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及对主体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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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及对主体的新要求
作者:袁冬梅
来源:《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4期
摘要: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为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性,做好执政条件下的群众工作,共同建设新西南,中共西南局科学分析执政后群众工作面临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

针对群众工作主体在执政视野、工作方法、工作动力等方面存在的新问题,积极探索党员干部群众工作动力机制构建。

关键词: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走势要求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5.04.12
文章编号:1009-6922(2015)04-39-05
建国初期,为更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升执政条件下的群众工作能力,中共西南局坚持把握和遵循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深刻分析群众工作主体面临的新问题,积极探索对群众工作主体的动力培育,以群众工作为抓手带动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
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政治任务、社会地位的变化要求群众工作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为此,中共西南局在全面推进群众工作中深刻分析群众工作出现的重大变化,准确把握了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

(一)群众工作主客体的重大变化
西南解放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最大限度动员各族人民为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而奋斗是当时摆在中共西南局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

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执政初期党的执政能力的初步检验。

群众工作起着基础和枢纽作用,可以带动其他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稳定的重要保障。

如果群众工作能力不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西南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

以邓小平、贺龙、刘伯承为代表的中共西南局根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政治任务出发,毅然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当时群众工作的重大变化,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主要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为主向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人民建设新家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转变。

群众工作的主客体随着历史方位、外部环境的改变,其范围和边界也有所变化。

就主体而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等一切体制内的工作人员都是建国初期大西南群众工作的主体。

密切联系群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是他们的根本职责。

西南解放后,群众工作主体不断丰富和发展。

原来坚持地下斗争的本地党员干部继续发挥作用,另外又新增了刚参加工作的干部,以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三万多名干部。

外来干部通常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到西南后在党的队伍中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

当然,新主体对环境的适应以及新旧主体之间的融合团结问题也日益凸显。

“去西南工作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而外来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和作风。

”一方面外来干部尤其以二野为主体的军队、南下干部等充实了西南地区党组织的力量,为群众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新旧主体间因缺乏了解也时常会导致隔阂和矛盾的产生。

因此,西南地区群众工作主体相对于革命战争时期而言呈现范围更广、数量更多、结构更复杂等特点。

就客体而言,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

”可见,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客体的范围十分广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头人、土司、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等只要是支持和赞成党的领导,愿意建设新西南的都属于群众工作的客体。

相对于解放前,西南地区群众工作的主客体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已发生深刻变化。

1.群众工作主体大多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在西南的解放和社会经济恢复中表现出信念的坚定。

他们不是受制于个人利益的驱动而是扎根于内心深处信念的坚定而全身心投入到群众工作中去,因而再苦再累都毫无怨言,甚至甘愿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以西南服务团为例,成立于南京的西南服务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云贵川籍老干部,性格耿直的东北大汉,思想灵活办事灵光的南方小伙,讲满口土话的潮州汉子” 。

1949年10月,西南服务团从南京赶赴重庆时条件十分艰苦。

“有的支队乘装货的闷罐车,有的支队坐不遮风雨的敞篷车”,“脚不能伸、身不能翻,拥挤不堪”。

但是他们尚在行军途中就开始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充分发挥了服务团、工作队和宣传队的作用,“放广播、贴标语,街头宣传,出快报等形式,边行军边做宣传工作”,“向各地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宣传西南服务团”。

为此,邓小平高度赞赏西南服务团:“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奋不顾身、日以继夜的工作,他们一心一意为着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并且有几千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光荣牺牲,他们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好事儿不计较个人的享受。

”可见,建国初期西南局的群众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离不开来自全国各地党员干部坚定信念支撑下的无私奉献。

2.群众主体意识已初步形成。

群众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是建国初期群众工作的显著特点。

就普通工农而言,他们对党描绘的未来社会生活充满向往,迫切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他们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获取,真正体现当家作主。

他们诉求单一,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生产和生活需求,在政治上,对党有强烈的情感认同,倾向于听党员干部的,对党员干部有一种朴实的感恩心理和信赖感,党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较少提出反对意见。

因此,只要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象好,他们就会一心一意跟党走。

就少数民族的头人、土司、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投诚人员而言,他们对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心理排斥对抗到转变认同的过程。

开始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愿意和党合
作,因此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表现在既希望享受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又迫切渴望能够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应该说各类客体主体意识的形成有力推动了建国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

3.群众工作的主客体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有时主体变成了客体,客体充当了主体,增加了群众工作难度。

一些党员干部在巨大的成就感面前开始以功臣自居,萌生了享乐腐化思想,开始滋生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现象。

有些刚进入体制内不久的党员干部,由于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入党,不是来革命,不是来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

这些党员干部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立场和党性修养,不仅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反倒沦落为群众工作中需要及时帮助和坚决反对的对象。

而一些体制外的民众往往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动员其他群众参与到经济恢复和社会建设中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群众工作主体的角色。

(二)群众工作的内容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实践证明,动员群众积极投身党的事业是群众工作的永恒主题。

但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呈现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

实际上,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的具体内容也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呈现出执政初期,党在局部地区的执政印记。

1.群众工作主要以政治动员为主。

着重从党制定的宏伟目标入手,动员、吸引群众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事业。

政治动员的最大优势体现在物质条件相对欠缺、国家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完善、政治任务又相对紧迫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精神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动员民众完成国家制定的奋斗目标。

以交通建设为例,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所以,改善出川交通尤其是铁路状况是加快西南经济恢复的重要前提。

若要完全依靠当时国家财力,并不现实。

于是在政治动员下,中共西南局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既解决了人民的生活问题,又弥补了财力人力的不足。

在党的领导和各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成渝铁路就全线通车。

当然,鉴于政治动员目标的全局性和对象的全体性,实现目标的过程有可能会因全局的利益而牺牲个别群体或个人的小利益,特别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工人与农民、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关系方面会有所偏重,但因有宏伟目标的指引以及所触及的利益程度不深,加之对党设定的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群众往往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为了保障西南整个财政收入,一些工人面对工资收入不涨反跌,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平静接受并支持国家建设,正是基于他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邓小平强调:“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农民在忍受困难,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也要忍受这个困难”,做到既能维护目前利益又能兼顾长远利益,目前利益是人民有饭吃,长远利益则是全体人民都能够有饭吃。

2.革命和建设并重并行。

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革命任务依然艰巨。

西南虽然解放了,但鉴于西南解放时间较晚,集聚了大量反动势力。

各地土匪、国民党残余军队及其他反革命武装力量发展迅速、活动猖獗,严重影响了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新生政权的巩固。

仅1950年5月,“贵州土匪发展到十一万人”,西南土匪达“二十七万七千余人”。

重庆地区几乎每县每月均有土匪暴动。

1950年1月中旬,綦江县特务、地主恶霸、反动军官和惯匪发动武装暴乱,袭击政府、拦截汽车、杀害共产党员家属和农民积极分子,抢走大量粮食。

最严重时,綦江县42个乡中28个乡与县城中断联系。

1950年2月,荣昌县11900多名土匪暴乱,杀害129名解放军和地方干部,44名群众。

江津千余名土匪暴动,攻打朱家场,8名征粮干部遇难,30多万斤公粮被劫,各级党委政府剿匪任务艰巨。

同时,重建任务也很繁重,西南地区长期处于国民党残酷统治之下,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百废待兴,恢复重建任务尤其紧迫。

因此,这一时期群众工作是革命与建设并重并行,这对于刚刚接手西南的中共西南局无疑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二、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主体面临的新问题
建国初期,面对西南地区复杂而艰巨的群众工作局面。

迅速调动各族群众积极性,建设大西南,促进经济早日恢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

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投入更多的精力,分析群众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创造出既符合西南地区区情,又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群众工作方法,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

实际上,随着全国解放的实现,由于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历史上各地区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封建敌对势力强大等均使党的群众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但最大的挑战则来自于主观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出现了精神懈怠、消极腐败、脱离群众、工作动力减弱等情况。

(一)群众工作主体战略视野狭窄
尽管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具有一脉相承性,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始终不变的宗旨,但并不等于说没有阶段性。

实践证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群众工作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不能把握群众工作的新变化,就做不好群众工作。

古语云,不谋一域不足以谋全局。

实际上,在群众工作上具备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不仅能帮助主体做好局部工作,也能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整体。

建国初期广大西南农村就是整个群众工作的一域。

但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整体意识,还没形成农村城市并行并重的战略思维。

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忽视了农村群众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些干部错误地把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理解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

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

”的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村转向城市。

但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计划、分阶段逐步过渡的,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农村工作而只做城市工作。

在重心转移过程中,第一阶段的重心恰恰就在农村,通过剿匪、征粮、土改稳定农村社会。

忽视农村工作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相互隔离乃至对立,农村得不到城市的支持,封建势力十分猖獗。

同时,城市也得不到农村补给,造成城市通货膨胀,人心惶惶,建设步伐缓慢。

(二)群众工作的方法策略欠妥
正确的方法策略不仅能减少矛盾的产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群众工作效率。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西南地区解放后,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邓小平也是特别强调群众工作一定要具备科学的方法和策略。

务必“依据不同对象”“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要取得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

但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上还是存在简单粗暴、急躁冒进等问题。

1.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盛行。

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指出:“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

”表现为不分析工作对象、不考虑工作环境,不注重工作过程,一味追求结果,手段简单粗暴,严重损坏人民利益,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有的部门为着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殴打,采取游行罚跪等。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逼死人的情况。

1951年3月,重庆市永川县松溉镇在开展“三反”、“肃毒”及“追匪赃”的工作中,因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有253人被诬为“土匪”、“分匪赃者”,32人被定为“奸商集团”,323人受过肉刑,41人受伤,14人残废,4人死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松溉镇事件”。

一些地方“在接管国民党的公粮时,部分干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认真核对粮仓中的库存,只加上一张封条,就算接管了,造成许多空仓。

”官僚主义盛行,“重庆某厂军事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到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得不到发扬,发生了车间秩序混乱,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刹车等现象。

”邓小平认为这就是“不懂得进行工作的方法”。

2.关门主义严重。

统战工作中对如何与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合作上,存在思想上想不通,心理上不舒服,言语上不好听,行动上排斥等。

一些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艰苦时你们不来,革命胜利了你们来领导咱们了,在组织上我服从,在思想上我想不通”。

实际上,历史上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相互合作支持中形成。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是我们党宽广胸怀的体现,也是开门交友的结果。

执政后,始终坚持和民主党派合作既是我们加强自身建设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重要保障。

对此,邓小平反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
3.急躁冒进。

只要速度,不考虑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和实际工作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在民族工作上。

一些干部不考虑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隔阂和差异,在征粮、政策宣传、土地改革方面都患有急性病,采取和汉族地区一样的节奏和做法,引起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反感和抵制。

(三)群众工作动力不足
在西南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党内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严重制约了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

一些干部产生了“畏难怕苦思想和保守思想”“,认为西南偏僻、山多、路远、地脊民贫,太苦”
不愿意到西南来,有的甚至当了逃兵。

来到西南后,一些干部的不良风气不减反增,享乐思想、脱离群众思想以及浪费思想日趋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在住房问题上不从机关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总想自己另外住小洋房”。

部队中一些干部“不愿离开城市,要求向城市转业,不愿住坏房子,不愿到贫苦地区去。

”“战斗中有私藏缴获的金子不交公的情况。

”一些干部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不愿意主动联系群众,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

群众工作中战略思维缺乏、方法简单、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执政时间较短,经验不足。

但从本质上看,革命成功后,执政地位的实现,外在压力的消失让部分党员干部滋生了群众路线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重要,不需要再联系群众的想法,故而表现在群众工作过中主动性不强、创造性缺失等内在动力不足。

三、中共西南局对群众工作主体的新要求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脱离群众、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挑战,培育群众工作动力,无疑对全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执政条件下的群众工作意义重大。

为此,中共西南局对党员干部提出了群众工作新要求。

(一)提升执政背景下群众工作艺术
邓小平认为“革命干部的缺点,往往在于工作方法问题”,“干部学习工作艺术很重要”,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工作事半功倍,解决硬件配置的不足。

比如对于宣传工作,邓小平认为“方法好人少也可以解决问题,方法不好干部多也不能解决问题。

”而好的工作方法就是要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同敌人做斗争,善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做好三个善于,应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坚持理性决策、形势决策、稳妥决策,全面推进党的群众工作。

1.坚持理性决策。

根据不同对象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相应的对策。

这种策略既能密切联系群众,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比如工人农民:应团结大多数,依靠当地人。

知识分子:宣传动员,用其所长。

民族资产阶级:依靠和团结。

袍哥:分化和置之不理。

国民党残余部队:教育和改造。

不能因对某些群体的特殊情感而影响决策。

以失业群众为例,有人认为失业的都是一些穷苦人或学生等知识分子,是人民当中的一份子,应该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

但如何解决最为有效。

中共西南局认为,“从情感上说,我们对许多人的失业是很难过的,但从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上说,我们不能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

为此,中共西南局提出的策略是“只能分散解决,不能集中解决。


2.坚持形势决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形势变化调整策略。

比如农村反霸问题。

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党一度提出了反霸口号。

但是在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提出,“反霸的口号,我们考虑以暂时不提为好,因为在策略上目前不宜普遍地反霸”,“在策略上我们宜于分化地主阶级……有意识地团结一批开明士绅,即地主阶级的左翼,吸收他们当代表,当协商委员,并吸收一些到政府部门中工作。

”但是半年后,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为更好的进行减租,中共西南局对于反霸问
题提出新要求,“不反霸就不能达到减租的目的,过去不提反霸口号是正确的,现在不提就是错误的。

但是反霸容易犯打击面过宽的错误,此点必须预防。

”对于减租退押问题。

中共西南局认为退押对地主的打击最大,如果没有良好的策略,容易激起地主的强烈反抗和破坏。

为此,中共西南局要求严格按照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的四种办法执行。

对于富农、起义军人、民主人士、小土地出租者和确实困难的中小地主应主动适当照顾,采取“缓”、“少”、“不”三种办法。

既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的方法。

对于大中地主则采取“急”、“缓”、“少”的分法。

这样做能够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给党的群众工作制造麻烦。

3.坚持稳妥决策。

积极稳妥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解决问题的深思熟虑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比如在剿匪方面,消除匪患固然对西南地区的政权稳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并不是越快越好,杀的越多越好。

应根据土匪分布状况、暴动情况、危害程度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究其原因,一则此种方法在其他地区经过检验是可行和有效的;二则“多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并不是好办法,这种思想表现了对剿匪问题的急躁”。

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中共西南局也是一再强调不可超之过急,要谨慎稳妥,一切以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为前提。

(二)构建群众工作主体的动力机制
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针对党员干部出现的脱离群众动力不足的状况,积极构建党员干部群众工作动力机制。

1.以整风建动力。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整风运动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激发党员干部群众工作动力一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建国初期,面对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的危险,中共西南局也在广大干部中开展了为期数月的整风运动,对象以全体县团级干部为主。

1950年6月6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做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精辟论述了在西南地区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意义和紧迫性。

6月24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全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会后以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为重点拉开序幕,到9月底,干部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共有4291人参加,不少干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坚持群众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树典型激动力。

在党员干部中树立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其他人的工作动力是西南局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共西南局认为英雄模范是人民最可靠的基础。

“一切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事迹,必须加以表扬,并发扬这些战斗英雄的高贵品质。

”以英雄模范的革命正气,激励更多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党的各项工作中去。

为此,1950年9月7日,重庆市召开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评审出刘子林等66位代表出席全国英雄模范代表会议。

当然,对那些不遵守党的纪律,损坏群众利益的人,“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对于若干完全不合乎党员条件的人,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谨慎的、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

3.搞培训提能力。

建国初期,西南局党员干部结构的复杂性造就了对待群众工作的思想境界、利益需求、主观能动性、工作方式以及对党的政策理解等都呈现较大的差异。

因此,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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