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残雪小说中荒诞意识及其呈现方式的比较_

第一部分 卡夫卡与残雪小说中的荒诞意识之比较
一、什么是荒诞意识
“荒诞”一词的英文为“absurd”，源自拉丁语“absurdus”，原本是一个音乐词汇，意指音乐的不和谐、不协调，后引申为与常理或礼仪不协调，在现代用法中，指明显违背常理，不合逻辑、荒谬可笑。

但“荒诞”一词最终如何演变成一个哲学术语和文学主题，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荒诞”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在古代神话当中就已初现端倪。

早期人类无法解释大自然的诸多现象，他们想要认识和理解世界，从而消除这个陌生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困惑、恐惧与焦虑，然而以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水平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于是，他们就虚构出一个万能的神的世界，建立起原始的宗教崇拜，通过神话想象来解释这一切，以此缓解这种朦朦胧胧的生存荒诞感。

如古希腊神话“西绪福斯的苦刑”和“坦塔罗斯的痛苦”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徒劳地重复着推巨石上山顶的苦力活而得不到解脱，另一个则永远承受着水和食物近在眼前却可望不可即的痛苦的煎熬，这两个神话人物的遭遇都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了早期人类对于大自然之谜的困惑及其身陷其中而惶恐不安的感受，他们的原型实际上正是人类自身。

近代，荒诞意识逐渐演变成一种理性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它不再仅仅体现为一种原始而朦胧的情感，而是更多的表现为人类对自身存在及其意义的直接追问和终极关怀，是人类对上帝这位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天父叛逆的开始。

如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里所塑造的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人生的价值、意义，虽一再受挫，但屡败屡战，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刻，他仍然高呼他是幸福的，因为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劳作、不断地奋斗。

这里所表述的幸福观，与加缪的观点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二者都认为享受努力和奋斗的过程就是一种幸福。

这位浮士德博士显然是一位勇于面对荒诞人生的西绪福斯似的英雄。

但此时的“荒诞”只是作为一种观念表现出来，并不是作品要表现的唯一主旨，更没有相关的完整哲学体系作为理论支持。

直至20世纪，“荒诞”最终上升为一种“哲学的、支配性观念”，成为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普遍的主题，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相关的哲学理论体系，即20世纪初出现的存在主义哲学。

对于“荒诞”的意义，此时也出现了诸多的解释。

加缪认为“荒诞感是从对一种行为状态和某种现实，一个行动和超越这个行动的世界所进行的比较中爆发出来的，荒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

”［2］萨特在《<局外人>的诠释》一文中
对荒诞作了更为详细地解释：“根本的荒诞证实了一种脱节现象——人对统一性的渴求与精神和自然不可克服的两元性相脱节；人对永生的憧憬与他的生命的有限性相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全属徒劳，这又是脱节。

死亡、真理与不可消除的多元性，现实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种种都是荒诞的集中体现。

”［3］荒诞派戏剧大师尤金·尤内斯库对“荒诞”的意义也作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解释：“荒诞就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它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

”［4］从这众多的说法中，明显可以看到，此时的“荒诞”己不仅仅只是代表一种意识或观念，它已然成为了对这个世界一种自觉的把握方式和审美体验，隐含着对世界、对自身存在深刻的哲理反思，而且这种反思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学作品被表达出来，最终使“荒诞”发展成为诸如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等现代派文学作品中普遍甚至是唯一的主题。

在这篇论文中，我认为荒诞意识的基本内涵是：世界从根本上讲是荒诞而没有意义的，人生活在这个丑恶的、非理性的世界中，总是不断地被异己的力量所挤压，人对于外在世界无法理解，也无能为力，只能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

二、卡夫卡与残雪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一）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一直以来，学术界就有一个公认的看法，认为卡夫卡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的小说体现了浓厚的荒诞意识。

例如吴晓东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图像在总体上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一个想象的梦幻世界，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荒诞世界，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世界。

”［5］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简史》认为“荒诞的中心事件是构成卡夫卡艺术表现的基本特点之一，大框架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正是卡夫卡的作品与纯粹荒诞作品的一个基本区别。

”［6］显然他们所谓的“荒诞”与真实相对，是“想象”的、“超现实”的、“不存在”的。

的确，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许多在现实中不存在的情节：格里高尔一早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一只叫做“红彼得”的猴子居然能够写信；煤桶骑士骑着煤桶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仅凭这些我们并不能说卡夫卡的小说是荒诞的，这也不足以说明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意识的内涵。

因为，我们能够列举出无数在现实中同样不可能存在的故事，但我们并没有说它是荒诞的：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腾云驾雾，《聊斋》里的人鬼之恋，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与狼外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常人眼里许多看起来很正常、合乎情理的行为难道就一定不是荒诞的吗？家庭是社会中最普遍的因素，可卡夫卡说：
“一切都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

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

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而这座监狱完全像一幢普通的民宅，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把它看成监狱，因而就更糟糕更残酷。

”［7］显然，卡夫卡从“回家”等“正常”的行为中看到了荒诞。

可见，荒诞的事物并不见得总给人离奇古怪的印象，相反，它甚至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正常”。

显然，“习以为常”的常识也不能成为判断事情是否荒诞的可靠标准。

那么，究竟什么是卡夫卡小说中所体现的荒诞意识呢？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比梅尔在他的《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一书中深刻细致地阐释了卡夫卡的小说，他认为荒诞就是“意义颠倒为它的反面”、“事物颠倒为它的反面”。

他说：“这种荒诞决不是瞎胡闹，而是颠倒(矛盾)。

关键性的颠倒是正义理念的颠倒，它指示着人之存在的可能颠倒的依据。

”［8］宇宙间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一切存在都有着自己的意义。

但是当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的意义被颠倒了、事物都反常化了、人非人性化了，这时清醒的人便会惊讶地意识到世界的荒诞。

我们以《在流放地》为例，卡夫卡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了流放地的军官要用一部机器处死一名无辜犯人的故事。

处决机器是故事的主角，是一台全自动机器，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床”、“绘制仪”和“耙子”。

犯人就是要在这“床”上忍受整整十二个小时耙子的刺戳最终因疼痛而死。

这除了让人产生一种人道主义的谴责以外，我们似乎并不觉得有何荒诞，因为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用以惩处犯人的残忍刑具可以说是花样百出，这架“处决机器”有何特别？让我们来听听比梅尔的解释吧：“床，作为家具的一部分，一般是人们首先要置办的，因为它最要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获得恢复，获得一种休息，使人们得以进行新的创造活动；床也是一个让病人获得康复的地方，因为它消除了任何一种紧张情绪，那是安全之所。

而在这架机器那里，床却变成犯人必须忍受最可怕的折磨的地方。

”［9］在这架机器那里，“床”恰恰是常规语意中“床”的颠倒！在卡夫卡冷静客观的叙述之中，荒诞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意识应该指卡夫卡小说表现了意义被颠倒、生存的正义被颠倒的非常态的荒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的举止越是符合常规，越是平常，它往往就越是荒诞的，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反之，越是显得离奇怪诞不符合常规的行为举止，其实正是真实的。

卡夫卡并非像荒诞派戏剧家那样制造荒诞，他只是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尚未被察觉的荒诞所在，因此，他所引发的震撼也最强烈。

我认为，这应该被看作卡夫卡小说的根本特征，如果没有这一特征，卡夫卡也就不能称其为卡夫卡了。

（二）残雪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残雪的作品充满了精神异常者梦魇般的呓语、神经质的人格叠合、阴郁恐惧的意象堆砌、毫无逻辑的时空转换。

同样，残雪的小说带给读者最大的感受恐怕就是蕴含在小说中的荒诞意识了。

如果说卡夫卡关注的是世界的荒诞，那么残雪关注更多的则是人的荒诞。

一方面，残雪小说的荒诞意识建立在对人与人之间变态关系的荒诞展示之上。

残雪为我们精心描绘了她眼中的世界：短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中的母亲有一张眼屎巴巴的小脸，积满了污垢的黑指甲，讲话时吐着牙间的秽物。

母亲想方设法在机关科长面前讨好卖乖：先是卖弄风情，无效后，又生一计，把儿子送给他当上门女婿，与三十三岁的老处女结婚。

儿子希望庸俗、肮脏的母亲因煤气中毒而死，但母亲永远没有中毒；请求母亲洗一洗，但母亲化作了一盆肥皂水，浸透在发黑的脏水里还忘不了监督独生子给科长送礼。

《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每天在家里清理抽屉，但总是清理不好。

家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把“我”心爱的东西——死蛾子、死蜻蜓等，全扔到地上。

母亲总是暗中与“我”作对，在门边嗡嗡地说话，打主意弄断“我”的胳膊，在抽屉快要清理干净时，弄坏灯泡。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中的阿梅生活在阴雨连绵的沉闷氛围中，太阳一出来，就将满院子的泥浆晒得臭熏熏的。

房子的墙上有一个洞，丈夫每天都去把那个洞捣得更大一点，邻居们总是站在院子那边的高墙下，用煤耙子捣墙上的那个洞。

小说中的人物以他们的恶毒、残忍和冷酷表现了其破坏、否定的欲望。

常人眼中温情的、仁慈的、友爱的人际关系和无私、善良、高尚的人物品格不复存在，作者以最丑陋、恶心、龌龊的词语描述父(母)子(女)、夫妇、朋友、邻里等关系。

读残雪的小说我们找不到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熟悉的一切，或者说我们认为美好的一切都被捣碎了，这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荒诞感——当一切经验和常识无法有逻辑、有规律地解释小说人物的言行举止时，残雪小说的荒诞意识便喷涌而出。

另一方面，残雪小说的荒诞意识还指人对自我、对世界的束手无策。

残雪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被世界压倒，被环境压倒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生物。

“我不时地种点什么，但从来没有存活过，因为天不下雨。

”——个人实在太渺小了，一个人的能力实在太有限了，无法与强大的自然界相抗衡，所以，“我”总是耕耘，总是奋斗，但从来没有收获过，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

《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总是不停地清理抽屉，可怎么也整理不清。

小小的抽屉应该容易被清理好，可“我”办不到，这抽屉似乎象征着我欲征服的客观外在世界，它看上去并不强大，可“我”无法攻克它，外在
世界往往有一种神秘力量我们始终无法战胜它，尽管也许我们为此花费了毕生精力。

对人生的无能为力的另一种情况则是人对他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常常茫然不知所从。

人是贪婪的，他们既希望自己有价值并能为社会承认，也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人格。

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过分注重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无论是残雪小说中卑微的更善无，还是沉稳的虚汝华，也不论是没有主见的老况，还是极度自负的老况母，都是如此。

然而一个人如果过于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他就容易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他们希望为他人所认同，为了能被认同而去做他们本不愿意做的事。

这时，无论他的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会痛苦不堪。

因为他若放弃自我与他人同一，那么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便不复存在。

可若他坚持自我，又常不能为他人所接受，那么作为社会的人他又认为自己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也会苦闷。

更善无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渴望自己被他人容纳，进而得到理解、尊重，为此他去讨好所长，在同事面前装模做样，可这并非其内心所愿，因而他做得极不自然，也感到非常难受。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这样他又有不被人认同的困苦。

无论如何，更善无始终感到屈辱而无可奈何。

当然如果有一天更善无失去自我意识而自己却不再意识到，那他就不再会有这种感觉了，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人格分离而是异化为非人了。

三、卡夫卡与残雪小说中的荒诞意识的成因
（一）家庭因素
对卡夫卡和残雪来说，他们所出生的家庭对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的作品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长。

他艰苦创业，小有所成，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为生计而不断奋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粗暴和刚愎自用的性格。

母亲气质忧郁、多愁善善感，在父亲的威压下，卡夫卡常常会从母亲那里得到抚慰。

在这样的家庭中，显然，强势的父亲对卡夫卡影响更大。

父亲对卡夫卡一直施以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教育，在父亲那里，卡夫卡总结了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教育标准只要求受教育者遵守，对教育者自身无效。

这种教育标准必然使教育内容受到教育对象的质疑，并产生情感上的疏远。

所以，中国的教育一直强调的是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为人师表，意义就在这里。

卡夫卡以他那只犀利的笔、细致的观察，将父亲那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专横与霸道作风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充满喜剧的讽刺与尖刻：
“不准咬碎骨头，你却可以。

不准咂咂地啜醋，你却可以。

切面包要注意的是，面包必须切得整整齐齐，而你用滴着调味汁的刀切，就无所谓了。

务必当心饭菜渣掉地上了，而你脚下掉的饭菜渣最多。

吃饭时不准做别的事，你却修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掏耳朵。

父亲，请你理解我，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之所以使我感到压抑，只是因为你，我心中衡量万物的尺度，自己并不遵守为我立的许多戒律。

”［10］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卡夫卡感觉到的只有“耻辱”：“要么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只有我必须遵守它们；要么执拗，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在你面前执拗；要么我达不到法规的要求，比如说因为我缺乏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敏捷，而在你看来，你所要求的都是我理所当然应当具备地——这便是最大的耻辱了。

”自从现代心理学产生以来，对于人的幼年心理发育就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成年人的品行、兴趣、成就、思维模式都与他幼年时期的经历密切相关。

这些经历也许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琐事，然而就是这些琐事造就了人们毕生的性格基础，特别是幼年生活留下的阴影或者创伤，会成为终生的心理障碍。

这样的家庭以及童年时的感受势必会反映在成年以后的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

残雪1953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解放后担任新湖南报社社长，母亲也在报社工作，两人可以说是一对恩爱的红色伴侣。

1957年，残雪的父母双双被下放到不同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

这个时候残雪只有4岁。

父亲尽管挨批斗，但仍然每日研读《资本论》和《马恩选集》。

母亲虽然被改造的“双腿浮肿、肾炎和慢性肝炎恶化”，但在每封给儿子的信中都要提到“严格要求自己”和“改造思想的问题”。

对残雪来说，父母一生都追随着党，可谓忠心耿耿，到头来却被党怀疑，一生善良却被善良践踏，父母建立在理性和逻辑上的生命追求被非理性和非逻辑的现实所取代，精神上的追求和现实世界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这不可能对残雪没有影响。

对残雪来说意义深远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她的外婆。

残雪的外婆是一个善良的老人，一生受尽磨难。

残雪和姐姐从小与外婆生活在一起。

这位老人有一些怪异的生活习惯，比如编故事、半夜赶鬼、以唾沫代药替孩子们擦伤口等。

外婆61岁那年因饥饿死于浮肿。

残雪在《美丽的南方之夏》中写道：“（外婆）临死前有人送来了补助给她的一点细糖，她再也咽不下去，就由我们姊妹分吃了。

糖很甜，也许是外婆的血，那血里也有糖，我们喝了外婆的血，才得以延续小生命。

”［11］对残雪而言，是外婆的血滋养了她的生命，而外婆却因失血而死。

父母和外婆的命运在残雪幼小的神经中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幅荒诞的图景，幼年时的家庭环境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反复出现，构成了她作品奇特而神秘的景象。

（二）社会因素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所生活的社会，反过来，作家们的作品也一定会打上社会生活的印记。

对卡夫卡来说，一方面，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对外扩张掠夺，对内实行家长制统治，是欧洲封建势力最后盘踞的一个死角，是个被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遗忘了的死角，我们难以考察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残酷的社会现实会引起卡夫卡内心多少的绝望和荒诞。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充塞着历史残渣的恶臭而恐怖的环境的压迫，他就不可能对‘世界的消极面’洞察得如此入木三分。

从而写出那么多离奇怪诞而又真实可信，滑稽可笑而又催人泪下的梦境经历”［12］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犹太人的卡夫卡，其所属犹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遭遇，就更使生性敏感的卡夫卡充满了灾难感。

犹太民族有2000多年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受奴役、受歧视，曾无数次被捕杀，种族血液里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及卡夫卡所生存的现实中犹太人的种种遭际，无疑会使神经敏感的卡夫卡更加充满不安和恐惧。

19世纪末，欧洲反犹太潮流一浪高过一浪，犹太民族的处境给卡夫卡精神上很深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失落身份的异乡人，一个充满敌意环境中的精神飘泊者。

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卡夫卡目睹各种异化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无动于衷。

他笔下的荒诞世界，正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的缩影。

当有读者问“在你的人生经验里，你觉得对你的写作发挥最大影响的是什么？”时，残雪毫不迟疑地说：“我想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文革’那一段日子，我父亲被下放，被送到‘五七干校’，因此我没有上学。

但我喜欢看书，从小看了不少书……”。

［13］文革十年时残雪还只是个青年，如果说文革时的痛苦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的话，那么那个时代带给人们的荒诞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重。

那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口号的年代，如果说吹嘘日产钢铁几亿吨、亩产小麦数万斤会让你觉得滑稽可笑的话，那么四万万同胞居然对此深信不疑，并严肃地执行那些砸锅卖铁的荒谬指令则让人不得不对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产生深痛的荒诞感。

那时候的早请示和晚汇报，难道不就是一部荒诞小说吗？社会的动乱造成家庭的不幸，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隔膜乃至敌意，造成理性的丧失与非理性的泛滥，给人们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

残雪小说的荒诞意识就直接产生于“空前浩劫之后的空前觉醒”。

（三）文化因素
在西方现代社会的上升时期，人在世界面前是充满了优越感的。

按照文艺复兴以来的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标准来看，高贵、善良的人是强有力的理性个体，可以依
自己的需要改造世界、重构世界。

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膨胀，人逐渐被异化为社会发展的螺丝钉，失去了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人“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从来不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

［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把人逼进了屠杀、死亡、仇恨和谎言的阴霾，自信舒适的精神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价值的真空、以及焦虑、恐惧和理想幻灭的困扰。

现实对理性的毁灭性打击导致社会思想发生剧烈震荡，哲学走向了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尼采大喊：“上帝死了!”克尔凯郭尔提出“孤独的个体的存在”成为存在主义的滥觞。

虽然卡夫卡的作品中很少提及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但他深受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个时代的人的普遍处境，即西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这种荒诞性与物质文明的发达和现代战争对人的迫害是成正比的。

正因为此，美国诗人奥登认为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残雪小说中荒诞意识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残雪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楚地巫性文化的影响。

残雪自出生至中年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湖南度过。

湖南地处古代楚文化的中心，保存了崇巫尚道的楚文化的诸多特征，尤其在广大民间，直至今天仍能看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

“广大民间弥漫着巫风，保持着对鬼神的敬畏，并流行着各种祈福斋蘸仪式，可谓千年如故”［15］除严肃的祭祀外，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艺术品以至乐舞，都表现出浓厚的巫风。

行巫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与鬼神相通。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残雪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更何况残雪身边还有一位对她言传身教的外婆。

我们上文所列的外婆的那些奇特的生活习俗都源于楚地的巫性文化。

这种原始的想象力和奇异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残雪的小说中首先表现为一种修辞手段——残雪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人与自然的融合，比如《山上的小屋》中的父亲长着一双“狼眼”；《污水上的肥皂泡》中的母亲“化作一木盆肥皂水……”我们在楚地文化中找到了这些荒诞情节何以出现的原因。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巫性文化在残雪那里已经上升成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和角度，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残雪的那些让人以为是荒诞不经、莫名其妙的故事却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迥异于平常世界的异端境界。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残雪深受卡夫卡小说的影响。

残雪在《灵魂的城堡》一书的序言中说：
“……在一个阴沉的日子里，我偶然地读起了卡夫卡。

也许正是这一下意识的举动，从此改变了我对整个文学的看法，并在后来漫长的文学探索中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的信念。

那么卡夫卡，对于我这样一个写特殊小说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