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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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
·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1月9日通过的决议
·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1920年12月7日全体会议通过）
·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1920年12月7日）
· 生产民主（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11日）
·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1921年1月13日）
·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1921年1月13日）
·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14日）
·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15日）
· 答托洛茨基同志（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1921年1月16日）· 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评列宁同志的短文（尼·布哈林，1921年1月25日）
· 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27日）· 一个吃乳食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答季诺维也夫同志（列·托洛茨基，1921年2月1日）
—补充—
· 论工会——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派同志的提纲（1921年1月16日）
· 工会的当前任务——伊格纳托夫派提纲（1921年1月19日）
· 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1921年1月25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1月9日通过的决议
―、鉴于对弗兰格尔即将取胜的前景以及工会有了把重心转移到同经济崩溃作斗争的可能性，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集中力量恢
复国家经济的决议现在重新具有迫切意义。

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工人组织重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提出，当工农国家直接着手消除经济空前混乱状态的时必须无条件地采取军事方式的工作形式。

二、另一方面，为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的主动精神，必须使工人组织同最广泛的劳动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

为此，必须同集中制和军事化工作形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因循怠惰以及对工会的琐细监督作最坚决而有步骤的斗争。

健全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要看党、苏维埃和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向广大劳动群众阐明采取这些救国措施的必要性并在组织上把最先进的阶层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

三、工会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作用问题，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有了充分详尽的阐述；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的当前任务作了如下的说明：
“与此相适应，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应当有根本的改变。

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军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首先就应当向一切工业行政机关、因而也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2]
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和加强工会机构本身，以便工会能切实地日益扩大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促使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关心（比如可以通过生产宣传使他们关心）最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

四、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执行计划方面必须坚持重点制的原则，同时，完全同意上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类工人及相应的工会组织的状况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毫不动摇地过渡到平等制，不断巩固总的工会组织。

五、鉴于生产上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央委员会认为，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来说，由于特殊情况所产生的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也开始逐渐过时了。

因此建议运输工会
中央委员会在工会内部加强和发展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

这已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到了日程上。

同时，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使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更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六、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有工会工作者参加的委员会，为所有工会组织就下列问题拟定一个详尽的指示：
（1）制定加强（用工作人员、报纸、资金等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整个的总的工会工作的详细计划；
（2）在工会内部发扬和更加广泛地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即民主制；
（3）发展工会参加管理生产的某些具体方面（方式、方法、办法）（4）专家问题也一样，把他们分成三类或三类以上，合理吸收他们工作，系统使用他们等等；
（5）联系工会所担负的新任务来改变各工会中夬机关的工作方法。

中央全会选出由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代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委员会的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四位同志。

原载《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俄文版第830—831页
(孔熙忠译张启荣校)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
（1920年12月7日全体会议通过）
一、工会运动方面的主要任务，如同党政方面的一样，是活跃组织的主动精神，即从上到下，尽可能在所有基层组织内首先讨论工会运动问题。

二、同样，在组织方面，也必须绝对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即在工会运动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把一切委派制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基于总的政治形势，工作方法和方式应当从属于这一任务。

因此,现在采取自上而下改造工会组织的方法是不适当的，是同当前党的总的路线背道而驰的。

四、第二项（绝非次要的）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组织生产（不只是监督）。

也就是说组织和实际管理生产。

五、因此，工人民主方法就应当是生产工人的民主方法。

这就是说，一切选举、提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不但要看他们的政治坚定性，而且还要看他们进行经济工作的能力、行政工龄、组织工作者的素质以及实际考验过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六、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培养新型工会工作者和精明强干、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

他们不是从分配和消费的角度，用需求者和同苏维埃政权谈判者的眼光看待经济生活，而是从生产的角度，用组织者的主人翁眼光看待经济生活。

七、最近的党代表大会应当制定提高工会生产作用的具体形式。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共和国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相应的提案，提交中央委员会。

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央委员会决定:
（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
（2）二月间举行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举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
（3）在代表大会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
（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根据正常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力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原载《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俄文版第831—832页
（孔熙忠译张启荣校）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
……党的领导机关干预铁路和水路运输工会的内部斗争，不仅历史上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出于当前的迫切需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是由于最严重的运输情况所决定的，因
为运输业的毁灭有引起整个国家毁灭的危险。

我们不要忘记，在去年秋季和冬季，需要修理的机车，其数量竟达到百分之七十，在这样大的百分比下，铁路运输有陷于停顿的危险，而运输的瘫痪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毁灭。

因此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可是实行这些措施的人力不足，因为当时主力都在前线，而需要的又是一些非常的紧急措施。

我们不能设想我们能把工会内部一切需要说服的人都加以说服。

要是我们等到说服了他们才再干，那就是去冒运输在半途就中断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

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先从上面做出应当如何为恢复运输业而斗争的榜样。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就采用了这样一些极端严厉的措施。

这些措施激起了一定的反对，这种反对所带来的苦痛直到今日为止在某些人心中还没有消失。

但是，现在我们同那些曾经跟我们争论过的同志们在一起完全团结一致地进行着工作，我们相信，一旦共同工作的成就更为显著，由于内部斗争所带来的这种苦痛明天便会消失。

这样的成就现在也已经出现。

既然我们进入了经济时代，既然我们可以预计到一切工会，也包括我们的工会在内会从几乎有我们一半党员在那里服务的军队中得到工作人员，那我们就有可能广泛开展生产方面的鼓动工作。

凡是叫作命令和任命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与群众的开展程度以及与群众的文化水平成反比的。

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不懂得：一旦局面好转一些,一旦我们稍稍能自由呼吸，一旦我们可以把工作人员从军事部门调去从事运输工作,我们就会立刻扩大组织，吸收工作人员参加一切运输部门的工作来进一步发挥主动精神。

在这里，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工人民主在工会内比在党内起着更加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工会才可能解决。

我曾在莫斯科一些工人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当第三十师和第五十一师处在彼列科普城下时，它们决不能在通过或不通过彼列科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必须突破阵地。

当时下的就是这样的命令。

但是，在战斗结束后，我们应当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我们应当进行教育工作。

越往后，我们在我们的军队中必须越少采用镇压方法，越往后，内部精神上的团结就越能保证内部强制方法。

关于运输业的军事化，也可
以这样说，运输业军事化也就是工会军事化。

它是由于害怕国家毁灭而实行的。

去年的秋季、冬季和今年的春季，我们运输业的状况也处在彼列科普的状态，我们不能进行争论，这一点表现在宣布运输业处于战时状态的指令中。

现在我们是否能说运输业的危险已过去了呢？是的，运输业的危险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是,并没有过去。

究竟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需要的是同志们在彼列科普地峡所表现的那种英雄般的努力，那种对事业的忠诚，具体来说是对运输事业的忠诚。

当我们谈到运输业军事化的时候，这就是说一切运输业工作人员应当献身于这种工作。

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这一工作的成败。

关于工作人员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也要这样说。

我们将怎样使每个工作人员实行军事化呢？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外部形式上的机关。

可是，如果没有全体运输工作人员内部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的运输业就会立刻瓦解。

现在，实行民主提出了精简军队的任务。

通过什么方法精简呢？其方法是提高军队的觉悟程度，加强它精神上的军事化。

这样便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至少能够精简一半军队。

否则，形式上的纪律就是落空的。

由此可见，军队的军事化就培养觉悟这一点说来,只是开始而已。

有人对我们说，这种军事化与工人民主的方法是相抵触的。

这是决不会的。

军事化本身说明我们群众应当这样建立我们的组织和这样规定我们的工作速度，以使工人舆论机关对一切破坏生产的工贼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事化的实质。

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其技术方面。

越往后，我们就越要使军事化依靠更广大的工人群众阶层，依靠更有组织的、重要的群众性劳动。

任务在于要使工会也成为一个吸引群众参与生产的机关。

这项任务，不应当放在反对与工会无关的官僚主义这种外部斗争上，而应当放在反对落后性和保守性所作的内部斗争上。

当我们吸引住作坊里的每一个工人的时候，当他在想方设法改进工具和工作方法的时候，当他在考虑作坊的门要安在什么地方才不至于使工人们每天多跑冤枉路（这样就可凑成上百万个工时）的时候，如果他在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同志们，这就是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最重要的部分、基本的部分。

必须要问，为什么要宣传政治民主呢？这是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空框架。

我认为这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此刻已博得工会的一些优秀的老工作人员的拥护。

在水路员工中间还并不完全这样，但是，到明天或后天，在他们那里也将会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们坚信无疑。

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一个应该着手解决新任务的机关,这种新任务是任何一个工会都没有解决过、并且也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个任务过去并未提到工会的面前。

这个任务就是在生产中组织群众，为了生产组织群众。

我们只是着手解决第一个任务。

在这里，每个运输专家和技术员都必须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要他们拿出一部分时间密切结合当前任务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工人群众讲述运输方面的技术任务。

在运输方面不应当有一个外行的工人。

我们大家部应当成为经济上的组织者，不应当有一个没有投入工作的人。

需要建立的不是单纯的工人民主，而是生产民主。

这就是说要建立这样的劳动群众组织：正所谓要瞄准每个生产者并考察生产者过去在实际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方面对生产作了什么贡献。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极为贫困,但是现在也可以使工人的状况改善百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只要我们各地的工作人员能发挥主动性，只要能够对此十分关心,只要能够吸引先进工人把集体主义因素带到较落后的地区，带到那些小市民习气还占统治的地方、工人妻子还在从事冼衣工作的地方以及工人还拿着锥子独自修理皮靴的地方。

即使从办修理协作社、集体食堂〔不是象我们这里多数的修理社和集体食堂那样，而应有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切实监督和吸收出色的烹调检查人员参加〕那样小规模的事情作起，那也可以使工人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已经讲过,在最近时期，由于精简一部分军队，我们期望劳动群众一般状况能得到改善。

因此，各派工人都应当对自己的代表加以评价，看他们利用地方资财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做了些什么，看他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了哪些贡献。

只有这样,工会把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成员吸收进来，在工会内部进行改造，使经济机关与工会机关融合起来,才能创立工人民主。

只有这样，工会机关和苏维埃经济机关平行存在的局面才会消失。

目前工
会把代表派到各个生产部门去，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

这是工会伸向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一些触角，以便促进这一融合过程。

工会里的斗争具有很多应当加以撇开的偶然因素。

这里既包括热情，也包括多余因素，这是需要当作垃圾扫除掉的。

如果我们迫不得已把这种斗争带到群众中去，那我们并不害怕。

我们可以向群众解释整个实质是什么。

整个实质在于我们跨进了新的时代，即经济时代，群众发挥主动精神的时代，生产的时代。

所以我们向工人群众说:请考查我们吧，但要掌握新的标准。

以前你们需要的是在罢工时期作为很好的保护者的那些领袖，而现在这样的领袖应当成为鼓动员、建设者和经济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应当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果他们把皮靴的数量、面包和煤的数量增加了，那他们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领袖。

我们为工会所举起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

工人阶级将不采取工联主义者的方针，而是采取经济工作者、创造者的方针，采取领导群众并保证群众摆脱经济破坏现象的那种人的方针。

原载1920年12月7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生产民主
列·托洛茨基
每个国家制度都是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组织。

国家机关的结构及其采用的方式的任务是：保证本阶级在当前条件下实施最适合于它的管理。

既然管理是通过人进行的，是由人来进行的，并且是对人进行的，那么每个统治阶级的每种管理制度的根本任务，是发现、获得、选拔和教育对管理所必需的人才并把他们安置到适当的岗位上。

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所说的“各得其所”这句俗语中所表明的那种任务。

任何制度，诸如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有这一项任务。

选拔和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各得其所。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虽说有普遍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等等,但是当权人物的挑选和组成决不是通过选举方式完成的。

实际上,是在上层进
行着复杂的人为的挑选工作，挑选对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分子，由他们组成政治集团，这些集团在次要问题上相互竞争，但在主要问题上团结一致。

至于物质上没有力量的群众，却不得不定期地从这些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人为拼凑起来的集团中选出一个集团上台执政。

只有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才能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逐渐造成一些条件，以便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或有名无实地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

如果民主制度就是指群众实际地、越来越自觉地和越来越有计划地参加各方面的管理,那么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它采取怎样严厉的“专政”形式，才能创造、形成和发展这种真正的民主制度。

换句话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建立自己所必需的一些机构，并使每一个人各得其所。

这种过程是不是在一切领域和在任何时候都通过形式上的选举完成的呢？没有的事。

执政的工人阶级决不会对形式上的民主标志这样崇拜，领导工人阶级的党，自觉地和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不能不一再对工人阶级指出，在哪些场合必须缩小形式上的民主并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保障基本的东西即工人阶级的政权。

假若作纯粹抽象的讨论，也就是脱离现实的国内外历史条件来考虑，那么可以说，最好从作坊和矿井开始到处都立刻实行选举制。

这样一来，劳动群众就会有最丰富的资料来比较各企业、各机构、各地方实行选举的结果，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改正错误并逐渐学会挑选人才，使之各得其所。

譬如说，假若在军队中立即实行普遍选举制，那么归根到底我们的各排、各团和各师会学会选出那些最后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指挥员。

糟糕的是,在走向这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的团和师以及整个工人阶级，会被已经挑选好了指挥人员的敌军彻底歼灭，以致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军队选举制的试验进行到底。

正确的阶级本能与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大限制形式的民主方法，因为工人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军事上内行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机关来选拔指挥人员，较之让那些还没有充分学会选举的群众来直接选举指挥人员，能获得虽不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更令人满意的
结果。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作某些修改和变通后，适用于苏维埃工作的一切方面，而首先适用于经济方面。

由此可见，对待问题不应该用形式民主的标准，而应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吸收群众参加管理的角度出发。

战争无疑大大减少了采用形式民主的方法。

但是，这决不是说，战争生硬地中断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

决不是这样的。

军队给了几万先进工人非常重要的教育，使他们学会如何在最困难条件下领导农民群众。

另一方面，军队首次使千百万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思想，并使他们参加到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中去。

这个极重要、极宝贵的经验，虽然不是以形式民主的方法获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机关以“任命”方法获得的，但是这个经验在目前却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为了保证自己有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在每个特定时期加强能解决当前最重要任务的那些国家机关,必须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轮流使用，有时配合使用。

选举制和任命制，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直到个人独揽大权为止，所有这些方法，有时是减少采用一种方法以便更多地采用另一种方法，有时是相互补充。

总之,这些方法是供工人阶级来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关和解决那些已提到日程上来的任务所用的。

1917年秋季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夺取政权这件事，首先把夺取旧军队和夺取农村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

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鼓动方面的：从鼓动角度上选拔和分配工作人员。

在这个时期要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首先也是由鼓动任务决定的。

党和群众对工作人员都按其在鼓动工作方面的作用加以评价和相应地配置。

第一个时期——革命和政治上取得最伟大成果以及行政和经济上处于最严重混乱的时期一一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在1918年3月，党已经为自己提出了关于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选拔组织者和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即关于在各方面以经常的有计划。