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时期城址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时期城址的
发现与研究述评
党志豪
摘要塔里木盆地北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历史上天山以北游牧部落与天山以
南城邦诸国互动的重要区域。

自汉至唐，中央王朝均在塔里木北缘设置完整的军政建置
体系，遗留下大量的古代城址。

自清代起，诸多学者对这些城址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查、发
掘和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塔里木盆
地北缘汉唐时期城址研究现状，查找不足与空白，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丝绸之路史地研究
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

其北侧为天山造山带，西南为喀拉昆仑造山带，南部为昆仑山造山带，东南部为阿尔金造山带，盆地中部为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里木盆地北缘即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盆地向天山造山带俯冲消减而形成的盆山耦合地带。

东起库鲁克山西端，西抵托什干河上游，包括今巴音布鲁克蒙古自治州焉耆盆地、库尔勒——轮台绿洲，阿克苏地区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阿克苏绿洲、拜城盆地、乌什谷地等。

塔里木盆地北缘在其特殊的地质构造演化中，在地底蕴藏了丰富的油气资源，现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产地之一。

地上受天山融雪河流的滋养，形成了绿洲与荒漠相间的特殊地理环境，这些星罗棋布的绿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人类文明的摇篮，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早在青铜时代该区域即已有较发达的人类文明①。

汉通西域后，塔里木盆地北缘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通道，同时也
①自治区博物馆等：《温宿县包子东墓地的调查和发掘》，《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轮
台群巴克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11期，第987~99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第75~10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6期，第511~5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轮台群巴克墓地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684~703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哈布其罕1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第8~2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拜勒其尔石围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3、4期，第30~60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新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哈布其罕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1年3、4期，第16~22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小山口水电站墓群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2007年第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小山口二、三号墓地考古发掘新收获》，《新疆文物》2010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硕县文物管理所：《和硕县那音克墓地考古发掘收获》，《新疆文物》2012年3、4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静哈布其罕萨拉墓群2013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2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莫呼查汗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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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山以北游牧部落与天山以南城邦诸国互动的重要区域。

为有效管辖治理西域地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自汉至唐，中央王朝均在塔里木北缘设置军政中心，并构建完整的军政设置体系。

因此，在现今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荒漠、绿洲中遗留有大量的古代城址，这些城址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时期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载体，是丝绸之路北道的有机构成，也是中央王朝有效管辖、治理新疆的实物见证。

百余年来，诸多学者对这些城址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时期城址研究现状，推进研究的深入。

一、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回顾
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的统计①，塔里木盆地北缘共发现汉唐时期城址146处，按推测年代划分汉代5处，汉晋4处，汉唐41处，北朝至唐4处，唐代61处，年代不明者31处。

据文献所载，可知汉代塔里木盆地北缘自东向西分布有焉耆、尉犁、危须、乌垒、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等国，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在设西域都护，与乌垒同治，东汉和帝永元三年迁龟兹它乾城；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原有诸国逐步兼并，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焉耆、龟兹成为最大的两个地方政权，公元4世纪后，柔然也多活动于此；唐代时塔里木盆地北缘为龟兹、焉耆所据，西突厥亦在此活动，唐王朝先后在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焉耆设焉耆都督府，管辖、治理西域地区。

关于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研究算起，迄今已百余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清代西北史地学的研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王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官方极为重视边疆史地的著述，揭开了西北史地研究的序幕，也间接成为了塔里木盆地北缘城址研究的开端。

除官修志书外，大量的私家著述、行纪等都涉及到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记载与考证。

官修志书中的《西域图志》、《新疆识略》、《新疆图志》等地理类通志，以及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陶葆廉《辛卯侍行记》等私人著作与游记均涉及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历史地理的考证。

上述著述中，以《西域图志》成书年代最早，其卷十五至卷十七“自哈喇沙尔属至乌什属”②中参校历代史籍，援古证今，考证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历史地理。

按其考证，清哈喇沙尔（今焉耆县③）为汉唐焉耆国故地④；焉耆盆地东部的乌沙克塔勒（今和硕乌什塔拉）至特伯勒古（今和硕特吾里克镇）一带为汉危须国所在⑤；“哈勒噶阿璊（今库尔勒塔什店）至库陇勒（今库尔勒市铁门关），为尉犁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古城遗址（上、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②钟兴麟、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1~271页。

③括号中今地名均为《西域图志校注》注释中考其所在。

④钟兴麟、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⑤《西域图志校注》第243页：“自乌沙克塔勒、察罕通格、楚辉、至此得四城，皆居喀喇沙尔城东，汉时危须国当在此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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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

①”；策特尔（今轮台策大雅乡）北为汉乌垒国旧地，南为渠犁故土；玉古尔（今轮台县）为汉仑头国旧地，但将唐代轮台县也误以为此，显然是错误的；库车（今库车县）为汉唐龟兹国所在，赛喇木（今拜城赛里木乡）为其西界；阿克苏（今温宿县）为汉晋温宿国故地；雅哈阿里克（今拜城温巴什乡）为汉晋姑墨国所在；乌什（今乌什县）为汉晋尉头国、唐蔚头州所在。

后续的官、私著述中，也多沿用《西域图志》的考订，但也存有不少争议之处，如：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姑墨在拜城滴水崖②，《新疆图志》则认为“阿克苏实汉之姑墨国，而温宿国乃乌什也”“故唐尉头州当在今巴楚州左右。

今苏木塔什有破城，疑即尉头遗址”③；《西域水道记》认为“危须当在今博斯腾淖尔东南。

”④等。

除依据历代文献记载道里与山川地形考证汉唐诸国大体位置外，不少志书中也涉及到具体城址的记述与考证。

如《西域图志》载：“（喀喇沙尔）有旧城二：一在海都郭勒西十里，一在海都郭勒西南二十里。

久废。

今移建新城于喀喇沙尔，周一里五分。

”⑤海都郭楞即今开都河，自和静小山口出山后呈西北——东南向注入博斯腾湖，在其西侧现存古城近10处，尽管可考其里数，但也难以具体到某一城址之上；又载：“察罕通格，在乌沙克塔勒西，西南距哈喇沙尔城一百九十五里。

地有废城。

”⑥《校注》注察罕通格为今和硕查汗通古，经查，查汗通古属和静县，在今曲惠以东。

至于废城所在具体位置，现已无法对应；又载：“硕尔楚克，东北距哈喇沙尔城四十里，有水草，可驻牧。

其东北二十里有旧城。

”《校注》考硕尔楚克即今焉耆县四十里城子。

则旧城当为今博格达沁古城，大致呈方形，边长800余米。

《西域图志》未考其是何年何城？仅言喀喇沙尔为古焉耆国全境。

《西域水道记》亦载此城曰：“（博斯腾）淖尔西岸有故城，雉堞犹存，周九里许。

”并据文献考证“是或员渠遗址欤？”⑦等等。

总体来说，清代史地研究经历了从重考据、重史论到重实地考察的研究过程，编撰者有不少有在新疆任职或生活的经历，如徐松、王树枏等，所记述山川道里，多经实地考察，可信度较高。

但受当时科学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加之诸学者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在一些具体的考证之上还存有不小的分歧，部分考证将历代文献中记载同一地名统认为一地，显然是错误的，如汉唐时期的轮台、疏勒等，即便乾隆四十七年成书的《皇與西域图志》与宣统元年成书的《新疆图志》中，不少地名即已发生变化，同一地名有时也已不在同一地方。

此外，清代考证中也缺乏对具体城址的考察、记录，多以猜测代替。

（二）20世纪90年代初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出现与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考察者纷至沓来，在新疆考察、探索，在掠夺大量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
①钟兴麟、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第245页。

②（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72页。

③（清）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第55~56页。

④（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486页。

⑤钟兴麟、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第241页。

⑥钟兴麟、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第243页。

⑦（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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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近代意义上科学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在各国探险团队在新疆的肆虐活动中，对塔里盆地北缘的考察多集中在库车绿洲，先后有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团于对库车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千沸洞、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遗址，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考古调查；1905～1907年，1913～1914年，A．格林威德尔率领德国考察队先后两次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活动；1907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库车开展近8个月的考古工作，主要调查发掘了库木土拉千佛洞、苏巴什佛寺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今夏合吐尔）等遗址。

这些调查与发掘多以佛教遗址为主，主要以挖掘文书、木简和佛像、壁画等珍贵文物为目标，对城址的关注相对较少。

而对塔里木盆地北缘城址开展系统的考察与记录的学者当推斯坦因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

1907~1908年，斯坦因对吐鲁番盆地重要遗迹调查、发掘后，经托克逊沿银山道前往焉耆盆地，沿路考察了大湖遗址（今乌什塔拉穷库勒遗址）、曲惠遗址、博格达沙尔遗址（今焉耆博格达沁遗址），并对明屋遗址（今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与霍拉山佛寺遗址的部分区域作了清理。

之后过哈璊沟进入库尔勒，调查了乌孜干布拉克、央塔克沙尔、沙喀兰达三座“古城”及库尔勒西南的一处小型遗址。

此后沿孔雀河、音其开河前往库车绿洲，调查了库木土拉、杜勒都尔阿库尔、苏巴什等佛教遗址①；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攫取大量珍贵文物后，向南穿越库鲁克塔格山脉，进入塔里木盆地北缘，沿孔雀河西行，到达库尔勒绿洲，调查了附近的都尔比勒（Durbil）村堡垒（现已不存），后沿当时大道前往轮台县境，先后调查梯木烽燧、阿克塔木遗址、阿格拉克（今阿格拉克古城）遗址、拉帕尔古城（现已不存）、“阔玉克协尔”遗址（今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拉依苏烽燧与戍堡、“乔克塔木”（Chuk-tam）烽燧等。

之后向西前往库车——沙雅绿洲，沿途调查了阔玉克吐拉烽燧与遗址、却勒阿巴德及其附近遗址、托盖塔木（Tuge-tam）遗址（现托盖塔木西遗址）、库车古城、皮朗吐拉、科什吐拉遗址、卡尔梅克沙遗址、阿克提坎协尔古堡遗址、通古孜巴什、克孜勒协尔遗址、玉奇喀特、科什吐拉、阔特鲁克乌尔都土墩遗址、琼协尔、黑大爷巴扎、黑大爷协亥尔等遗址②。

1928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由吐鲁番盆地经阿拉沟穿越天山到达焉耆盆地，开始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考古调查与发掘③。

先后在焉耆盆地重点考察了曲惠古城、锡科沁明屋（今七个星遗址）、阿拉尔旧城、博格达沁旧城、哈拉木登旧城等遗址，试掘了锡科沁明屋沟西大殿、佛洞，霍拉山废寺，土子诺克墓地；在库尔勒考察了玉子干、羊达克沁和狭而乱旦（今夏哈勒墩）三城；自库尔勒至轮台考察库尔楚、野云沟、策特雅尔、洋沙尔等地遗址；在轮台境内调查了梯木沁（现廷木墩烽燧）、黑太沁（现阔那协海尔古城）、柯尤柯沁（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卓果特沁、卡梗布拉克、于什博罗久、黑太沁尔诸城址；在库车考察了苏巴什古城、皮朗墩；沙雅调查了于什加提（现）、大望库木、克子尔沁、鹤计土拉、色当沁、勒哈米沁（现来合买协尔古城）、通古斯巴什、不徒瓦什（现博提①[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2~706页。

②[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040~1118页。

③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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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古城）、玉尔衮沁、托卜沁、羊达克沁大城（现乌什喀特古城）、大小羊达克沁、月勒克沁等城址①。

上述可以看出，此一时期，关于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的研究，逐渐走向更为科学的考察，尤其是斯坦因与黄文弼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三条进入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线路，调查报告中详细的绘制了考察的线路与各遗址的单体线图，记录了遗址的具体位置、基本形状、构筑方式等等，极具参考价值。

同时，此一时期的学者都具有深厚的汉学与文献功底，在考察过程中，也作了不少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订，如伯希和利用出土文字材料对库车、阿克苏、乌什古地名进行考证，延用了《新疆图志》说法，比定阿克苏为汉姑墨所在，乌什为汉温宿国故地②；斯坦因根据自己实地考察道里之数，考订《唐书·地理志》中关于焉耆至库车，库车至阿克苏之间的路线，并对汉危须、尉犁、山国等地也作了推定，认为库尔勒即汉危须故地，尉犁在危须之西③；黄文弼先生同样根据自己的调查，结合文献记载对部分城址作了历史地理学的考订，认为博格达沁为唐焉耆镇所在地，汉尉犁国政治中心，焉耆员渠城当在北边的阿拉尔旧城。

而库尔楚之南，适当古渠犁国地，小野云沟，即乌垒国地④等等。

这些推论无疑推进了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的研究，也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但其中也存有一些局限，例如对遗址年代的判定，斯坦因在报告中多次提出年代无法判断，黄文弼先生对许多城址年代的判断则基于采集的钱币材料，不免有误判之处。

（三）1949~2013年的调查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塔里木盆地北缘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重要的发现与研究多集中于墓葬材料上。

关于城址的调查与发掘，以黄文弼先生1957-1958年的调查与发掘最为重要。

1957年，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属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黄文弼先生偕许景元、赵信、张寅三人赴新疆进行考古调查，历时一年多，共调查五个专区，两个自治州，两个市，二十四个县，调查寺庙、城址等各类遗址127处，并对哈密、焉耆、库车等地的部分遗址作了试掘。

在焉耆地区调查了开都河沿岸的曲惠、萨尔墩、日孜和田三城，并认为“是危须与焉耆以哈布齐垓水为界，以东属危须，这样曲惠古城、萨尔墩古城更应为危须国地。

以西属焉者，是日孜和田古城、南北哈拉毛墩古城为焉耆国地。

”博斯腾湖西岸的喀拉马克沁（即博格达沁）与其西北角里许的两重城、阿克墩、阿希土拉、阿奇土拉、唐王城、锡科沁古城、明屋遗址以及铁门关遗址，对唐王城与明屋遗址作了局部的发掘，推定为唐代遗存；在库尔勒调查了托务其古城、爱力克满古城、库尔楚土墩；在尉犁县境内调查了萨尔墩古城、喀拉区梗古城以及雅库伦烽燧⑤；在库车地区调查了龟兹古城及周边遗址、明田阿达古城与大黑太沁古城，并对明田阿达古城与大黑太沁古城的局部区域作了试掘，依据发掘情况初步判定城址为唐代城址，并考订明田阿达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2~41页。

②［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7页。

③［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3~704页。

④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6~12页。

⑤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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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可能为唐代龟兹驻兵之城①。

黄文弼先生之后，除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外，尚未有任何研究者或机构再对塔里木盆地北缘一线城址做过系统调查，仅有少数学者对某个或某一区域的城址做过调查，如张平等对库车唐王城及其周边遗址的调查②，林梅村对轮台县境内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调查③，刘建国对库尔勒至轮台间古代城址的遥感探查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对龟兹故城的勘查⑤等。

至于发掘，则更是凤毛麟角，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90年代，为寻找西域都护府所在，对轮台县境内阿格拉克、吾里旁等古城作过试掘，惜资料尚未公布。

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科学发掘的开展以及多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使得对塔里木盆地汉唐城址的研究由历史地理学上大区域的推定逐渐细化至具体城址的考证，焦点则集中在龟兹、焉耆两大国都城的考订以及关于西域都护府的讨论之上。

关于西域都护府的争议，多集中于历史学界，问题聚焦在都护府的设置时间、功能职责、官职制度等方面⑥。

其地望所在，多沿用清末所考，在今轮台策大雅的看法，虽也有争议，但均未超出轮台绿洲的范围，具体城址所在，则一直未有定论。

关于汉唐龟兹都城的所在与变迁，最早见于1962年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一文，他认为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汉代龟兹城，即《水经注》所载“故延城”，为现库车东郊之皮朗旧城；汉以后、唐以前文献所记“延城”已迁，可能为现沙雅北的羊达克沁大城；唐代龟兹城迁回汉延城所在，即今皮朗古城⑦。

此后，陈世良据历代文献记载龟兹都城“其城三重”、“王城规模”及距白山的距离，推定两汉时期龟兹都城在今皮朗古城（王莽末年至东汉初年曾迁往今新和县于什格提古城），西晋末年或东晋初年，龟兹都城迁往今库木吐拉遗址群（今夏合吐尔、乌什吐尔城址）。

到吕光伐破龟兹后，又迁回皮朗古城。

北魏至唐贞观二十二年之前，龟兹王都均在皮朗古城，其名龟兹城，安西都护府亦设于此。

唐高宗显庆三年以后，龟兹都督府（即龟兹王城）又迁至晋代都城旧址（今夏合吐尔、乌什吐尔城址），名为伊逻卢城⑧。

2015年，林梅村考察龟兹故城，同意黄文弼观点，认为唐龟兹王城即现龟兹故城遗址，位于库车东郊，现存遗迹主要为唐代伊逻卢城残垣断壁，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

城郊外有祆教墓地，西门外有佛寺，龟兹都督府位于东门内，北门外为安西都护府遗迹⑨。

关于焉耆都城的所在与变迁，专题的始论见于黄文弼《焉耆博斯腾湖三个古国考》，否定了《西
①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0月，第54~113页。

②张平：《库车县唐王城的调查》，《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③林梅村：《考古学视野下的西域都护府今址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43~58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及汉唐考古研究室（刘建国等）：《新疆库尔勒至轮台间古代城址的遥感探
查》，《考古》1997年7期，第67~77页。

⑤李肖：《新疆库车县龟兹古城初步勘查》，《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第217~229页。

⑥洪涛：《汉代西域都护府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2007年第2期，第5~10页。

⑦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物》1962年7、8期，第16~19页。

⑧陈世良：《龟兹都城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116~123页。

⑨林梅村：《龟兹王城古迹考》，《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4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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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道记》推定博格达沁可能为员渠城之说，认为其为唐代焉耆镇所在，并推测汉之员渠城在该城北部①。

1958年再次考察焉耆盆地时，推测哈拉毛墩古城或日孜和田古城可能是焉耆国都员渠城②；1982年，韩翔在实地调查博格达沁古城的基础上，否定了黄文弼关于汉代员渠城的看法，认为汉唐时期焉耆国都城均为博格达沁古城，唐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也是此城③。

1983年，陈戈在对焉耆地区作过调查之后，撰文考证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认为焉耆都城从未变动，汉—唐时均为博格达沁古城，尉犁都城可能为库尔勒夏渴兰旦（今夏合勒墩）古城，而危须都城则为曲惠古城。

④（四）2013年以后的工作与发现
十八以后，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下，新疆考古事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重心逐渐南移。

2013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陈凌主持发掘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拉开了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考古新的序幕。

此后，库车龟兹故城、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卓尔库特古城，库车乌什吐尔遗址，库尔勒玉孜干古城等相继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

虽然目前这些城址的考古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但现代科学的发掘与多学科的综合运用，也使得我们对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塔里木盆地北缘分布的汉唐城址数量大、类型多、保存差，许多城址都位于盐碱较重的区域，使得考古发掘与研究难度加大，综观以往的发现与研究，尚存在有一定的局限，主要有：（一）定义不明。

与全疆其他地区一样，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多是带有围墙遗址的统一称谓，这里面既包括汉唐时期的城市，也包括戍堡、驿站等军事、交通设施。

关于城、城市、城址的关系，徐宏已作过讨论⑤。

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分支来看，普遍将与城址考古有关的工作称之为城市考古，如何定义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古代城市，尚未有学者作过理论层次的讨论。

（二）年代与性质的不确定。

相对于徐萍芳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划分为四个阶段来说⑥，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的年代则较为模糊，这一方面来自于现有的资料多以调查为主，科学发掘的较少，缺乏有力的年代学证据，另一方面也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塔里木盆地北缘城址多为“荒野型城址”，且类型多样，许多城址都存在有多次借筑、改筑、扩建、修葺等现象，加大了城址始建、使用、废弃年代判断的难度。

关于城址的性质，更是多样，有绿洲邦国的都城、有屯城、有用于军事防御的镇城等等，尚未能寻到与构筑方式、基本形制与规模大小完全吻合的发展规律。

（三）研究方法的单一。

现有对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城址的研究多采用将历史文献记载与城
①黄文弼：《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277~285页。

②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③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第8~12页。

④陈戈：《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新疆考古论文集（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44~657页。

⑤许宏：《城·都城·城郭·城墙——城市考古研究札记之一》，《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4页。

⑥徐萍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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