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运行方式（二）

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运行方式（二）
（三）官僚选任按律而行
为保证政治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最大限度地阻绝庸才入仕为官之路，北宋就官僚的选拔任用，习遵前例、谨小甚微，不仅有可操作的方式和严谨规范的程序，而且还有诸多原则，待之遵循。

考试任用制度。

唐末五代政局乱象横生，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

公元 962年 8 月，太祖诏令“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

当然，试判仅是选人升改官资、提前注官的前提条件。

试判入等者得以放选升陟，不入等者亦无惩降。

太宗即位后，对试判之制略有调适，于是下诏“试判三道，凡两经试判批中下者，判上者即与超一资注拟，……判中者则以资注拟，……凡两经试判批中下者。

”，试判差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仁宗更为重视此举，将试判成绩分为三等：一等改京官获知县，二等循资授职官知县，三等赴远任官。

不仅如此，由于地方长官多兼司法之责，为避免冤假错案、枉杀无辜，又推试刑法，以督促官僚学法用法，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

为取能文晓法之人入仕，北宋对文官初次为官，推行铨试之科；武官初次为官实行呈试之法。

初试过关者，方得放行参选。

而就免试了出官之制，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例和程序，以防止才疏学浅之人获得差遣。

譬如，考虑幕职州县官在任劳绩，“历任有京官、职官、县令举主共及五人者，亦与免试，放选注官”。

铨试、呈试制的实行，对北宋官僚队伍向非世袭化和开放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定期轮任制度。

“三载考核，三考黜陟”官僚任用的古训为封建各朝所承袭。

北宋初，宰执等重臣任职年限没有明确规定，但对地方官基本习成定制。

宋初，战事凸现，边防之官多实行久任制。

公元981 年，太宗下诏：“诸道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及监榷物务官，任内陆满三年，川广福建满四年者，并与除代。

”真宗时，川陕、广南幕职州县官必为二年，然无阙可注而未能推广，但京朝官以两年或两年半为限却渐成定制。

北宋后期，随着冗官问题更趋严重，赋闲待阙者居多，官僚任期又适作调整。

总体而言，三年任期之制基习成
惯例，但在冗官有充斥的情况下，官僚实际任期比规定略短。

定期轮任制的实行，有效的减少了官僚一地久居经营而致盘根错结的关系网，避免地方势力坐大形成辖区割据，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任期较短既无助于地方政治建设，亦更增加了地方行政开支，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举荐保任制度。

宋初，百废待兴，急需治国之才。

因而举荐之法甚兴。

举荐任员，担负着为国家推举治国英才的重任，因而统治者尤为重视。

为提高实效，实行保举连坐法。

宋初，条件相对特殊，诏令以荐举堪任差遣为主。

太宗时，战事基本平息，巩固政务成为中心任务。

于是，人事制度改革序幕徐徐拉开。

为鼓励荐举才学之人入仕，连坐治罪条款略有放松，被举者犯罪若荐官及时自首，可免其罪，一时举荐之风盛行，举荐范围趋于扩大，举荐方式也有更新，从而为朝廷了解百官、储备人才创造了条件。

举荐制度经真宗、仁宗日趋制度化、固定化，相关内容，譬如举主资格和举荐人数、被举荐人身份等更趋完善。

任官回避制度。

任官回避制度是减少徇私腐败现象，澄清吏治的重要方式，包括亲缘回避和地缘回避两个方面。

任官回避起于汉初，至北宋获得空前发展，不仅回避的职务增多、范围扩大，而且回避条令也更加具体化。

宋初由于人才紧缺，求才若渴，举官不避亲，到太宗时期任官避亲现象逐渐增多。

仁宗康定二年，颁布《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制》，其中规定“本族缌麻以上亲，及有服外亲、无服外亲，并令回避，其余无拘”。

这项规定，使回避范围从直亲扩大到姻亲、旁亲。

在此基础上，北宋后任统治者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

至熙宁三年，又在制定的内外官避亲法中规定：“应内外官事局相关，……皆令奏请回避。

”任官回避制度就整肃吏治、维护皇权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