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与传统文化心理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与传统文化心理
作者：刘洋
来源：《神州·下旬刊》2013年第07期
摘要：侠有其内在品格：勇武，重诺言、重行动、重义务、见义勇为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德。

但侠文化自先秦发展至唐朝，侠客形象内涵既承袭了始于先秦的儒墨思想积淀，也因唐代佛道盛行，有其独特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唐传奇侠客形象文化心理
唐传奇是我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高峰，是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

明代胡应麟称：“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 鲁迅先生亦有慧论：“小说一如诗，至唐代而一变。

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侠客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丰满的投影，最应该在这种注重“文采与意想”的唐传奇中去寻找。

侠客也恰好是唐传奇四大表现题材之一。

“侠”最早出现在战国末期韩非子的《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侠”概念虽出现，但这段话对侠的品质却语焉不详。

此后司马迁为侠客作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精细地勾勒出来。

《史记·游侠列传》里是这样写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从这里可看出：侠“行为不轨于正义”，不被官方统治思想所接受；侠有其内在品格：勇武，重诺言、重行动、重义务、见义勇为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德。

可以说，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对侠客的认识基调。

但侠文化自先秦发展至唐朝，侠客形象内涵既承袭了始于先秦的儒墨思想积淀，也因唐代佛道盛行，有其独特的精神面貌。

一、墨家思想对唐传奇中侠客的影响
在《韩非子》中，多次将孔、墨与儒、侠并称，这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墨、侠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至常常被混为一谈。

虽然在唐代，墨家早已沉寂，但墨家思想对侠客精神的塑造，有其原初意义。

当然，墨者作为一种群体，不见容于统治阶级这点，也颇似江湖中的侠客们。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为了天下之利，墨者常自苦，颇有种自我牺牲的苦行僧精神。

可以说，中国的侠客文化是墨子开创的。

李泽厚说：“‘非命’‘节用’‘交利’‘兼爱’和‘天志’‘尚同’，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二大支柱。

”首先，“非命”包含着以人的自身力量去改造社会，包含着对“力”与“强”的崇尚，也是侠以武士面目立身社会的基本立场。

第二，“兼爱”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努力，包含着“以杀止杀”
的“非攻”主张。

第三，“天志”包含着天对民众的绝对命令，好善、恶不善的道德之天可将真善美推行于天下，当然，如有人违反，侠“替天行道”则有其合理性、正义性。

墨家之侠不受限于礼教，不服务于政权，不计较于血缘亲疏、地位高下，而是为“仗义”而行侠，多赴他人厄难以达惩恶扬善的目的。

譬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就是蔑视封建婚姻和门阀制度的代表，似专为惩治惟利是图、忘恩负义之辈而存在。

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始乱终弃，黄衫客以武力胁迫李益去见小玉，做了小玉想做却做不到、众人愿做而不敢做的事，终使负心人李益受到小玉的血泪控诉，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吧。

二、儒家思想对唐传奇中侠客的影响
儒家的好武一派，与侠的气质很相似。

子路、漆雕氏、北宫黝皆以勇武著称。

孔子认为，如果正义不在我，对手纵是粗衣鄙服的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欺负吓唬他；如果正义在我，纵有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

儒家的正义，带有伦理节义特征，可以《论语·学而》中曾子的话为准：“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用后世武侠的标准来说，反省的三项内容，第一项是一诺千金，第二项是朋友义气，第三项是敬业精神。

其中为人谋必忠，饱含了儒家强烈的积极入世和忠君爱国思想。

在唐传奇中，为维护封建统治而行侠，为报知己、主人之恩而行侠的例子比比皆是：昆仑奴是报主人之恩，聂隐娘、古押衙是报知己之恩。

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一心想成为“真人”并平乱建国，红拂女、李靖也为李世民所用，此三人被后世成为“风尘三侠”，皆有积极入世的抱负。

三、佛道思想对唐传奇中侠客的影响
佛道思想，在唐朝极其盛行，其任性任情的至性追求和隐逸江湖的神秘遁世，对唐传奇的影响很大。

其中道教的神仙方术思想，对赋予侠客超凡的本领也有着直接作用。

佛教自魏晋至唐代，与道教思想中自然适宜、顺心见性相调和，由禁欲走向适宜，由适宜走向纵欲，一切依心而动、顺性而为。

佛道在唐代大行其道，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基础，使这一时期的侠客形象也染上狂放不羁的色彩，有些甚至离经叛道，实在与古侠的崇高道德形象相去甚远。

在《酉阳杂俎》、《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的记载中，还会发现一些游侠多善于狡狯幻术、掠人妇女、诳诈钱财。

此类侠，显然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也只有在佛道哲学中才能被解释。

唐传奇中，侠客多身怀异能奇术，应源于道教所宣传的神仙方术思想。

这些道术中，最最重要的是飞行术：红线一夜之间往返七百里，空空儿更神速，“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磨勒“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此外，也出现了以药物行侠的描写，《无双传》中茅山道人有能令人起死回生的还魂药，岂不就是道家神往的仙丹？聂隐娘杀精精儿后，“拽出于堂之下，以药水化之，毛发不存矣”；《红线传》中最后描述“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的状态，也俨然取自道教中修炼精气神的长生之术。

在唐代，墨（虽已不存）、儒、佛道相互交融而成的综合文化，共同构成了唐传奇中侠客形象的文化内涵。

它们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对唐代侠客内涵发生影响，并且有不同程度的侧重。

墨的影响在于对侠这一文化内涵的原初塑造意义上；儒在于其对侠客忠于人主等伦理价
值方面的影响；佛道则以在其唐代生发出的独特思想内涵，给予侠客以超脱世俗的社会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2]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3]曹亦冰.《侠义公安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