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想以仕途为依归，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了甚至拥有了政治空间，也终无建树，如曹魏时期的曹植、南唐后主李煜以及李白之类；有的满腹经纶，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却没有机会或身不由己，终以文人学者名世，如贾谊、辛弃疾、顾炎武之类；有的因主客观条件具备，得以风云际会，遂成为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士或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如郭嘉、诸葛亮以及唐太宗身边的十八学士等等。

知识分子命运如此同途殊归，抛却客观因素不论，其主观上大体源自政治器识上的差异。

所谓政治器识，应该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关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泽东曾有两次鲜明的论说。

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到《人民日报》的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

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1975年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讲：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因为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

两次所谈，直指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识。

掌握了知识，不等于拥有智慧和才华，拥有智慧和才华，也不等于具备政治识见和谋断能力。

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转变，需要机缘，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历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须有某种自觉，培养出必备的政治器识。

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

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气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

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从《宋史》里读到刘挚这番话，感慨万千，在一封拒绝为他人去世的母亲写传记的信中说：仆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

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

毛泽东赏识的知识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谈到的：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说明革命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并提升为理论，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所能为，非有政治器识不可。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纵使以理论见长，也需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懂得社会实际的情形，具有社会实践的经验，才能创造出有助于实践的理论。

对此，毛泽
东1958年6月说的一句话切中肯綮：单从学院中过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

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泽东早年既研读和崇尚过宋明理学和心学，也研读和崇尚过明清的实行之学。

像颜习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之论，毛泽东是知晓的。

他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及知行问题，强调既要知，也要行。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

顾炎武虽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

他有政治抱负，也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

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