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至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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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至情论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可以说,这段话将汤显祖的至情论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从中理解汤显祖对“情”与“至情”的感悟。
本文将拟对其至情论作简要论述。
一、“情”与“非情”
“情”是《牡丹亭》的主题和灵魂,正是汤显祖在该剧中赋予“情”以深刻而丰富的意蕴,才使该剧在同时代的诸多剧作中鹤立鸡群,并在文学史上和社会现实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情是人的欲望、人的追求、人对物的占有,是人的自然需求和精神需求没有压抑的满足,是人主动进取的一种精神。
若想在理论著述和哲学领域中将“情”解释清楚并不困难,但如果用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机的戏剧结构将其生动而具体地体现在作品之中,则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在一定篇幅的作品中人物的行动总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涉及到情的方方面面。
许多论著都指出,《牡丹亭》中的“情”是指情欲还是情爱,笔者认为,情具有多重意蕴,包括情欲、情爱、亲情、友情在内的许多情,都是“情”的表现。
在《牡丹亭》中,“情”的范围虽然缩小到了男女之间的情,但仍具有丰富的意蕴,情欲和情爱都是它的重要内容,但是“爱”要比“欲”的内涵要高,“欲”只是原始欲望,但“爱”则囊括至真、至善、至美之物,如杜丽娘自身所言“一生爱好是天然”,她的真情真性则是“情”的完美体现。
而“非情”,实际上,剧中的三位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柳生与杜宝、陈最良三人始终围绕着“学而仕”旋转,以“才”为内涵建构了一个“非情”的男性世界,他们并不懂得“情”为何指。
柳生以才自许,但一出场便堕入了蟾宫折桂的梦想。
陈最良读了一辈子诗书,最终不过是一介陋儒而已。
而杜宝对宦途生涯总是充满着一种忧患与疲倦感,又以某种勘破仕途的睿智嘲讽了柳、陈对功名的念念不忘。
另外,杜宝治淮时一筹莫展,最后靠贿赂李全的妻子杨氏,这才莫名其妙地退兵言和,这种功劳说起来并不光彩。
陈最良莫明其妙地寄了一封书,便得到了自己以为已经绝望的功名。
柳生的状元得来更莫名其妙,传奇将一个眼中毫无文字的苗舜宾拉来充当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他取中柳生,这才使得柳生取得状元之位。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就更浓了。
二、何谓“至情”
正如《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汤显祖认为那种一往情深、超越生死的感情不同于普通的男女恋情,而是“情之至”。
所谓“情不知所起”,是指这种“情”乃与生俱来,不需要任何具体缘由;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则是指这种“情”具有超越生死的绝对自由性。
这种不能“以理相格”的“情”,即是所谓“至情”。
事实上,“至情”说早在中国神话中便初见端倪,传说舜帝之二妃娥皇、女英之死是因为痛失丈夫、殉情而死,这便为“至情”提供了依据。
要做到“情之至”,就必须超越生死之间的界限,为了实现理想中的情,既应该为它而死,更应该为它起死回生,否则,就不是“情之至”。
为情而死,说明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真情,但如果梦见了却不为其而死,就不足以表现杜丽娘精神渴望的热切与强烈,作者展示主人公的出生入死,是为了表现杜丽娘理想实现的痛苦性和艰难性;为情再生,则是真正爱情呼唤的结果,“死而不至于复生,也不足以表现杜丽娘实际追求的果敢和坚决”,从而昭示了至情具有冲破一切束缚、连接人间地府的巨大力量。
其中由死亡引出的冥界、仙界是实现团圆的重要途径。
可见,死亡在情感这条主线上,不仅凸显了悲剧力度,还延续了情,改变了情的性质,同时也作为一种手段让情感结束在平凡的夫妻恋关系中,更重要的是死亡体现了作者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状态的深层思考,即表明“至情”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层次。
三、情与理的冲突
“人世之情,非人事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汤显祖的这段话体现了他思想中情与理的冲突,感性与理性的对立。
自古以来,能将情与理的关系处理得甚好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这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紧密相连的。
古代封建礼教盛行,“理”的存在是对既成教条的被动接受和扼杀人性的遵守。
作品中,情与理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梦中之情产生。
当时现实的社会,在程朱理学严酷的统治下,强调的是“灭人欲,存天理”,进步的作家、思想家正是看到了“理”的不合理性、理学家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以及普通百姓正常的自然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才敢于打出“情”字大旗;也正因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但致力于情欲的追求,而且亵渎了情欲本身的纯洁性,他们才提倡合理的情欲。
然而,在当时提倡情欲解放并以鲜明的舞台形象现诸人们的视觉,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它要冒着不被人理解的风险。
但汤显祖却特别强调“情”的巨大作用,赋予了它起死回生的强大力量,并指出:“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是的,普天之下,有良知的健康的血肉之躯,谁不需要生存的真情呢?谁没有生活上、情感上的欲望呢?但要实现这种真情和欲望,只有在梦中才行,既要有冲破“天理”规范的勇气,更要有超越生死界限的大胆行动,即使上天入地、生生死死都无所顾忌,因而才有了梦中之情。
其次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
杜丽娘为情而死,为了与理想男性结为夫妇而不顾一切,死而复生,这无疑体现了这个女子的真性情。
然而,起死回生之后,当石道姑转告她说柳梦梅想成亲时,她竟一反前态:“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
”这与梦中的杜丽娘简直是判若两人。
柳梦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
”她则认真严肃,正色而道:“秀才,比前不同,前者鬼也,今者人也。
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人鬼之分、情礼之别,由此可见一斑。
就情本身来说,杜丽娘的所思所梦都已圆满实现,她与柳梦梅也成了一对真正意义上的夫妻。
然而,一旦离开阴界来到现实社会之中,她竟自觉地实践曾将其压抑得窒息了的“礼”,这固然说明了当时封建理学对人们巨大的控制力量, 同时,这又说明了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情的个体实现必须转化为社会实现,因为只有如此,才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
情的个体实现是在没有束缚的梦中和阴间完成的,而社会实现则必须要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才有可能。
综上所述,汤显祖“至情论”的提出,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是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体现。
“理”虽然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但“情”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是望尘莫及的,汤显祖在作品中将“情”提升到了可以超越生死的高度:“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如果说一般的情不能与理抗衡,那么,至少“至情”是可以与理平起平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