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和《哈姆雷特》悲剧艺术之比较

《窦娥冤》和《哈姆雷特》悲剧艺术之比较
——兼论东西方悲剧艺术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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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两部作品，阐述东西方传统悲剧的悲剧主人公的性格，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方面的不同，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悲剧艺术；民族心理；文化传统
悲剧，素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以其深沉激昂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震撼和感召着世人。

《窦娥冤》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也是关汉卿最杰出的作品。

而《哈姆雷特》则是西方悲剧的一座高峰。

可以说，两者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针对这两部悲剧作品的比较来研究东西方悲剧艺术的差异，有利于较好地把握东西方悲剧的艺术价值。

一、不同的悲剧主人公性格塑造
传统西方悲剧是以皇室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身份显赫的地位与悲惨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

哈姆雷特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性格是相当复杂的，他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他的犹豫，他的忧郁，他的穿透极强的想象力，我们从中都能感受到他的独特。

性格的多重性和矛盾性，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和悲剧的诞生。

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推动了西方悲剧主人公追求较高层次的境界或是维护心中和谐的伦理思想。

哈姆雷特起先是一个善良的王子，对世界充满美好的理想，对朋友和臣民友好平和，可以说他是一个美的化身。

他热爱生命，认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p41)他年轻英俊，坚毅勇敢，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父王母后，有着自己的恋人奥菲利亚，可以说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

可是，父亲的突然死去，母亲突然改嫁给自己的杀父仇人，心中的人伦思想破灭了。

“哎，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去吧！”[2](p27)一个快乐的王子变为忧郁的王子。

他犹豫，动摇，最后变得意志薄弱，“真是个蠢材，亲爱的
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个下流女子似的，只会用空言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得了。

”[3](p51)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继续这样犹豫下去,他犹豫过，徘徊过，但最后还是用自己的生命祭奠了美好的理想。

人文主义理想理念下的“人”，高贵文雅，勇敢坚强，拥有热情和理智，兼具平等和尊严。

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人性是那么卑鄙，邪恶，善变，脆弱，孤独。

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处于现实和理想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对社会和人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可是残酷丑恶的现实打破了他的美好理想。

他陷入深深的犹豫之中，但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自觉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文主义的信念，而是为这个永恒的信念献出了生命。

哈姆雷特的性格虽然是由于生活变化所致，但实质上却代表着人文主义时期对人的概念的思索。

他不能复仇是由于性格的忧郁和延宕，但丝毫没有减损悲剧的美学内涵，相反正因为成为悲剧，哈姆雷特忧郁型的悲剧性格才具有了永久的艺术魅力。

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古典悲剧主人翁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

《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女子，她三岁丧母，七岁到蔡婆婆家充当童养媳，丈夫又早逝，与婆婆相依为命，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她只是被动的承受，把痛苦看作命运的安排。

可以说，她骨子里没有反抗意识，没有与黑恶势力坚决做斗争的勇气，因为她相信善恶到头必有报，不用自己去争取。

“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

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征候自知。

”[4](p40)当她被押赴刑场，发下三桩誓愿时，求救于上天的帮助，替她伸冤。

“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偏。

”[5](p48)一个弱势群体中的女子，一个没有被社会赋予任何合法权利的女子，一个被社会伦理束缚的人，首先依靠的是当权者的爱和同情，然而官僚是如此的腐败，不但没有给窦娥任何帮助，反而成了谋害她生命的帮凶。

她只能用自己的精神战胜脆弱的肉体，只能用道德意志去战胜自己的生命意识，她用自己的死亡震撼了人类僵化的心灵。

窦娥没有哈姆雷特那样鲜活复杂的个性，他留给我们最深的是“烈女”、“孝妇”的形象。

中国古典悲剧这种单调僵硬的类型化冲淡了丰富完满的个性，将众
多人物束缚于某种伦理观念之中，这种人物性格的单一化，淡薄的个体自主意识只求满足低层次的生活需要，不要求高层次的精神满足。

只求在低层次就事论事地反对邪恶现象，并不能从高层次的现存的总体秩序进行本质的否定。

窦娥满腹心思地与婆婆相依为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

”
[6](p27)当蔡婆婆劝其改嫁时，她说：“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

”[7](p32)就是死后，在阴间，她的愿望也只是跟温饱有关的要求：“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吃不了的浆水饭，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

[8](p46)在平安温饱的前提下，能过上符合当时伦理道德的生活，是窦娥最大的理想。

因此，中西悲剧主人翁在自主意识，性格类型，境界追求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

西方悲剧主人翁具有“人”的特征，有着清醒的存在意识，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存在逆进精神的生命激情，而中国古典悲剧角色往往表现为较弱的个体自主意识，性格单一化，绝对化。

二、不同的悲剧冲突
黑格尔认为，悲剧冲突是戏剧行动的推动力量。

“因为冲突一般需要解决，作为两对立面斗争的结果。

所以充满冲突的情景特别适宜于作为戏剧的对象。

”[9](p292)可见悲剧冲突在悲剧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何为悲剧冲突呢？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10]别林斯基认为“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11](p382)悲剧冲突应是造成悲剧结局的各对立因素之间矛盾斗争的激化形式。

所以，我们说，一部好的悲剧作品必须有好的悲剧冲突。

哈姆雷特和窦娥冤正是基于这种悲剧冲突的差异。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治服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

在《哈姆雷特》中异己力量是主人公性格中的弱点。

西方悲剧冲突的发起者一般是悲剧的主人公。

哈姆雷特越是摆脱自己是复仇王子的身份，就越证明自己不得不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越是要摆脱忧郁的情绪，就越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越是要恢复往日和谐的人伦理想，就越不能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

他犹豫，似乎变得意志薄弱。

他骂自己：“我真是个蠢才！我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一个下流女子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
来，在我已经是了不得了。

”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固然与重整乾坤的艰巨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内心的冲突。

如黑格尔所讲“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12]这才是真正的本质性的冲突。

在哈姆雷特身上，性格的脆弱性与环境的残暴性相互作用，以致这个独特的性格在内涵方面显得密实而厚重。

父亲被害这一骇人听闻的秘密并没有激起他随时准备复仇的情感，反而唤起了他心中关于生和死的问题，时间和永恒的问题，责任和意志薄弱的问题。

而中国古典悲剧描写的主要是主人翁悲惨的境遇。

中国古典悲剧中的主人公在悲剧冲突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任凭命运或邪恶势力的摆布。

当窦娥离开父亲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后丧父与婆婆相依，直至被张驴儿和腐败的官员害死，这外在冲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冲突的剧烈程度与哈姆雷特比大为逊色。

《哈姆雷特》中悲剧的外在冲突异常激烈，哈姆雷特和以克劳狄斯为首的丹麦宫廷中的残酷，卑鄙的环境之间的斗争构成该剧的外在冲突。

而冲突双方的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解。

哈姆雷特确认杀父仇人是克劳狄斯后，却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一方面固然是其性格所致，而另一方面是他不能坚信自己能轻而易举地杀了他。

而克劳狄斯也不能利用权位随便杀了哈姆雷特，因为他是全国人民所敬仰的、崇拜的偶像。

正因为双方势力均衡，斗争才激烈、持久。

而我们在中国的古典悲剧中，双方没有各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因为善必将战胜恶，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死后，恶一定会受到惩罚。

中国的古典悲剧中悲剧冲突是强者对弱者的迫害，而不是均衡力量的对抗。

而对方的性格又是如此的单一，窦娥没有像哈姆雷特一样为了复仇，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毁灭别人，毁灭这个受诅咒的世界。

她只是在维护“烈女”、“孝妇”的形象，只能对老天爷哭诉自身的遭遇，祈求神灵的帮助，在悲怆凄切的氛围中，以苦难的遭遇取得观众的同情。

就悲剧角色的内部冲突来说，窦娥也缺乏像哈姆雷特那样的深沉复杂的内心冲突。

她的心灵世界几乎没有理性的闪光，几乎没有扣人心弦的矛盾斗争。

她虽然感叹：“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13](p36)却始终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命运的安排。

她没有像哈姆雷特那样，围绕生与死的人生困惑，进而考虑个体生存的困境。

她没有将对自身生命的热爱与拯救婆婆的愿望构成一对矛盾斗争，没有考虑是否可以和婆婆一起联合起来对付张驴儿父子。

由此可见，窦娥缺乏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她的内心是被理性遗忘的角落。

三、不同的悲剧结局
《窦娥冤》和《哈姆雷特》是中西两部具有代表意义的悲剧作品，这两部悲剧作品都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意义毁灭给人看，以引起人们的怜悯。

他们的悲剧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悲，而是充满了强烈的伦理要求和积极的真理探索。

但是中国悲剧是悲喜交加的，一贯秉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范式，而西方传统悲剧则一贯坚持“一悲到底”的悲剧结局的范式。

《窦娥冤》中窦娥的冤屈无处伸冤时寄希望于老天，遇到昏庸的贪官，无辜被判死刑，临死前发下“血溅三尺，六月降雪，三年大旱”的誓愿，窦娥冤死感天地，泣鬼神，三个誓愿一一应验。

窦娥的冤魂托梦给金榜题名为官的父亲，父亲为窦娥冤清昭雪，杀了张驴儿。

窦娥控诉天地的那场戏，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不公平社会的愤恨，有维持社会公平，惩恶扬善的愿望。

这段唱词是：“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14](p42)可见当时人们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天地的控制之中，希望天地为自己伸冤。

作品中天地在窦娥心中的地位也是神圣的，万能的上天帮助窦娥伸张冤屈。

符合中国悲剧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范式。

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理想与现实矛盾着的人文主义者，他曾经是一个在德国学习的快乐的丹麦王子，对社会天地充满希望，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命运突变，父亲离奇死亡，叔父登上王位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国家一片混乱。

年轻的王子陷入深深的犹豫之中，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自觉担负起拯救国家的责任。

“哎，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去吧！”哈姆雷特不仅按照父亲的遗命杀死了新国王的肉体，还消灭了新国王代表的专治腐败的黑暗的社会。

最后他刺杀了新国王克劳迪思，自己也中毒剑身亡，是彻彻底底的悲剧。

以《窦娥冤》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的结局，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必胜恶的原则。

《窦娥冤》中窦娥命运悲惨，尝尽人生一切苦难，含冤去死，本来是一个悲剧形象，但中国人不忍心让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就白白死去，于是她的冤屈感天动地，她的父亲为她惩治张驴儿，体现了“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强化了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传统美德。

而以《哈姆雷特》为典型的的西方悲剧则一贯遵循“一悲到底”的悲剧结局，主要人物几乎全部死光。

父亲被叔父杀死，为报父仇杀死叔父，自己最后也中毒剑身亡。

母亲喝毒酒而死，恋人疯了坠河而死。

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充分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斗争的彻底性及其重要意义。

哈姆雷特悲壮地死去，他的敌人化为乌有。

他的斗争精神得到升华，显得更加不可战胜。

这部刻骨铭心的悲剧，体现了西方“一悲到底”的悲剧传统。

四、从民族文化看不同的悲剧艺术
针对中西悲剧艺术的差异，我们要从民族文化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既要文学理论作理性指导，又要注重情感体验，从而使悲剧的意义和价值得到更好地体现。

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性格单一化，众多人物被束缚于某种伦理观念之中。

这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他们以圣人为榜样，到了后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被利用来束缚人们的思想。

汉儒竖起了“三纲五常”的大旗，直至后来的程朱理学，人们不得不在条条框框中挣扎。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枷锁下苟延残喘，人们的个人意志为伦理规范所限定，个人的情欲追求几乎完全被否定。

《窦娥冤》剧情开始时，我们看到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中国古代社会下层普通妇女的形象。

对自己身世凄凉的悲叹，但更多的是注定命运无争的接受，即使最后身首分离，“节”“孝”思想与善良品质仍然贯穿始终。

同时与儒家并立的道家佛家对中国的古典悲剧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老庄追求超越的境界，“无为而无不为”，要求人们超凡脱俗，忘却功名利禄，清静无为。

这种思想固然使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但也助长了人们回避冲突的思想。

弱化了中国古典悲剧的抗争精神，中国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圆滑。

“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总有理由找到解脱。

佛教的传入打破了儒道并立的局面，否定了个人追求和现实享受。

一切因果都有报应。

这种思想也使得中国古典悲剧显示出精神上的坚韧内敛，含蓄蕴藉的特色。

《窦娥冤》虽然在剧中揭示了窦娥的人生悲剧与危机，柔弱善良之女受尽苦难，但揭示之后必要转化，作品中总是借助天地、鬼神、清官等外在力量帮助人们伸张冤屈，借此来表达一种惩恶扬善的美
好的愿望，古典悲剧中原本残酷的，血淋淋的人生悲剧变成了相安无事的太平景象。

因此中国的悲剧常常是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范式。

这种处理方式使作品悲剧色彩大大降低，也失去了那种撼人心魄的悲剧美。

西方悲剧的主人公性格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崇尚个性自由，敢于开拓冒险，大胆怀疑否定一切。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潜入人性的最底层对整个人类世界进行思考，探求人生存的意义，生存还是毁灭，对人性善变的嘲讽，对小人的鄙视。

最后哈姆雷特不仅按照父亲的遗命杀死了新国王克劳迪思的肉体，还消灭了新国王代表的专治腐败的黑暗的社会。

哈姆雷特的这种怀疑精神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达到真理的认识，必须借助于理性，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尔高举“我思故我在”的旗帜。

指出来自理性的，心灵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真实的。

到了近代，康德，黑格尔的论著无不充满理性之光。

正是西方这种独立自持的个性，深厚的理性思辨能力由此形成具有深沉激烈的内在冲突和难分难辨的外在斗争。

另外，基督教的思想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贯穿于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支配者悲剧主人公的命运。

在基督教的宽恕与惩罚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对冲突与矛盾造成了哈姆雷特复仇上的迟疑。

哈姆雷特复仇的迟疑，固然与重整乾坤的艰巨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内心的冲突。

而这种内心的冲突，也是可以追根溯源到西方的基督文化。

否则，在克劳迪思祈祷的时候就可以杀死他。

哈姆雷特的迟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试图寻找一种基督教式的非暴力的形式实现个人及整个人类的理想。

然而克劳迪思悔改的决心不够坚定，继续派人谋杀哈姆雷特，逼迫哈姆雷特以暴力方式反抗人世间的苦难，随同邪恶一起毁灭的是他自己的毁灭。

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悲剧“一悲到底”的悲剧模式。

这种悲剧的结局，一方面向人们显示了命运之神的伟大，似乎说命运不可抗拒。

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人类对命运的不断抗争。

在这种痛苦之中，宣扬了一种精神：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征服。

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公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们不屈的斗争精神所感染。

总之，中国悲剧偏重于因果效应，明显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剧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突出行为的自律性。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中西方对幸福和道德的不同态度。

西方文化注重个体的幸福，他们甚至为个体的自由挑战现存的道德。

中国古人把道德幸福的关系看作是义与利的关系，基本上是重义轻利的。

中国悲
剧之所以离不开善恶报应，其原因就在于古人过于重视道德，重视人格的自我完善。

但却不用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么一个善良的人在现实中屡屡遭到无情的打击，人们面对这样的困惑，除了通过因果报应获得慰藉之外，似乎难以找到别的出路。

因此当我们欣赏东西方的戏剧时，就要从不同的民族特点出发，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风格，理解不同民族悲剧特点的差异，从而避免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各种误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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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204.
“Dou E Yuan” and “Hamlet” comparison of tragic art -Also on the East-West differences in trag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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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College of Dezhou University,xxxxxxx 253023)
Abstract:We make comparison in“Dou E Yuan”and “Hamlet”from the personalit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ragic hero,the tragic conflict and the tragic ending,And it is discovered the 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
Key words: tragic art; national psychology; cultural tra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