心性命之学，研究它能更清楚地认识清代社会的真实状况，揭示种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①理学、道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在曾国藩的著作中均有提及，名称虽相异，内容所指基本一致。

②《古今汉语词典》对“义理”一词的解释有三：1. 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

2.言论、文章的内容
和道理。

3.指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

后称宋以来的理学为义理之学，简称义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23页。

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时下兴起的曾国藩热，热在其事功，为人，为官等非学术方面。

被曾国藩本人视为思想武器并奉为学术首选的义理之学，却鲜为普通大众知晓，曾国藩的学人形象也一直十分模糊。

1.2 文献综述
学界对曾国藩的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升温。

研究视角虽也分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但大都是把曾国藩视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考察，论及其学术思想的相对较少。

近十年来，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开始受到关注，清华学术期刊网上相继有三十余篇与之相关的论文，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第一，关于思想渊源和治学特点的研究：
欧阳斌在《曾国藩与同代湖湘学人关系述论》一文中指出，曾国藩求学岳麓书院时，山长欧阳厚均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其影响最大，“曾国藩出其门下，受其理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王汉新在《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质疑》一文中，把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归为两类：一是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派，二是与唐鉴、倭仁等理学师友的交往。

《曾国藩与他的理学师友》的论者王澧华则着重研究了唐鉴，倭仁俩人对曾国藩的影响，他认为“曾国藩之理学境界，其性理精义主要得自唐鉴，而其修养功夫则主要受诸倭仁”。

刘一龙在《论曾国藩的治学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曾国藩的整个治学过程中体现了辨证的精神，尤其是他能把博和约结合起来，由博返约、以简驭繁。

同样是研究曾国藩的治学，王继平却得出第二种结论，他在《论曾国藩的学术观》一文中，指出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体现出一种开放务实的精神。

他认为在治学方法上，曾国藩经历了从博到约，再由约到博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并进一步指出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曾国藩治学的思想变化过程紧密相联的，并认定这第二个博，“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第二，关于理学经世和“性与天道”的研究：
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起来是多年来对曾国藩研究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研究视角,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形成了两种相对立的学术观。

胡维革与张昭君对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持肯定的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合著的《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一文中，认为曾国藩在中国近代特定的背景之下，把程朱理学与经世之学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所构建的理学经世思想是独具特色的，“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对此，陶海洋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在《曾、胡经世理学与龚、魏经世实学之异同》一文中，他把曾国藩等人的经世理学比喻为文化怪胎，认定是一种反动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无论其固有内核，还是后来影响，都说明它只能是对经世思潮的反动。

从文化角度看，它没有为后人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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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将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制民’之术加以具体化，精细化。

”
在李开、刘冠才主编的《晚清学术简史》一书中，从宇宙观和认识论两方面对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作了探讨。

论者认为在宇宙观上，曾国藩反对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直接地把理和气等同起来，直接以道德的属性来表达气的性质。

而他的认识论也是反对颜元等人重视实践的思想的。

论者指出曾国藩由于遵从“不谈过高之理”的准则，所以在理学方面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论，他的宇宙观和认识论都是尊奉程朱之学的。

鉴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不具备像二程、朱熹那样完备的理论体系，所以最终得出“曾国藩在哲学思想方面是一个退步”的观点。

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秦志勇撰写的《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及理学用世观》一文最具有代表性。

他从理本论、认识论、人性论、知行观、心性修养等方面入手比较全面的研究了曾国藩的理学思想，认为既呈现出浓重的守旧性、落后性，又含有注重实际的特点。

虽然也得出了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主要还是渊源于程朱理学的同一观点，但在内容和理论分析上确有可取之处，值得借鉴。

第三，关于义理之学的特点和影响的研究：
张昭军的《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一文对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特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文中，他归纳有四个方面：首先，他分析了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这一特点，认为曾国藩是以汉宋息争为基础，力图实现以宋学为主的会通；其次，他认为曾国藩不仅继承、发展了桐城文章弘扬孔孟之道的宣传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文以卫道”，服务程朱理学的目的；第三，他指出曾国藩明确把经济之学从传统学术门类中单列出来，化姚鼐，唐鉴等人提出的三门学问为四，并重新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突出并强化经世致用的重要地位。

对曾国藩此举，他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样做“不但从理论上加强了理学的社会实践功能，而且在实践中提高了理学的社会地位。

”最后，他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曾国藩崇尚礼制这一点上，他认为礼在曾国藩的理学思想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国藩是以礼合理，以礼为协调汉宋，联通理学和经世之学的纽带。

“在‘礼’的统摄下，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四科由理一分殊又回到了义殊归一，居于理学（礼学）一间。

”除第三点外，陈居渊在《略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曾国藩的礼学思想表现出“一种保守的回归传统的思想趋势，客观上可视为乾嘉以礼代理思想形势的理论反映。

”而曾国藩会通汉宋的学术主张则被他视为是阮元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他在讲述道统与文论关系的时候，认为曾国藩既强调了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更阐明了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

周朝栋在“同治中兴”的背景下去考察曾国藩对理学的影响，他在《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一文中，把曾国藩视为“带有几分‘改革’色彩的理学家”，认为他虽然继承多于独创性见解，但身处乱世，适时而变，敢于对流于空疏的理学的
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
基本观点作出新的阐发，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桑大鹏则在《由曾国藩的人格矛盾看理学的困境》一文的开头鲜明地表达了理学对曾国藩的影响，他说：“曾国藩的人生受熏染最深并矢志不渝的是宋明理学，理学铸造了曾国藩的灵魂，形成了他的人生价值观，是曾国藩人生中唯一的精神力量之源。

”与前两种有分歧的是董业明在《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曾国藩的内圣人格修养，不是按照宋学的规范去进行，而是立足于湘学。

他还认为宋明理学这种心性本体论的学风很难在晚清内忧外患的衰颓之事功成名就。

所以，在他看来曾国藩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出入宋学，跳出理学，在湘学为体，洋务为用的框架内追求事功。

”
以下主要介绍三部专著关于曾国藩义理之学的研究：
武道房博士的《曾国藩理学思想研究》、梁绍辉先生的《曾国藩评传》、蒋国保先生的《晚清哲学》学术分量重，值得详细介绍。

武道房的博士论文共六章，约14万字，章节安排基本围绕理学内涵而展开。

全文对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认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突出体现，是中国学术层层递进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论文第一章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内在联系谈起，论述了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以此来揭示曾国藩接受理学、复兴理学的历史原因和学理依据。

第二章剖析了曾国藩理学思想的渊源，尤其是师友的影响，并通过比较将曾国藩对理学基本范畴的理解与前人作了对比。

曾国藩作为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对自己的生活及行为方式要求十分严格，论文第三章着手从他的修养实践、处世风格入手、分析其理学家的人格本色，指出曾国藩的道学精神，不仅造就了一批忠君顽固派，也影响了不少为革新或革命而勇于献身的人物。

论文的核心部分在第四章，着重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以理学为核心的学术观，肯定了其“以理学为核心，以汉学为补充，以辞章为手段，以经世为旨归”的学术体系，是对传统理学的改造与创新；但也指出他在一手重振理学的同时，也开启了埋葬理学的大门。

在晚清理学阵营中，曾国藩被归入“义理经济”派一类，其礼治思想一直备受瞩目。

论文第五、六章紧紧围绕这两个方面，通过将其礼学思想放在清代礼学流变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并结合他政治、军事、洋务等实践活动，探讨了背后“以理为体、以礼为用”所起的作用，认为其会通汉宋的礼学思想，不仅恢复了先奏以礼经世的精神，还超越了汉学家的“以礼代理”，其礼学经世本质上仍是理学经世。

梁绍辉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是曾国藩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曾国藩的本来历史面目。

全书二编共分十二章，分述了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重点在下编“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七至十二章），按曾氏本人“孔门四科”的学术分类法，分章组织，分别对其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和经济之学一一作了研究。

在专门介绍曾国藩义理之学的第七、八两章中，涉及到了曾国藩的易学思想，性命之说、理气论及仁义观。

曾国藩的修身齐家思想作为其义理之学的实践层面，也在本章中详加论述。

作者认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具有三个特点：在源头上承接了儒家道统，加强了义理之学的权威性和理论性；
在内容上融合了汉学和宋学，克服了义理学的单一性；
在关系上发展了朱熹举一涵三的思想，明确了义理之学的统摄性。

学界对曾国藩的考据学深入研究的很少，梁先生认为曾国藩在理论上虽只将考据视为词章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但在实际运用上却相当深广，所以在第九章“曾国藩的考据之学”中，从词义考证，名物考证，史实考证，义理考证等多个层面加以探讨。

第十章分词章理论、词章批评、词章创作三大块，专门介绍曾国藩的词章之学。

并就曾国藩与前人有关对词章的理解作了对比，指出曾国藩眼中的“文”已经不是“自然而成”的修养附产品，而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专门技艺，是以训诂考据为基础、以阐述义理为对象、以修身济世为目的的一门带专业性的学问。

和义理之学一样，对曾国藩经济之学的论述在书中也占了两章（第十一、十二章），足已见经济之学在曾国藩学术思想中的地位，《评传》认为曾国藩经济之学的精华是军事思想和人才战略，所以着重从这两个方面分章研究，军事思想涵盖了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军事思想的影响等方面。

人才战略具体包括：人才需求、人才基地、搜求与培育人才的原则和方法，忮人而影响用人的心态等内容。

蒋国保先生的《晚清哲学》一书从“太平天国运动的对立面”这一立场出发，对曾国藩思想持批判态度，定性为“反对农民革命的封建卫道哲学”。

对曾国藩思想的论述被放在第二章“太平天国的反礼教斗争与封建卫道哲学”中。

围绕上面提及的观点，作者从四个方面探求了曾国藩的封建卫道哲学在学术、哲学方面的根据。

第一节介绍了曾国藩的“礼治”思想，指明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礼治”与“仁术”不是处于同一天平上，“仁”是服从于“礼”的。

他所提倡的“仁爱”是以不违背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为前提的，从而解释了曾国藩一方面提倡仁义道德，强调待民需用仁爱之心，另一方面却又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采取残酷手段镇压的原因。

第二节的内容是对曾国藩“礼治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仍将他对“礼”的态度作为考察的重心。

认为他的学术思想既“尊孔学”、“宗宋儒”，又“推崇船山学”、“采纳诸子百家”，表面看上去极为芜杂，其实有一条明晰的思想主线——“以礼为归”，凡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礼教的思想，他都予以肯定。

第三节侧重研究曾国藩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理”和“诚”。

认为在理解这两个概念时，曾国藩赋予了现实的社会意义，从而避免了流于空谈。

在此基础上，作者归纳得出他的哲学思想既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又表现出一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在第四节中，简单论及了曾国藩“去欲存理”的“复性说”。

本节把曾国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