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最讲“信义”？两个字的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

晋商最讲“信义”？两个字的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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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商人》2008年第05期
官商勾结也罢，“黑社会”也罢，对于晋商来说，这一切为什么？
因为晋商是一个商帮，而非政治团体，其终极是为了经济利益与经济目的。

那么，围绕这一核心目的，一切的丑陋与其内心深处的愿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晋商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

”随着家业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当遭遇危机变局时，笃守诚信的晋商终究没有能够从骨子里改变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任何冠冕堂皇的道德标榜，都无法抵御巧取豪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商人的诱惑，即使那些过去信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商人，当他们看到不守这个“义”则能获取更多的“利”，也就逐步把诚实信用的原则置之脑后。

问题是，多年来，太多的文人、学者、热血青年看到的是晋商身上光灿灿的东西，而不是理性地来分析晋商的优秀品质与其自身固有的劣根性。

比如，信义。

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这是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和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

晋商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

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雇主。

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商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

”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

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

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
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

诚信和仁义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

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

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获取利润。

这也正是我们尊崇晋商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商业社会最为匮乏和呼唤的东西之一。

讲究信义，是为更好地发财，而当利益与信义发生冲突时，晋商该选择什么呢？
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得病了。

按理说，总经理得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翙。

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鸿翙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

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雷履泰生病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

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

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老板怎么办？跪地！
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

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翙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

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

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

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

它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和，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

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

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

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
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

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这种争斗，明显具有“中国特色”。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里，给我们还原了这场争斗，这场争斗会让太多的读者对晋商的信义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财东老板想让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养，这位“当管家的”“委托责任人”雷履泰总经理就敢撤分号让财东老板跪下来求饶，这算什么“信义”？因为在“老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那位当“伙计”的毛鸿翙就敢挖走“老单位”的“业务骨干”而且就在“老单位”的旁边宣战似地另起炉灶，这算什么“信义”？
这场争斗这样说来似乎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我们说详细一点，说深一点。

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的斗争，一直落实到他们的生殖器，直到其中的一方升天为止。

在双方斗争的最激烈时期，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意思就是说，你毛鸿翙再能也是我的儿子，走的我开辟出来的道路。

毛鸿翙则针锋相对，给孙子起名毛履泰，意思是说，你别张狂，我是你爷爷呢！
在世人眼里，山西票号就意味着诚信，意味着荣耀，意味着创造。

但在它的内部，却是激烈的争名夺利。

雷履泰和毛鸿翙不是晋商集团中唯一的商业领袖，但是他们的个人恩怨，至少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他们可以各自打造一个金融舰队，但无法联合起来，制造一艘更大的航母，去飘扬过海，去应对未来的惊涛骇浪……
当今天的山西商人和学界人士无限赞美这两位创始人的时候，可曾有人追问过：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这就是晋商的另一种“信义”。

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晋商票号兴盛的时候，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里面如此记录：“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及至衰落的时候，即卷款潜逃，伪造账目”，便就可见一斑了！而且“票庄经营太重信用，对于借款不用抵押。

太平的时候，因为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

一遭变乱，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待到大势已去“索偿者不得不讼及号东”的时候，这些“平日养尊处优，不问号事，且无一不有鸦片嗜好”的财东们，才明白他们原来担当的其实是“无限责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债务。

不足，则为阶下囚”，“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为怪了！美国人唐纳德.G季林先生在所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
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

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

”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的诚信品牌，进而形成的繁华人脉因此而逐渐被掐断。

诚信乃立商之本，这一点，晋商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在当时可谓无可比拟的了，可他们偏偏没有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或者说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承诺，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这就使得晋商在遭到外来力量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消费者所唾弃。

这不能不说是后来晋商迟迟未能东山再起、重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问题还有另一个层面。

还是余秋雨，他给我们举出了些“信义”史料：“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

如此轻率，难道就是“信义”经营的本质？
据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崔崇（山千），汾阳人，以卖丝为业。

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

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

崇（山千）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

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

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

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

”文中的这个山西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信有义的人，为数拾金就剖腹，其行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

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诚信是无价的，但诚信不是无条件的。

对于无诚信的人讲诚信，有何意义呢?弄不好，会连自身也丧失了。

在这方面，晋商是有惨痛教训的，可作前车之鉴。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和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曾为合盛元北京分号借贷担保。

但合盛元北京分号因经营不善，欠债难还，当债主逼上门时，合盛元北京分号经理竟仓惶逃回祁县总号。

日升昌受牵连了，当局要求“相与”负责，这无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闭。

如果当时，合盛元票号能与日升昌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欠债，那何至于出现如此的惨局?是合盛元失信于“相与”在前，日升昌才受牵连于后的。

与日升昌一样，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诚信的大亏。

主做俄蒙贸易的常氏，在俄商手头据拮，无现钱买茶叶时，便同意赊欠，结果多达140多万两白银。

后来，这些俄商大多赖账不还。

虽费尽周折，仍所收无几，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败。

大德通是由乔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

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

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乔家商号元气大伤。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的一种钞票叫晋钞。

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贬值，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一样了。

弄到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

这种状况下晋商对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时候怎么办？他也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拿晋钞换给你。

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值来折给你，给你兑换。

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

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

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

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这样的要求毫不过分，合情合理。

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

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这种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让后人慨叹。

但是，这种飞蛾扑火般的“信义”总让人在后来阅读时怎么都不是滋味。

还有后来的晋商在“庚子之变”时，竭力向朝廷输诚，足见其见识短浅，较之搞“东南互保”的洋务派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真不可作同日语。

其“学而优则商”，毕竟只是学了满脑子的道德经义，因此其票号在兵连祸结中，宁可自己破产，也决不失信于民众。

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这决计是不合时宜的。

诚信也是双刃剑，既能保护各自的利益，也会造成难以愈合的自伤。

当我们一味赞美晋商是如何地讲诚信，而忘了诚信必须要有的前提和条件时，那么，我们恐怕会误人子弟了。

难怪刘庭玉先生感叹：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